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公案：四川两条河——石天河,流沙河

2007-06-16 22:53 作者:刘斌夫 我与“两条河”——石天河和流沙河于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十年相识。我的交友原则是学识和人格并举。一个作家最重要的除了作品，就是独立人格。

石天河，原名周天哲，生于1924年，湖南长沙人，抗战胜利后在成都开始文学活动，后赴南京做新闻工作，1949年在南京做地下工作时入党， 1949年随南下大军二野西南战地服务团入川，在四川省文联任理论批评组长。五十年代初叶四川《星星》诗刊与北京《诗刊》同年同月创刊，《诗刊》臧克家为首任主编，《星星》则由石天河为首任执行编辑，白航任首任编辑主任，《星星》和《诗刊》在新中国一南一北树起两面大旗，开创了诗歌新时代。但好景不长，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诗有多舛运命。不久《诗刊》和《星星》都遭遇反右风暴之灾而改组，继后停刊。《星星》诗刊编辑部“两白两河”——白航、白峡、石天河、流沙河全部被打成右派，并祸及全国诗歌界尤其四川文坛的青年诗人群体，“自贡三才子”其二的王志杰、李加建（另一才子魏明伦）均被列入“以石天河为首的右派集团”，德阳我的蒙师之一段后基（蓓蕾）等一大批人也遭株连。石天河、流沙河被1958年X月X日《人民日报》点名批判列为“钦定大右派”，当时盛传的一句经典名言：
“四川两条河，大河石天河，小河流沙河都是冒得用的河”。直至三十年后，1988年8月30日我的专访特写《卫星湖畔石天河》才在《人民日报》披露石天河近况。

关于“石流关系”，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一段公案，原来只有民间版本，至今没有任何人完整地在文本上正式说法。我绝非仅翻历史旧帐，也不希求有任何的文坛关系须攀附，只以“董狐之笔”道出世相真面目，还历史真相于读者，袒文人襟怀于天下。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在介绍作者时极少披露其具体年龄，生于1931年，而妄为，四川金堂土生土长，其父曾任民国时期金堂某乡乡长（土改时被镇压）。流沙河在家乡金堂临时代课，写了篇习作《窗》，可称为散文体微型小说或叙事散文，尚属中学作文水准，当时他也只有中学水平，有些灵气和才气，幸遇一位富含仁厚之心的“伯乐”，《川西农民报》年青女编辑萧青，把《窗》编发在该报上，并推荐给当时的川西文联，还去金堂寻访、鼓励作者。《星星》创刊时，流沙河的《草木篇》受到批判。《草木篇》这样的短小幼稚之作当今多少高中学生都能写出来，居然因祸得福，名不见经传的人和幼稚粗浅的诗皆出了大名。当时，著名作家李劼人先生在座谈会上说：“世无英雄，乃使竖子成名”。

刚进《星星》前后，流沙河虔诚有加地拜石天河为文学蒙师。流沙河笔名借用妇孺皆知的《西游记》里可爱的猪八戒涉过的那条河的名字，《山海经》有云“因在流沙者……”，《高僧传》卷三载晋时僧人法显赴天竺时说“发自长安，西渡流沙”。当暴风骤雨来临时，有着那么一点农民式的狡黠的流沙河将石天河给他讲析诗创作的笔记本乖乖上交作为“罪证”，从此做了灵魂的叛徒。不仅如此，当流沙河于运动来临之际赴西安暂避，白是给流写信建议其到延安一带采风避风，暂不要回川，流沙河回川后即甩出白是给他的信当众揭发白是：“这不是右派又是啥子？”白 是因之被“罪证确凿”。流沙河并且还把石天河与同情胡风的学生徐航写给他的信交给《文汇报》记者姚丹，于1957年7月24日在《文汇报》以整版篇幅发表，加编者按语认定石天河为“军统特务”。一代文坛大家、中共优秀党员、忠实而坚强的革命者石天河因之罪加一等，被打成“极右”、“现反”（极端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这些词语而今听来已太陌生了）判刑15年，实际坐牢22年多。流沙河所检举的“反党小集团”共24人，都被判刑、劳教、开除公职或下放。
而流沙河却因 “老实交代和检举揭发有功”被从轻发落，领500元安家费（当时是一笔大款），回原籍金堂农村监督劳教拉改锯锯木头，并且还向当时的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写信以生活困难为由申请补贴。
由于流沙河在“反右”期间有这样一种表现，文学界朋友，颇不直其所为。八十年代，炙手可热的流沙河曾给我颁过“美睐杯”诗歌奖，许多人趁机“拜师”“勾兑”，我却淡然远之。
石天河是我国文坛坚持 “文学——人学”理论的文学理论学。判刑后，先被关押在成都某工厂劳改，被押至雷马屏农场劳动20多年，几乎被文坛所遗忘。1979年冤狱平反，石天河也没有能回到《星星》，被安排在江津师专（后更名重庆师专今名渝西学院）中文系任教。他一生多在为人作嫁，年青时出了唯一的诗集《少年石匠》，新时期出了文学论集《文学的新潮》和《广场诗学》等厚重的专著。去年在香港出版宏文四卷计160余万字的《石天河文集》。石天河对新时期“朦胧诗”的评析鞭辟入里，对王蒙、韩少功的小说评价独树真知灼见，对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有着功德无量的建树，培养了许多青年诗人作家。
而今的著名诗人不少和石天河经常交往，由《红岩》总编调任《星星》执行主编的中年诗人梁平，曾在江津师专亲聆石天河的讲课。
岂不咄咄怪事！一代大家林泉高蹈，采菊东篱，几乎销声匿迹。而仅凭“窗”和“草木篇”区区几行嫩稚之作的文学青年流沙河只因轻度挨整波及，摇身一变成了“著名大诗人”。诚然，拔乱反正后，流沙河写了许多作品，有一定的建树，且他的作品有一定的可读性，用时下最时尚的评语就算是个畅销书。他的新诗创作一直并不很成功，《故园别》集中流传很广的代表作《故园六咏》也不过是顺口溜式的仿宋词长短句恢谐口语分行，内容有些矫情的酸楚很适宜或迎合小资与小知的口味而共鸣，形式上也不是严格意义的自由体新诗。最能体现其新诗写作水准的是选编入课本的《就是那一只蟋蟀》、《太阳》和发表于《四川日报》的《我是四川人》，语句和排列始渐走向成熟。流沙河的《庄子现代版》，并没有真正搞懂庄周，算不上严格意义的学者之作，中国文坛大师季羡霖对其不严谨的治学态度更有指摘。

流沙河对青年诗人作品的点评倚重于重返《星星》编辑的位置，多恢谐调侃有余，务实辨艺不足。流并未真正搞清悟懂现代自由体新诗技巧与艺术的玄机。曾几何时人们习惯了人云盲目追捧，不求甚解。一个作家学会圆滑世故、炒作迎合，并非易事。对流沙河应公正臧否，激浊扬清。
其实流沙河为新时期文坛真正做了大约四件象模象样的事，一是他写的那些川味麻辣汤的随笔短文，畅销一时；二是写纪实文学《锯齿啮痕录》，一改当时报告文学过于注重政治理念堆砌之弊端，而注重写实写真平白叙事，与张辛欣的《北京人》、《运河人》南北呼应，异曲同工，在形式上开了先河；三是绍介评点台湾诗，首先推介的功劳当记，他评点彼岛诗作不知是受什么启发还是参考了什么材料反正比评点大陆诗人作品要到位得多，但台湾诗人洛夫说流沙河不懂诗；四是“新诗意象论”解析，虽然内容比较空疏，且含谬误，但把古诗讲究“意境”的特征与新诗分别开来，对青年人学诗，也不无助益。流文每每没有忘记对自己的掩饰和炒作，尤其略施小计的自我包装。流沙河首先是个名人、闻人，其次才算个文人，用他自己故作谦谦君子的话说，是个“文章家”，倒颇为确切。

四川这 “两条河”，从1957年反右运动时分流，就再没有会合过，荣枯各异，冷热殊途，人生的追求，似乎也不一样。石天河淡泊名利，闭门著书，年已八十，似乎只想为身后留下一些文章和作品，在治学方面，不涉虚华，其《广场诗学》已被公认为传世之作。流沙河因在反右时的软弱，有不少人对他评价不高。
流沙河曾做诗坛犹大，他对当年的表现，不知是否在内心歉疚过，但从未当众忏悔过。这显然是怕失去始料未及的荣耀，而惧怕面对历史和现实诚恳的坦白。渡尽劫波师生在，相逢一笑泯恩怨，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应有的品行，一个公众人物应具的素质，对历史负责，对良心负责，对读者负责，对自己负责，对晚晴负责。作家本来就应该成为时代精神的先导、人类灵魂的铸匠和公理社会的良知。试着学学巴金大师吧，走向历尽悲欢的一代文人应当稍有一点的精神高度！

附记：当拙文写就尚未抄正打印，即收到石天河先生寄赠香港出版的四卷160余万字的《石天河文集》，收入第二卷、原刊《新文学史料》，2002第四期的长文《回首何堪说逝川》，意在反思历史，资治鉴今，只用一句话言及流沙河当年的变节行径，并无意苛责，见文坛大家的宏阔襟度。
我又在白峡先生处读到流沙河发表在，2002第七期《同舟共进》月刊上的《满江红贱躯卧疾反省》，今录于后：

□流沙河
满江红 贱躯卧疾反省
医院楼高，窗窥我，弯弯眉月。输液线，悬瓶系腕，深宵未绝。鼻管穿咽探到胃，抽空肚里肮脏屑。症状凶，臌胀似新坟，肠撕裂。
命真苦，霜欺蝶。丝已染，焉能洁？恨平生尽写，宣传文学。早岁蛙声歌桀纣，中年狗皮卖膏药。谢苍天，罚我绞肠痧，排污血。

2003.5.17于省四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