在这种古老艺术的发源地，鲜活的表演已薪火不继，漂亮的皮影工艺品却成为生财之道
77岁的老艺人潘京乐从箱子底翻出发黄的老“皮娃娃”。那些皮影戏红火的日子里和他一起唱戏的同伴都已经不在人世，现在有人请他唱戏，还要从其他剧社临时凑人。本报记者吴江摄
华县皮影戏后继无人已经成为事实，乡村的少年偶尔钻进戏棚也只是出于好奇看看热闹，没一个是真正愿意学戏的。
5个人的班子却能制造出整个乐团的效果，这是华县皮影的独特之处。40岁的姜建合是班子里的重要角色“前声”，一人演唱生旦净丑，同时还要打鼓弹琴，但他已是华县最后的皮影戏传人了。
振华社在本村上演了三出折子戏，来看戏的几十人不是老观众就是小孩子。皮影戏鼎盛时期十里八乡争相观看的场面再也不会有了。本报记者吴江摄
两千多年前，汉武帝爱妃李夫人染疾故去，武帝思念心切神情恍惚，终日不理朝政。大臣李少翁一日出门，路遇孩童手拿布娃娃玩耍，影子倒映于地栩栩如生。李少翁心中一动，用棉帛裁成李夫人影像，涂上色彩，并在手脚处装上木杆。入夜围方帷，张灯烛，恭请皇帝端坐帐中观看。
武帝看罢龙颜大悦，就此爱不释手。
这个载入《汉书》的爱情故事，被认为是皮影戏最早的渊源。
几许辉煌落寞，两千年后的今天，在陕西华县，中国皮影发源之地，很多20岁以下的年轻人不但没看过皮影戏，甚至不知道皮影戏是什么。
唱到天明
“外地的皮影戏，签手常常需要几个人，有的戏班子人数甚至超过十个。而我们华县皮影，签手和前声都只有一个。这就像古语里说的‘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对舞百万兵’。”2005年2月19日晚，华县夏庙镇姜田村，一场久违的皮影戏在村道中间上演。
下午5点，在夕阳的余辉中，戏班开始搭台子。
皮影的舞台简单方便，用艺人的话说就是：“七长八短九块楼板，五叶芦席一卷，四条麻绳一挽，十二根线串，两个方桌一个镢头，啥都不管”。
半个小时不到，悬在空中的戏台就搭建完毕。
所有的支撑就是两个1.3米高的条凳，条凳上搭了6块木板，条凳四个角上绑了胳膊粗细的木椽，顶搭草席，前面绑上幕布。
村民们开始零零散散跑来看热闹，艺人们却回主人家吃饭了。这是一场“天明戏”，也就是说，艺人们要从天黑唱到天亮，在这中间，主人家一共要招待三顿饭，唱戏前吃一顿，唱完一本戏后主人家把饭菜送到后台吃一顿，第二天早上结束后回到主人家再吃一顿饭。
“我们这里近十年没有唱过皮影戏了。”村民李老汉6点钟就搬着凳子坐在了村道中，他70岁了。
7点钟，天完全黑了，五名艺人从亮子（幕布）后面进入后台。在这个5平方米左右的空间里，5个人要各司其职，每人都要负责四五种乐器。
在华县当地，皮影又叫“五人忙”。其中最重要的是“前声”———生旦净丑都由这位一人演唱，有时一唱就是八个小时，唱的同时还要打大鼓弹月琴，相当于一个乐队的指挥。然后是“签手”，负责操纵皮影表演：“坐槽”，也叫打后台，坐在后台的最后面，负责敲锣、打碗碗、击铙、打梆子等5件乐器：“上档”，主要负责拉二弦琴和吹唢呐：“下档”，主要负责拉板胡、长号和配合签手。
“其实就是五个人，可是听起来像是一个乐队。”“坐槽”刘建平一脸自豪地介绍。李老汉也显然不是外行：“外地的皮影戏，签手常常需要几个人，有的戏班子人数甚至超过十个。
而我们华县皮影，签手和前声都只有一个。这就像古语里说的‘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对舞百万兵’。”正月的关中农村，夜间温度降至零下5度。村民们生起几堆篝火，看着台上的表演。一个小时之后，一些年轻人和孩子开始散去。两个小时过去，剩下的十几名观众，已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唱到后半夜，台下面常常是一个人都没有。不过既然主人家掏钱了，有没有观众都是一个样。”姜建合说。
作为今晚的重要角色“前声”，姜有些自我解嘲地解释，皮影戏所有的操作都在幕后，看不到观众，对艺人们来说，戏实际是给过红白喜事的主人们长脸的。主人要的就是这个热闹、这种气派。
有时候，主人会叫上两个皮影戏班子，唱对台戏。到后半夜，虽然没有观众，两个竞争对手互相却叫板的欢腾。但这种情景，姜建合已很久没有经历了，那几乎是20年前的记忆了。
孤寂的潘师
说着说着，老艺人落泪了，“不行了，这帮年轻人干不成了，就是我能唱，也没人能配合我了。”2005年2月18日，正月初十。刘家塬的皮影戏老艺人刘兴文给临村潘家塬的潘京乐打电话，说想热闹一下。潘京乐就兴冲冲地扛着他的月琴走了一里多路赶到刘家塬。那天华县鹅毛大雪，潘京乐到时全身都白了。
潘京乐今年77岁，是华县皮影戏目前的领军人物，也是最年长的仍有能力演出的老艺人。
方圆几百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过去很多人不知他的大名，但提到“秃子娃”，大家都知道。谁家想请皮影戏班子，都会点名找和潘老汉搭班唱戏的“秃子娃”戏班。
潘京乐14岁开始学戏，父亲和叔叔都是唱前声的。“我十三四岁拜师学艺，15岁就登台演出。我师傅当时在华县皮影戏唱得最好，他叫刘德娃。我五月二十五拜师，十一月就开始演戏，当时割草时瞎唱几句，村里的人都奇怪呢，说我唱得好。”潘京乐“五月红”的称号就是那时传出的。据说，他的旦角苦戏最神，“把脖项扭成蒜薹”的拿做劲儿，引得观众后台观看，久不忘怀。
正月初十这天，在刘家塬村长刘中智家，潘京乐、刘兴文、刘华、刘建平、刘进瑞五人坐在火炉旁，哪咿呀咿地唱了三个折子戏。这是流行于关中东部的碗碗腔，阴柔婉转，勾人魂魄。刘进瑞专门把大学刚毕业正在家休假的儿子招来负责录音。
这个23岁的大男孩满脸的不情愿。他说，自己根本听不懂潘京乐唱的是什么，也没兴趣知道。对他来说，皮影戏就像曾经流行的军用书包，既不好看也不实用，不会再有人喜欢了。
“没有签手，只能这样大家坐在屋里热闹一下了。”村长刘中智说，年前，刘家塬添置了一些设备，组建了秧歌队和锣鼓队。
也将村子里能演皮影戏的人都组织起来了。但“前声”虽然可以借用临村的潘京乐，可找来找去，还是缺个签手。
近几年，潘京乐常常被别的皮影社借用。他虽曾是华县四大皮影社之一光艺社的社长，可现在已是光杆司令。
“光艺社再也演不了戏了，因为就剩下潘京乐一人了。”华县皮影研究协会会长姚现成说，“现在要听潘京乐唱戏，就只能临时凑班子了。”下午三点多钟，艺人们尽兴散去，潘京乐再次扛上他那已有100多年的粗糙月琴，返回潘家塬自己的家。
潘京乐的家还是20多年前的土房，老伴离开人世也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在点灯却仍昏暗的房间里，一张大土炕足可睡5个人，那上面，一床薄薄的单人被褥孤零零地铺在中间。
坐在两面透风的过堂，潘京乐兴冲冲地指着挂在过堂上的照片让大家看，其中一张是他与《活着》剧组葛优等人的合影，这也是他在国内最荣光的一件事。
“那电影里最早出场的是我。葛优他们从天津来录我的音，回去后模仿的。”而照片中另一位教葛优操纵皮影的签手已经离开人世。
然后，潘京乐又拿出自己收集的200多套剧本，全是手抄本。“现在我是华县收剧本最多的人。
没有人会多过我。”但说着说着，老艺人落泪了，“不行了，这帮年轻人干不成了，就是我能唱，也没人能配合我了。”“潘师是华县皮影的活化石，他要一走，好多戏就永远失传了。”随行的华县文化馆馆长张更胜低着头，慢悠悠地叹出一口气。
最后一个皮影戏传人
“当时学的时候皮影戏很红火，我本想只要把这个学好，一辈子生活，养活婆娘娃就不用愁了。谁料想我辛辛苦苦学了几十年，到现在竟然没人看养不了家了。”
刚过春节，姜建合还不习惯年龄又增加了一岁。他总是说“39了，噢，不对，过了年40了。”但不管怎么说，姜建合都是华县皮影戏最后的传人，因为他是艺人中年龄最小的，而他组建的振华皮影社也是华县最年轻的皮影戏社。
2003年8月，一场特大洪水，淹没了姜建合住的村庄，连续半个月，他都只能从坝上看洪流中自家的尖尖屋顶。那场水灾，让本就不富裕的华县农民损失惨重。那以后，姜建合演戏的次数更少了。除了农忙时节，姜建合就进城打点零工，或者跟随建筑队干些筛沙子之类的小工。
“靠演戏是维持不了生活的。我当时学的时候皮影戏很红火，我本想只要把这个学好，一辈子生活，养活婆娘娃就不用愁了。谁料想我辛辛苦苦学了几十年，到现在竟然没人看养不了家了。”姜建合目前是渭南市的政协委员，市里县里面都希望他在保护和传承皮影戏方面多做些工作。
姜也着急：“这个皮影戏我在最下面，没有人学，没有传人，以前的东西都失传了，我上面一些老艺人给我传了一些，还有一些传不到，老艺人去世了社会上这个东西也就消亡了。我想到这儿，心里就难受。可有心继续把它再演下去，它养活不了我，养活不了孩子。”姜建合学戏的时候，父亲姜尚文负责生产队皮影社外联工作，与很多有名的艺人相熟。13岁的姜建合在父亲的介绍下，随西安戏曲研究院退休回家的刘俊民学戏。刘俊民也是很小学戏，参加工作前就是很好的前声了。
像所有拜师学艺的徒弟一样，那时姜建合有戏跟着学戏，没戏吃住在师傅家，一边练习一边帮师傅家干活。一年后，他就登台演出了。
当时，每个生产队每年都要演两晚上戏，一晚上15元。农户家有红白喜事，也几乎全请皮影戏，每晚20元。虽然所有演出收入都要上缴生产队，但记的工分还是远远高于下地干活，
艺人们演出，村民们常常是倾巢迎接。
姜建合组建的振华皮影社，成员中除了“上档”刘正娃64岁，其余四人都是四十多岁。一年前，打“后台”的刘建平在西安找了份固定工作，就很少回乡了。振华社要演出，就又得借人了。
内冷外热
外国人搞不明白的是，从场外听起来完全是一个几十人组成的大乐队和大剧团，进到场内一看，只有五个人。每个人都操作四五件乐器，眼花缭乱却又忙而不乱。
“华县的这些皮影艺人，几乎个个都出国演出过。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皮影戏在国外的演出反倒是场场爆满。”华县文化馆馆长张更胜的描述了华县皮影戏的现状，内冷外热。
1994年，德国籍皮影研究专家、年届80岁的托梅老太太，以民间名义邀请华县皮影戏艺人赴德国进行为期45天的全德巡回演出。
出国前例行审查时，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专门为西欧驻华代表们安排了一场华县皮影戏演出。
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西欧驻华文化参赞白尚仁（中文名）先生就来到艺人们住宿的宾馆，拉着艺人们的手，反复地说，他看完演出后，一夜都没睡着。一是碗碗腔的音乐一直在他脑边回荡，二是他怎么也想不通，在中国竟会有这么动听美妙的戏曲音乐，而且竟然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它的存在。
近十年来，华县皮影戏艺人几乎每年都有出国演出的机会。外国人不会端着板凳坐在露天看戏，皮影戏只能在剧院上演，坐在后排的观众看起来就有些吃力。但依然是场场爆满。
外国人搞不明白的是，从场外听起来完全是一个几十人组成的大乐队和大剧团，进到场内一看，只有五个人。每个人都操作四五件乐器，眼花缭乱却又忙而不乱。而西方的皮影一场戏光签手就得有两三个。
五年前的德国行，签手魏金全还收了个法国徒弟。50多岁的班任旅（音译）是法国有名的皮影艺术大师，当华县皮影戏在德国演出时，他也专程前往德国观看。那是一场《后羿射日》的折子戏，魏金全灵活的指法让班任旅惊叹不已，演出结束后他找到魏金全拜师。此后，班任旅每年来一次中国，在魏金全家学习操纵皮影人。去年，他又带来两个同行，一起向魏金全讨教。
但外国的观众救不了华县皮影，回国后，皮影艺人面对的仍然是贫瘠的黄土高坡和习惯了电视和流行歌曲的大众。
陕西省民间艺术剧院皮影设计、皮影研究者杨飞认为，华县皮影之所以“墙内开花墙外红”，是因为外国人喜欢中国最古老、最原汁原味的文化艺术，是一种猎奇心理。皮影要在国内生存、延续下去，必须要创新。
“皮存影亡”
当民间的皮影都被收购作为家居装点的时候，就仿佛把皮影从民间这块肥沃的土地中活生生拔了起来。 唱一场戏还不如做一个皮影人，这就像把拔出的皮影再使劲甩上几甩，把牢牢笼着根系的保命泥土也甩得干干净净。
也许，把皮影变成工艺品摆放在家里，可以称得上是华县皮影的一次成功创新。毕竟这样比唱戏带来的经济效益要大得多。
在华县四个皮影雕刻大家中，薛宏权算得上是一路诸侯。见到薛宏权时，他刚从新加坡回来。这是薛宏权和他的皮影工艺品第一次走进新加坡。在当地为期18天的第十二届“春城洋溢华夏情”活动中，没见过皮影的新加坡学生成为薛宏权最大的买主。
现在，薛宏权已经摆脱农民身份，在华县县城里买房买车，开了间皮影雕刻工作室，雇了近20人专门搞皮影雕刻。华县文体局在介绍华县皮影时，总是以走向衰老的潘京乐和发展产业化经营的薛宏权为代表，展示华县皮影两条不同的出路。
薛宏权出生于华县柳枝镇良堡村，14岁时辍学开始学习皮影雕刻。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什么收入，业务就是给戏班子损坏的皮影修修补补。当时镇上很多人都出去打工了，那时在县城附近随便做个小生意都比这个强，朋友们说我没出息。”偶然的一次旅游改变了薛宏权的人生。1992年，薛宏权和妻子去临潼旅游，在兵马俑门口看到有很多民间手工制作的工艺品在卖，薛宏权马上有了制作皮影工艺品的念头。
1993年，薛宏权在县城租了间房，雕刻起了工艺皮影。现在，薛宏权说自己的产品主打高端市场，主要销售对象是大型旅游景点、星级饭店和外宾。一副工艺皮影装上镜框，一般售价都在三四百元左右，高的可达上千元。
而在薛宏权的示范效应下，柳枝镇已成为华县最大的工艺皮影雕刻基地。就在去年，华县政府也提出了要将皮影制作产业化发展的方向。
可是很多皮影戏研究者和艺人们却担心起来。
陕西美图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惠焕章一直致力于皮影戏传承，他依然坚持保存皮影戏的声像资料要比雕刻皮影重要得多。
惠焕章说，民间的皮影都被收购作为家居装点，就仿佛把皮影从民间肥沃的土地中活生生拔了起来，而民间的老影卖完了，新影也成了紧俏商品，于是多少皮影艺人成了皮影手艺人，唱一场戏还不如做一个皮影人，这就像把拔出的皮影再使劲甩上几甩，把牢牢笼着根系的保命泥土也甩得干干净净。
在惠焕章等人看来，以皮影为代表的很多民间艺术，正是在拯救的口号中脱离了它生生不息的民间社会，渐次蜕变了那原本光鲜夺目的富丽色彩，成为一张干瘪瘪的“皮影”。
坚持到底
“存在”二字似乎难以凸现皮影眼下的艰难处境，而说它“消失”，又忽略了民间文化那种生生不息的特殊性，也许，只有用“正在消失”这个自相矛盾的说法，才可以概括华县皮影目前的生存状态。
“死马是医不活的，活马迟早是要死的。”惠焕章常常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的工作。他办了一个华县皮影的网站，还自费把艺人们请到西安，将尚存的皮影戏录成音像资料保存。
他并不隐瞒自己的商业目的，但他说，既然政府没有做，民间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保护都是有意义的。
消失是一个瞬间动词，世间万物，要么存在，要么消失，很难说哪个时刻某个事物正在消失。然而，“存在”二字似乎难以凸现皮影眼下的艰难处境，而说它“消失”，又忽略了民间文化那种生生不息的特殊性，也许，只有用“正在消失”这个自相矛盾的说法，才可以概括华县皮影目前的生存状态。
“皮影戏的死亡是必然的，也许就是20来年的事情，但是我这一辈子肯定会坚持到底。”已由“签手”转为皮影雕刻艺人的魏金全说，他愿意以他雕刻皮影的收入来养皮影戏，只要能将这个东西保留下来。
77岁的老艺人潘京乐从箱子底翻出发黄的老“皮娃娃”。那些皮影戏红火的日子里和他一起唱戏的同伴都已经不在人世，现在有人请他唱戏，还要从其他剧社临时凑人。本报记者吴江摄
华县皮影戏后继无人已经成为事实，乡村的少年偶尔钻进戏棚也只是出于好奇看看热闹，没一个是真正愿意学戏的。
5个人的班子却能制造出整个乐团的效果，这是华县皮影的独特之处。40岁的姜建合是班子里的重要角色“前声”，一人演唱生旦净丑，同时还要打鼓弹琴，但他已是华县最后的皮影戏传人了。
振华社在本村上演了三出折子戏，来看戏的几十人不是老观众就是小孩子。皮影戏鼎盛时期十里八乡争相观看的场面再也不会有了。本报记者吴江摄
两千多年前，汉武帝爱妃李夫人染疾故去，武帝思念心切神情恍惚，终日不理朝政。大臣李少翁一日出门，路遇孩童手拿布娃娃玩耍，影子倒映于地栩栩如生。李少翁心中一动，用棉帛裁成李夫人影像，涂上色彩，并在手脚处装上木杆。入夜围方帷，张灯烛，恭请皇帝端坐帐中观看。
武帝看罢龙颜大悦，就此爱不释手。
这个载入《汉书》的爱情故事，被认为是皮影戏最早的渊源。
几许辉煌落寞，两千年后的今天，在陕西华县，中国皮影发源之地，很多20岁以下的年轻人不但没看过皮影戏，甚至不知道皮影戏是什么。
唱到天明
“外地的皮影戏，签手常常需要几个人，有的戏班子人数甚至超过十个。而我们华县皮影，签手和前声都只有一个。这就像古语里说的‘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对舞百万兵’。”2005年2月19日晚，华县夏庙镇姜田村，一场久违的皮影戏在村道中间上演。
下午5点，在夕阳的余辉中，戏班开始搭台子。
皮影的舞台简单方便，用艺人的话说就是：“七长八短九块楼板，五叶芦席一卷，四条麻绳一挽，十二根线串，两个方桌一个镢头，啥都不管”。
半个小时不到，悬在空中的戏台就搭建完毕。
所有的支撑就是两个1.3米高的条凳，条凳上搭了6块木板，条凳四个角上绑了胳膊粗细的木椽，顶搭草席，前面绑上幕布。
村民们开始零零散散跑来看热闹，艺人们却回主人家吃饭了。这是一场“天明戏”，也就是说，艺人们要从天黑唱到天亮，在这中间，主人家一共要招待三顿饭，唱戏前吃一顿，唱完一本戏后主人家把饭菜送到后台吃一顿，第二天早上结束后回到主人家再吃一顿饭。
“我们这里近十年没有唱过皮影戏了。”村民李老汉6点钟就搬着凳子坐在了村道中，他70岁了。
7点钟，天完全黑了，五名艺人从亮子（幕布）后面进入后台。在这个5平方米左右的空间里，5个人要各司其职，每人都要负责四五种乐器。
在华县当地，皮影又叫“五人忙”。其中最重要的是“前声”———生旦净丑都由这位一人演唱，有时一唱就是八个小时，唱的同时还要打大鼓弹月琴，相当于一个乐队的指挥。然后是“签手”，负责操纵皮影表演：“坐槽”，也叫打后台，坐在后台的最后面，负责敲锣、打碗碗、击铙、打梆子等5件乐器：“上档”，主要负责拉二弦琴和吹唢呐：“下档”，主要负责拉板胡、长号和配合签手。
“其实就是五个人，可是听起来像是一个乐队。”“坐槽”刘建平一脸自豪地介绍。李老汉也显然不是外行：“外地的皮影戏，签手常常需要几个人，有的戏班子人数甚至超过十个。
而我们华县皮影，签手和前声都只有一个。这就像古语里说的‘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对舞百万兵’。”正月的关中农村，夜间温度降至零下5度。村民们生起几堆篝火，看着台上的表演。一个小时之后，一些年轻人和孩子开始散去。两个小时过去，剩下的十几名观众，已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唱到后半夜，台下面常常是一个人都没有。不过既然主人家掏钱了，有没有观众都是一个样。”姜建合说。
作为今晚的重要角色“前声”，姜有些自我解嘲地解释，皮影戏所有的操作都在幕后，看不到观众，对艺人们来说，戏实际是给过红白喜事的主人们长脸的。主人要的就是这个热闹、这种气派。
有时候，主人会叫上两个皮影戏班子，唱对台戏。到后半夜，虽然没有观众，两个竞争对手互相却叫板的欢腾。但这种情景，姜建合已很久没有经历了，那几乎是20年前的记忆了。
孤寂的潘师
说着说着，老艺人落泪了，“不行了，这帮年轻人干不成了，就是我能唱，也没人能配合我了。”2005年2月18日，正月初十。刘家塬的皮影戏老艺人刘兴文给临村潘家塬的潘京乐打电话，说想热闹一下。潘京乐就兴冲冲地扛着他的月琴走了一里多路赶到刘家塬。那天华县鹅毛大雪，潘京乐到时全身都白了。
潘京乐今年77岁，是华县皮影戏目前的领军人物，也是最年长的仍有能力演出的老艺人。
方圆几百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过去很多人不知他的大名，但提到“秃子娃”，大家都知道。谁家想请皮影戏班子，都会点名找和潘老汉搭班唱戏的“秃子娃”戏班。
潘京乐14岁开始学戏，父亲和叔叔都是唱前声的。“我十三四岁拜师学艺，15岁就登台演出。我师傅当时在华县皮影戏唱得最好，他叫刘德娃。我五月二十五拜师，十一月就开始演戏，当时割草时瞎唱几句，村里的人都奇怪呢，说我唱得好。”潘京乐“五月红”的称号就是那时传出的。据说，他的旦角苦戏最神，“把脖项扭成蒜薹”的拿做劲儿，引得观众后台观看，久不忘怀。
正月初十这天，在刘家塬村长刘中智家，潘京乐、刘兴文、刘华、刘建平、刘进瑞五人坐在火炉旁，哪咿呀咿地唱了三个折子戏。这是流行于关中东部的碗碗腔，阴柔婉转，勾人魂魄。刘进瑞专门把大学刚毕业正在家休假的儿子招来负责录音。
这个23岁的大男孩满脸的不情愿。他说，自己根本听不懂潘京乐唱的是什么，也没兴趣知道。对他来说，皮影戏就像曾经流行的军用书包，既不好看也不实用，不会再有人喜欢了。
“没有签手，只能这样大家坐在屋里热闹一下了。”村长刘中智说，年前，刘家塬添置了一些设备，组建了秧歌队和锣鼓队。
也将村子里能演皮影戏的人都组织起来了。但“前声”虽然可以借用临村的潘京乐，可找来找去，还是缺个签手。
近几年，潘京乐常常被别的皮影社借用。他虽曾是华县四大皮影社之一光艺社的社长，可现在已是光杆司令。
“光艺社再也演不了戏了，因为就剩下潘京乐一人了。”华县皮影研究协会会长姚现成说，“现在要听潘京乐唱戏，就只能临时凑班子了。”下午三点多钟，艺人们尽兴散去，潘京乐再次扛上他那已有100多年的粗糙月琴，返回潘家塬自己的家。
潘京乐的家还是20多年前的土房，老伴离开人世也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在点灯却仍昏暗的房间里，一张大土炕足可睡5个人，那上面，一床薄薄的单人被褥孤零零地铺在中间。
坐在两面透风的过堂，潘京乐兴冲冲地指着挂在过堂上的照片让大家看，其中一张是他与《活着》剧组葛优等人的合影，这也是他在国内最荣光的一件事。
“那电影里最早出场的是我。葛优他们从天津来录我的音，回去后模仿的。”而照片中另一位教葛优操纵皮影的签手已经离开人世。
然后，潘京乐又拿出自己收集的200多套剧本，全是手抄本。“现在我是华县收剧本最多的人。
没有人会多过我。”但说着说着，老艺人落泪了，“不行了，这帮年轻人干不成了，就是我能唱，也没人能配合我了。”“潘师是华县皮影的活化石，他要一走，好多戏就永远失传了。”随行的华县文化馆馆长张更胜低着头，慢悠悠地叹出一口气。
最后一个皮影戏传人
“当时学的时候皮影戏很红火，我本想只要把这个学好，一辈子生活，养活婆娘娃就不用愁了。谁料想我辛辛苦苦学了几十年，到现在竟然没人看养不了家了。”
刚过春节，姜建合还不习惯年龄又增加了一岁。他总是说“39了，噢，不对，过了年40了。”但不管怎么说，姜建合都是华县皮影戏最后的传人，因为他是艺人中年龄最小的，而他组建的振华皮影社也是华县最年轻的皮影戏社。
2003年8月，一场特大洪水，淹没了姜建合住的村庄，连续半个月，他都只能从坝上看洪流中自家的尖尖屋顶。那场水灾，让本就不富裕的华县农民损失惨重。那以后，姜建合演戏的次数更少了。除了农忙时节，姜建合就进城打点零工，或者跟随建筑队干些筛沙子之类的小工。
“靠演戏是维持不了生活的。我当时学的时候皮影戏很红火，我本想只要把这个学好，一辈子生活，养活婆娘娃就不用愁了。谁料想我辛辛苦苦学了几十年，到现在竟然没人看养不了家了。”姜建合目前是渭南市的政协委员，市里县里面都希望他在保护和传承皮影戏方面多做些工作。
姜也着急：“这个皮影戏我在最下面，没有人学，没有传人，以前的东西都失传了，我上面一些老艺人给我传了一些，还有一些传不到，老艺人去世了社会上这个东西也就消亡了。我想到这儿，心里就难受。可有心继续把它再演下去，它养活不了我，养活不了孩子。”姜建合学戏的时候，父亲姜尚文负责生产队皮影社外联工作，与很多有名的艺人相熟。13岁的姜建合在父亲的介绍下，随西安戏曲研究院退休回家的刘俊民学戏。刘俊民也是很小学戏，参加工作前就是很好的前声了。
像所有拜师学艺的徒弟一样，那时姜建合有戏跟着学戏，没戏吃住在师傅家，一边练习一边帮师傅家干活。一年后，他就登台演出了。
当时，每个生产队每年都要演两晚上戏，一晚上15元。农户家有红白喜事，也几乎全请皮影戏，每晚20元。虽然所有演出收入都要上缴生产队，但记的工分还是远远高于下地干活，
艺人们演出，村民们常常是倾巢迎接。
姜建合组建的振华皮影社，成员中除了“上档”刘正娃64岁，其余四人都是四十多岁。一年前，打“后台”的刘建平在西安找了份固定工作，就很少回乡了。振华社要演出，就又得借人了。
内冷外热
外国人搞不明白的是，从场外听起来完全是一个几十人组成的大乐队和大剧团，进到场内一看，只有五个人。每个人都操作四五件乐器，眼花缭乱却又忙而不乱。
“华县的这些皮影艺人，几乎个个都出国演出过。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皮影戏在国外的演出反倒是场场爆满。”华县文化馆馆长张更胜的描述了华县皮影戏的现状，内冷外热。
1994年，德国籍皮影研究专家、年届80岁的托梅老太太，以民间名义邀请华县皮影戏艺人赴德国进行为期45天的全德巡回演出。
出国前例行审查时，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专门为西欧驻华代表们安排了一场华县皮影戏演出。
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西欧驻华文化参赞白尚仁（中文名）先生就来到艺人们住宿的宾馆，拉着艺人们的手，反复地说，他看完演出后，一夜都没睡着。一是碗碗腔的音乐一直在他脑边回荡，二是他怎么也想不通，在中国竟会有这么动听美妙的戏曲音乐，而且竟然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它的存在。
近十年来，华县皮影戏艺人几乎每年都有出国演出的机会。外国人不会端着板凳坐在露天看戏，皮影戏只能在剧院上演，坐在后排的观众看起来就有些吃力。但依然是场场爆满。
外国人搞不明白的是，从场外听起来完全是一个几十人组成的大乐队和大剧团，进到场内一看，只有五个人。每个人都操作四五件乐器，眼花缭乱却又忙而不乱。而西方的皮影一场戏光签手就得有两三个。
五年前的德国行，签手魏金全还收了个法国徒弟。50多岁的班任旅（音译）是法国有名的皮影艺术大师，当华县皮影戏在德国演出时，他也专程前往德国观看。那是一场《后羿射日》的折子戏，魏金全灵活的指法让班任旅惊叹不已，演出结束后他找到魏金全拜师。此后，班任旅每年来一次中国，在魏金全家学习操纵皮影人。去年，他又带来两个同行，一起向魏金全讨教。
但外国的观众救不了华县皮影，回国后，皮影艺人面对的仍然是贫瘠的黄土高坡和习惯了电视和流行歌曲的大众。
陕西省民间艺术剧院皮影设计、皮影研究者杨飞认为，华县皮影之所以“墙内开花墙外红”，是因为外国人喜欢中国最古老、最原汁原味的文化艺术，是一种猎奇心理。皮影要在国内生存、延续下去，必须要创新。
“皮存影亡”
当民间的皮影都被收购作为家居装点的时候，就仿佛把皮影从民间这块肥沃的土地中活生生拔了起来。 唱一场戏还不如做一个皮影人，这就像把拔出的皮影再使劲甩上几甩，把牢牢笼着根系的保命泥土也甩得干干净净。
也许，把皮影变成工艺品摆放在家里，可以称得上是华县皮影的一次成功创新。毕竟这样比唱戏带来的经济效益要大得多。
在华县四个皮影雕刻大家中，薛宏权算得上是一路诸侯。见到薛宏权时，他刚从新加坡回来。这是薛宏权和他的皮影工艺品第一次走进新加坡。在当地为期18天的第十二届“春城洋溢华夏情”活动中，没见过皮影的新加坡学生成为薛宏权最大的买主。
现在，薛宏权已经摆脱农民身份，在华县县城里买房买车，开了间皮影雕刻工作室，雇了近20人专门搞皮影雕刻。华县文体局在介绍华县皮影时，总是以走向衰老的潘京乐和发展产业化经营的薛宏权为代表，展示华县皮影两条不同的出路。
薛宏权出生于华县柳枝镇良堡村，14岁时辍学开始学习皮影雕刻。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什么收入，业务就是给戏班子损坏的皮影修修补补。当时镇上很多人都出去打工了，那时在县城附近随便做个小生意都比这个强，朋友们说我没出息。”偶然的一次旅游改变了薛宏权的人生。1992年，薛宏权和妻子去临潼旅游，在兵马俑门口看到有很多民间手工制作的工艺品在卖，薛宏权马上有了制作皮影工艺品的念头。
1993年，薛宏权在县城租了间房，雕刻起了工艺皮影。现在，薛宏权说自己的产品主打高端市场，主要销售对象是大型旅游景点、星级饭店和外宾。一副工艺皮影装上镜框，一般售价都在三四百元左右，高的可达上千元。
而在薛宏权的示范效应下，柳枝镇已成为华县最大的工艺皮影雕刻基地。就在去年，华县政府也提出了要将皮影制作产业化发展的方向。
可是很多皮影戏研究者和艺人们却担心起来。
陕西美图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惠焕章一直致力于皮影戏传承，他依然坚持保存皮影戏的声像资料要比雕刻皮影重要得多。
惠焕章说，民间的皮影都被收购作为家居装点，就仿佛把皮影从民间肥沃的土地中活生生拔了起来，而民间的老影卖完了，新影也成了紧俏商品，于是多少皮影艺人成了皮影手艺人，唱一场戏还不如做一个皮影人，这就像把拔出的皮影再使劲甩上几甩，把牢牢笼着根系的保命泥土也甩得干干净净。
在惠焕章等人看来，以皮影为代表的很多民间艺术，正是在拯救的口号中脱离了它生生不息的民间社会，渐次蜕变了那原本光鲜夺目的富丽色彩，成为一张干瘪瘪的“皮影”。
坚持到底
“存在”二字似乎难以凸现皮影眼下的艰难处境，而说它“消失”，又忽略了民间文化那种生生不息的特殊性，也许，只有用“正在消失”这个自相矛盾的说法，才可以概括华县皮影目前的生存状态。
“死马是医不活的，活马迟早是要死的。”惠焕章常常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的工作。他办了一个华县皮影的网站，还自费把艺人们请到西安，将尚存的皮影戏录成音像资料保存。
他并不隐瞒自己的商业目的，但他说，既然政府没有做，民间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保护都是有意义的。
消失是一个瞬间动词，世间万物，要么存在，要么消失，很难说哪个时刻某个事物正在消失。然而，“存在”二字似乎难以凸现皮影眼下的艰难处境，而说它“消失”，又忽略了民间文化那种生生不息的特殊性，也许，只有用“正在消失”这个自相矛盾的说法，才可以概括华县皮影目前的生存状态。
“皮影戏的死亡是必然的，也许就是20来年的事情，但是我这一辈子肯定会坚持到底。”已由“签手”转为皮影雕刻艺人的魏金全说，他愿意以他雕刻皮影的收入来养皮影戏，只要能将这个东西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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