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九评”，想起许多往事。
我的父亲是一个中学教员，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祖母早亡，祖父从祖辈上继承田产一份，大陆“土改”时，被定为地主。
母亲早年毕业于一所女子师范，吹得一手漂亮的笛子，会讲许多好听的故事，记得小时候，我经常和弟弟挤在一张大床上，听着母亲讲故事时，进入梦乡。没有想到，突然间祸从天降。1953年，大陆第一次“普选”时，母亲被“ 补划”为地主份子。理由是：母亲“解放”前三年没有参加工作，且祖父是地主。父亲认为：祖父的田产和收租，均是祖父掌管，父母亲均未参与；我家的生活全靠父亲的工资维持，没有剥削。因此，根据当时的政策，代表母亲向有关部门申述，请求复查。哪知，这封申述信被转回母亲户口所在地，成了她“翻案”的证据。不但问题没有解决，母亲反由“地主份子”升级为“想翻案的地主分子”，从此堕入苦难的深坑。
居委会宣布，给母亲戴上“地主份子”帽子，由群众监督改造；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外出要请假；并规定她负责打扫一段大街和两个公共厕所，负责清理一段下水道（当然，全是无偿的）。另外，勒令她在群众大会上检讨，交待“翻案”的动机，并动员大家发言，对她进行批斗。完全失去了做人的起码尊严。
母亲在委屈、惊吓、羞辱的精神压力下，大病一场，虽捡回一条命，却从此落下“心气痛”的病根，这个病根后来一直伴随着她，直到去世。
家里就像塌了天，从此罩上了一片阴云。没有了笛声，没有了故事，没有了欢笑；只有愁眉苦脸，只有眼泪和叹息。无忧无虑的日子已不属于我们。
严酷的环境，使孩子们一下子懂事了许多。我们都明白，自己在同龄孩子中，是另类；在学校中，不能与任何人争高低，只要不摊上当面羞辱和苛责就是满足了。记得上小学时，我是最后几个被批准戴上“红领巾”的孩子之一，尽管我学习不差又听话。
父母的爱莫能助，使我们都学会了忍气吞声，夹着尾巴做人；我们是一群被打入另册的孩子。在学校中，如果能碰上有点人情味的老师，就是莫大的幸福；如果摊上革命化的老师，那就日子难过。弟弟上中学时，就曾被班主任弄到台上去“示众”，要他向全体学生交待：“怎样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 弟弟也是一个学习好又听话的孩子。他无力反抗，又深感委屈。老家解放时，他才4岁。多年后，弟弟想起这些经历，仍心有余痛。
在那个年代，人情比纸薄。人际之间冷若冰霜，至亲好友都不敢与我们来往，因为怕受株连。在学校中，出身好的同学不愿与我们往来，怕影响入党入团；出身不好的同学也不敢与我们往来，怕近墨者更黑；街坊邻居之间，也失去了起码的人道关怀，只剩下监视和提防。母亲因为极度忧郁，身体很差。头昏眼花，经常“心口痛”，曾数次晕倒。最终一病不起。她带着对未成年孩子的牵挂，睁着眼睛辞世。
记得姨母（母亲的胞妹）在听到母亲的死讯时，竟不能自持，当着晚辈们的面，大放悲声。我知道，姨母的哭声，是痛惜胞姐的真情流露；是对自己疏远亲情的自责和悔恨；当然，还有对当时恶劣社会环境的强烈控诉和无奈。母亲辞世，对父亲打击很大，他是另一个哭得最伤心的人，对母亲的辞世他深感自责和内疚。
在为母亲送行时，父亲已哭不出声，只掉着伤心泪前行。双腿发抖已不能走路，是在子女们的驾扶下，送完母亲最后一程。
很长时间，父亲拒绝搬离母亲生前居住过的屋子，据他说，在那里可以在梦中与母亲相见。他常说在梦中见到母亲买菜归来，还在梦中亲切的谈论他们的每一个孩子。
父亲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回老家后在一所中学教书。一个偶然的机会集体参加国民党，仅此而已。解放后，这个历史问题使他吃尽苦头。历次政治运动均是审查对象，总想把他往“历史反革命”的档次上靠，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却因总抓不住把柄而不了了之。又由于有“帮地主老婆翻案”的经历，在各种会上检查交代、深挖思想根源已是家常便饭；多年中、一直提心吊胆过日子，逆来顺受，不知道哪一天，厄运会降临头上。
由于有“翻案”的教训；父亲根本不相信中共政府“言者无罪”的宣传，用坚决闭嘴不提意见的方式，躲过了57年反右派的灾难；但在后来59年-60年的反右倾运动中，终于难逃罗网。当时，他在一所重点中专教书，以“没有政治热情、在政治学习会议上不发言”的罪名，扣上“白专”的帽子，取消教课的资格，收回家属宿舍，发配到工厂劳动。61年又被下放到距老家几百里路远的一家建筑公司当钢筋工（用细铁丝把钢筋骨架捆住的工作），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教师岗位。“文革”开始，父亲再次因历史问题被关进“牛棚”，他那间8平米的小屋也被别人趁机强行占去。后来放出“牛棚”时，他已无处存身，只好栖居在公司的工棚里，直到退休回到老家，才住进兄姐们的家里。
父亲是一个儒生，他为人正直、善良、宽厚。艰难的岁月和坎坷的人生，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痕。他怕谈往事，却又经常回忆起往事；晚年时，曾经常守着母亲的遗像独自垂泪。 没有人敢去劝慰他，也没有人能够劝慰他；因为那是心灵上无法愈合的隐痛。
母亲辞世二十年后，父亲孤独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程，去找寻已在“那边”等候多时的母亲去了。兄妹们再次聚在一起，商议为父母合墓。由于青少年时代的压抑生涯，我们都比较内向，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每个人心中都有千言万语，此刻却一句也说不出来；大家相顾无言，泪如雨下。也许，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起那段艰难的岁月，想起了父母的悲凉人生；也想起了自己在“那个年代”切身经历的屈辱和辛酸，还有那在内心深处隐隐作痛的伤痕…..
总之，一切都尽在不言之中了。
2006年11月１日
我的父亲是一个中学教员，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祖母早亡，祖父从祖辈上继承田产一份，大陆“土改”时，被定为地主。
母亲早年毕业于一所女子师范，吹得一手漂亮的笛子，会讲许多好听的故事，记得小时候，我经常和弟弟挤在一张大床上，听着母亲讲故事时，进入梦乡。没有想到，突然间祸从天降。1953年，大陆第一次“普选”时，母亲被“ 补划”为地主份子。理由是：母亲“解放”前三年没有参加工作，且祖父是地主。父亲认为：祖父的田产和收租，均是祖父掌管，父母亲均未参与；我家的生活全靠父亲的工资维持，没有剥削。因此，根据当时的政策，代表母亲向有关部门申述，请求复查。哪知，这封申述信被转回母亲户口所在地，成了她“翻案”的证据。不但问题没有解决，母亲反由“地主份子”升级为“想翻案的地主分子”，从此堕入苦难的深坑。
居委会宣布，给母亲戴上“地主份子”帽子，由群众监督改造；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外出要请假；并规定她负责打扫一段大街和两个公共厕所，负责清理一段下水道（当然，全是无偿的）。另外，勒令她在群众大会上检讨，交待“翻案”的动机，并动员大家发言，对她进行批斗。完全失去了做人的起码尊严。
母亲在委屈、惊吓、羞辱的精神压力下，大病一场，虽捡回一条命，却从此落下“心气痛”的病根，这个病根后来一直伴随着她，直到去世。
家里就像塌了天，从此罩上了一片阴云。没有了笛声，没有了故事，没有了欢笑；只有愁眉苦脸，只有眼泪和叹息。无忧无虑的日子已不属于我们。
严酷的环境，使孩子们一下子懂事了许多。我们都明白，自己在同龄孩子中，是另类；在学校中，不能与任何人争高低，只要不摊上当面羞辱和苛责就是满足了。记得上小学时，我是最后几个被批准戴上“红领巾”的孩子之一，尽管我学习不差又听话。
父母的爱莫能助，使我们都学会了忍气吞声，夹着尾巴做人；我们是一群被打入另册的孩子。在学校中，如果能碰上有点人情味的老师，就是莫大的幸福；如果摊上革命化的老师，那就日子难过。弟弟上中学时，就曾被班主任弄到台上去“示众”，要他向全体学生交待：“怎样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 弟弟也是一个学习好又听话的孩子。他无力反抗，又深感委屈。老家解放时，他才4岁。多年后，弟弟想起这些经历，仍心有余痛。
在那个年代，人情比纸薄。人际之间冷若冰霜，至亲好友都不敢与我们来往，因为怕受株连。在学校中，出身好的同学不愿与我们往来，怕影响入党入团；出身不好的同学也不敢与我们往来，怕近墨者更黑；街坊邻居之间，也失去了起码的人道关怀，只剩下监视和提防。母亲因为极度忧郁，身体很差。头昏眼花，经常“心口痛”，曾数次晕倒。最终一病不起。她带着对未成年孩子的牵挂，睁着眼睛辞世。
记得姨母（母亲的胞妹）在听到母亲的死讯时，竟不能自持，当着晚辈们的面，大放悲声。我知道，姨母的哭声，是痛惜胞姐的真情流露；是对自己疏远亲情的自责和悔恨；当然，还有对当时恶劣社会环境的强烈控诉和无奈。母亲辞世，对父亲打击很大，他是另一个哭得最伤心的人，对母亲的辞世他深感自责和内疚。
在为母亲送行时，父亲已哭不出声，只掉着伤心泪前行。双腿发抖已不能走路，是在子女们的驾扶下，送完母亲最后一程。
很长时间，父亲拒绝搬离母亲生前居住过的屋子，据他说，在那里可以在梦中与母亲相见。他常说在梦中见到母亲买菜归来，还在梦中亲切的谈论他们的每一个孩子。
父亲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回老家后在一所中学教书。一个偶然的机会集体参加国民党，仅此而已。解放后，这个历史问题使他吃尽苦头。历次政治运动均是审查对象，总想把他往“历史反革命”的档次上靠，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却因总抓不住把柄而不了了之。又由于有“帮地主老婆翻案”的经历，在各种会上检查交代、深挖思想根源已是家常便饭；多年中、一直提心吊胆过日子，逆来顺受，不知道哪一天，厄运会降临头上。
由于有“翻案”的教训；父亲根本不相信中共政府“言者无罪”的宣传，用坚决闭嘴不提意见的方式，躲过了57年反右派的灾难；但在后来59年-60年的反右倾运动中，终于难逃罗网。当时，他在一所重点中专教书，以“没有政治热情、在政治学习会议上不发言”的罪名，扣上“白专”的帽子，取消教课的资格，收回家属宿舍，发配到工厂劳动。61年又被下放到距老家几百里路远的一家建筑公司当钢筋工（用细铁丝把钢筋骨架捆住的工作），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教师岗位。“文革”开始，父亲再次因历史问题被关进“牛棚”，他那间8平米的小屋也被别人趁机强行占去。后来放出“牛棚”时，他已无处存身，只好栖居在公司的工棚里，直到退休回到老家，才住进兄姐们的家里。
父亲是一个儒生，他为人正直、善良、宽厚。艰难的岁月和坎坷的人生，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痕。他怕谈往事，却又经常回忆起往事；晚年时，曾经常守着母亲的遗像独自垂泪。 没有人敢去劝慰他，也没有人能够劝慰他；因为那是心灵上无法愈合的隐痛。
母亲辞世二十年后，父亲孤独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程，去找寻已在“那边”等候多时的母亲去了。兄妹们再次聚在一起，商议为父母合墓。由于青少年时代的压抑生涯，我们都比较内向，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每个人心中都有千言万语，此刻却一句也说不出来；大家相顾无言，泪如雨下。也许，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起那段艰难的岁月，想起了父母的悲凉人生；也想起了自己在“那个年代”切身经历的屈辱和辛酸，还有那在内心深处隐隐作痛的伤痕…..
总之，一切都尽在不言之中了。
2006年11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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