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参加2007年6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国际反右研讨会”的发言
二十年前我曾在国内一家报刊著文写道：“民主自由只能植根于富铙的土壤，不能建筑在贫脊的沙丘”。当时有不少朋友批评我，说“这是富人的观点”，但我不仅不后悔，还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又提出：“若要思想与人格独立，首先要经济独立；没有经济的独立，便没有思想与人格的独立。”所以我提倡有能力有本事的文化人和各界知识分子不要去做共产党的官，当共产党的吏，要勇于经商办实业或做科学家、艺术家、实业家，决不要去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俗话说“端别人的碗，就得服别人管”。常言道“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吃人酒饭与人担担”。任何统治者和老板都一样，我拿钱雇了你，你就得听我的话，为我做事。不听我的话不为我做事，就得像我们四川话说的：“盘海（螃蟹）夹豌豆—给老子滚”。两者所不同的是，老板（资本家）用的是经济手段，解雇或开除；统治者（共产党）用的是“专政手段”，送你去劳教或劳改。
随着世界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今天共产党对不听话和不服从管理的知识分子（反抗者除外）所使用的手段，已不再是简单、粗暴的“专政”手段，而改为经济腐蚀与政治打压的双重手段了。这就叫在新的条件下新的对策：老子不怕你骄傲翘尾巴，不给你票子、房子、车子，穷死你狗日的。俗话说“一个钱逼死英雄汉”。所以，我坚定不移地认为：经济是基础，思想、人格是上层建筑。所谓“早上起来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没有经济基础，便没有上层建筑。万丈高楼从地起，这个地不能是沙摊啊！这二十多年来我就是不断用个人的实践，来证实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或者更广义地说，中国广大老百姓应该走的道路。当然，这条路对在座的朋友和我们一些老右来说不一定对路，这叫人各有志，各有各的具体情况和可能不可能的选择，但我和我儿孙们却矢志不移地走下去，一定要成为家财万贯的富翁至少是个不愁穿不愁吃的中产阶级。如果中国的富人和中产阶级多了，社会财富就会从公有制逐步逐步演化为私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是多元化社会，是民主自由的温床。所以我认为，民主自由不会产生于公有制社会的“党天下”，只能产生于私有制社会的多党制。私有制会准不容许“一党专政”，谁搞谁垮台，比如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历史就是个证明。今天共产党之所以垮不了台，就是它的政权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拥有国家的一切财富和资源。如果广大知识分子都走自已开办实业道路的道路，整个社会有许许多多的富人和中产阶级，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何愁没有民主自由？共产党想独裁也独裁不了。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至今仍想挤身于官僚行列，混个司长部长什么的。其特点是在位捧，失位骂，千百年来均如此。
我是右派分子，而且是个被共产党整整关押了二十三年，几乎被杀掉的右派分子，1980末才从大牢里回到原单位成都日报社。当时是一身囚衣，一付可怜相，年龄已是“人到中年万事休”的阶段了。好在还没有关傻关呆，大脑还能转动，笔头还能写点东西，于是重操旧业，仍伏案做编辑爬格子。为了夺回失去的青春，耽务的二十三年岁月，也为了给新建立起来的家庭能有冰箱和彩电，只能“老马不死旧性在”写小说。可是“出师未捷”好在还未“身先死”，一下变成了“清理精神污染”的“精理对象”，险些再次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自此不再敢玩笔杆写东西，不能再让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爸爸。但每月工资不足人民币七十元，三口之家要生活呀！便告别文坛当记者去，大量写吹糠见米“短、平、快”的新闻特写与报告文学，见刊物就投，是报纸就寄，每月也能赠上三四百元稿费。很快家里有了彩电、冰箱、洗衣机，还第一个装上家庭电话。但过不了多久时间，发觉自已这种为稿费而写作的行为和商人做生意一样，为的是赚几个钱而已，根本不是什么文章，更不是什么“精神食品”，仅不过为了适应某种政治的需要在编造骗人的故事，就像卖假药的江湖郎中在扯谎坝里瞎吹瞎喊：“快来买来包治百病的神药！”深觉良心有愧。于是试图去写一点生活中真正的东西，这一写又带来了麻烦。我一篇发在当时全国很有影响的刊物《青年一代》上的一篇短文《小秦之死由谁负责》害得教书的太太带我受过。真叫“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自此作家不敢当，记者不能当，要写稿挣钱就得当“宣传员”，就得作“啦啦队”，就得说假话，就得出卖人格和良心。此时邓小平先生提出“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政策方针已深入人心，农村城市出现了不少“万元户”，而这些人要文化没文化，要智商没智商，但敢面对生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什么不敢去“吃螃蟹”？何苦做这个前怕狼后怕虎，担惊受怕的作家、记者？今天肯定的东西明天又是否定的东西，况且笔下所写的哪些东西也不过是 “商品”，如不是商品，便没有地方发表还会受到打压批判。人活着总得讲点现实，陶渊明虽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其实是个小地主，才敢不吃皇粮；“全家吃粥酒常赊”写《红搂梦》的曹雪芹先生，总还拥有点房产和祖先留下遗荫，如果要想不当工具为写作而写作，就得有经济实力，不为一日三餐吃穿发愁。何况今日文学都是“商品”，根本没什么艺术价值可言。既然是商品，就得权衡它付出与收获的对等价值。如果爬一天格子挣的是一百元，而经商挣的是一千元，我为什么不是挣这一千元呢？除非是傻瓜。
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与比较，决定“下海经商”，先解决“经济基础”，有了房有了钱有了车，再静下心来写东西。那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官方不出版自已掏钱印刷，而且还可以帮助别人。写作不再是生存所需，而是为了说真话说实话，把自已所经历过的苦难告诉世人留给历史。再有，中国历代的统治阶级都看不起知识分子，不论你本事再大也不过是依附于“皮”的“毛”，所以毛泽东极其轻蔑知识分子，什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难道我们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都只得作“毛”不作“皮”么？五千多年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上为什么有司马迁、李白、杜甫、白居易、罗贯中、施耐俺、曹雪芹这些先贤大腕，除了他们有不屈不挠的民本位的抗争精神，追求独立人格不做犬儒的风范外，都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纵是穷得叮当响的诗圣老杜，在成都西外浣花溪还有草庐呀！如果是个靠工资生活的穷光蛋他能有 “堂前扑枣任西怜，无儿无食一妇人，只因家贫缘如此，勿要恐吓转须亲”的诗句么？我国三十年代为什么群星璀灿，风际云涌，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文人墨客数不甚数，请问他们中哪一个是靠吃皇粮的御用文人？哪一个不是拥有经济实力的晋绅？只有共产党打倒了国民党，毛泽东赶跑了蒋介石，中国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一切文人和知识分子依靠独立生存的条件，再加上各种频繁的政冶运动，使中国文人和一切知识分子才逐步逐步失去了（应该是被剥夺了）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才蜕化为没脊梁没有尊严的御用犬儒。或是打入十八层地狱的贱民，如果要回归历史，首先从经济上回归，如何借用、利用共产党“改革开放”的时机与“发展经济的硬道理”去富裕起来，成为地主、资本家、实业家、科学家、文学家，为什么有条件不去富？一定要去当工具？今天的共产党已不是穷光蛋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好些已是超级的富翁和资本家，我们暂不去深究财富取得的合法性，但富总比穷好。正因为富了它才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进步，允许人异地而居，经商求学自谋职业；允许出国深造旅游，合资办企业办工厂，也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厂，没有钱能行吗？纵一天报禁开放，也能有钱才能去玩呀！富起来，特别是文人与知识分子富起来十分重要。如果我国知识分子百分之八十都是富人，民主自由将是个什么概念？
我从1985年2月起搏击商海，主要从事文化产业的公关策划、广告出版等业务，经过二十多年的风雨兼程，几起几落复复杂杂的争争斗斗，终成为一个中产阶级，有车、有房、有储蓄，不再为生计发愁，还送女儿来美国读书深造，并力所能及地支持一些朋友和公益事业，同时也借用一些时间写回忆录，留下近百余万字的底稿。一句话，我这一辈子将不靠任何人甚至儿女，都会生活得很好，想到什么地方去旅游就去旅游，想到哪儿去玩就到哪儿去玩。前年（2004年）我逐步脱下红舞鞋退出商海，到去年2006年正式金盆洗手回归书斋，开始在境外网站和刊物上发表不为挣钱只为讲真话的文章。今年反右斗争五十年又与一些老右合作发起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连署的公开信，提出“开放言禁，反思历史；彻底否定反右斗争；向受害人赔偿经济损失”的合理诉求，此后在4月6日又发起几十名老右们聚会“纪念反右斗争五十周年”活动。尽管我们这些全法的、理性的、温和的诉求还未得到中共当局的回应（也许永远没有回应），但总给历史留下了一个声音，给时代燃起一个亮点，做出了刘宾雁先生二十年前没有做成的事情。做这些事不仅需要责任，胆量，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为了串联六十一人连署签名，我坐着我的车整整跑了十五天，几乎跑遍连署签名的每家每户。他们名气比我大年岁也比我大，好些已不能走动。当然，我做这些事共产党不但不喜欢而且反感，但我不做谁做？谁又能做？知识分子追求的富裕不是为了享受，是为了思想和人格的独立，去完成一种历史的责任以体现人生价值，于我是义不容辞的使命感！今天我们时代面临的悲剧是，富起来的人没有思想、没有文化、没有责任，有思想、有文化、有责任的人又不富，甚而耻谈发财经商一事，仍保持看传统文化人清高孤傲的性格，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个 “节”就是经济。十年前的1997年我就来到美国寻求发展，除自身语言原因外主要是没有寻求到很好的合作者，凡已植根于这片土地上的新老移民者，大多数都是在埋头挣钱，根本不关心祖国政治甚至回避政治，而所谓流亡的民主人士只热心于作职业的革命家，不想也不准备从实业做起。这样不仅在国闪被边缘化，在国外也被边缘化，甚而对国内政治形势常常作出误判。用某人一句话说，叫“得到天空，失去大地”，一天一天相去甚远。所以我认为二十一世的政治，不论国内国外都应从经济入手，先有自已一片实业的天地，在不为生计发愁的前提前再去宣传扩展自已的思想理念与政治主张，如果自已还是个穷人，就只能重复“杀富济贫，以暴易暴”的老路，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也是为今天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路！当然，我的观点立场很难为人苟同，但我却是这样做的，并将教导儿女们也这样做下去：既不做统治者的奴才，更不加入任何巧取豪夺的墨吏队伍；既不去充当工具端“铁饭碗”，也不做“职业革命家”，永远走自我奋斗的有独立思想、独立见解、独立人格的爱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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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二十年前我曾在国内一家报刊著文写道：“民主自由只能植根于富铙的土壤，不能建筑在贫脊的沙丘”。当时有不少朋友批评我，说“这是富人的观点”，但我不仅不后悔，还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又提出：“若要思想与人格独立，首先要经济独立；没有经济的独立，便没有思想与人格的独立。”所以我提倡有能力有本事的文化人和各界知识分子不要去做共产党的官，当共产党的吏，要勇于经商办实业或做科学家、艺术家、实业家，决不要去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俗话说“端别人的碗，就得服别人管”。常言道“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吃人酒饭与人担担”。任何统治者和老板都一样，我拿钱雇了你，你就得听我的话，为我做事。不听我的话不为我做事，就得像我们四川话说的：“盘海（螃蟹）夹豌豆—给老子滚”。两者所不同的是，老板（资本家）用的是经济手段，解雇或开除；统治者（共产党）用的是“专政手段”，送你去劳教或劳改。
随着世界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今天共产党对不听话和不服从管理的知识分子（反抗者除外）所使用的手段，已不再是简单、粗暴的“专政”手段，而改为经济腐蚀与政治打压的双重手段了。这就叫在新的条件下新的对策：老子不怕你骄傲翘尾巴，不给你票子、房子、车子，穷死你狗日的。俗话说“一个钱逼死英雄汉”。所以，我坚定不移地认为：经济是基础，思想、人格是上层建筑。所谓“早上起来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没有经济基础，便没有上层建筑。万丈高楼从地起，这个地不能是沙摊啊！这二十多年来我就是不断用个人的实践，来证实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或者更广义地说，中国广大老百姓应该走的道路。当然，这条路对在座的朋友和我们一些老右来说不一定对路，这叫人各有志，各有各的具体情况和可能不可能的选择，但我和我儿孙们却矢志不移地走下去，一定要成为家财万贯的富翁至少是个不愁穿不愁吃的中产阶级。如果中国的富人和中产阶级多了，社会财富就会从公有制逐步逐步演化为私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是多元化社会，是民主自由的温床。所以我认为，民主自由不会产生于公有制社会的“党天下”，只能产生于私有制社会的多党制。私有制会准不容许“一党专政”，谁搞谁垮台，比如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历史就是个证明。今天共产党之所以垮不了台，就是它的政权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拥有国家的一切财富和资源。如果广大知识分子都走自已开办实业道路的道路，整个社会有许许多多的富人和中产阶级，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何愁没有民主自由？共产党想独裁也独裁不了。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至今仍想挤身于官僚行列，混个司长部长什么的。其特点是在位捧，失位骂，千百年来均如此。
我是右派分子，而且是个被共产党整整关押了二十三年，几乎被杀掉的右派分子，1980末才从大牢里回到原单位成都日报社。当时是一身囚衣，一付可怜相，年龄已是“人到中年万事休”的阶段了。好在还没有关傻关呆，大脑还能转动，笔头还能写点东西，于是重操旧业，仍伏案做编辑爬格子。为了夺回失去的青春，耽务的二十三年岁月，也为了给新建立起来的家庭能有冰箱和彩电，只能“老马不死旧性在”写小说。可是“出师未捷”好在还未“身先死”，一下变成了“清理精神污染”的“精理对象”，险些再次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自此不再敢玩笔杆写东西，不能再让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爸爸。但每月工资不足人民币七十元，三口之家要生活呀！便告别文坛当记者去，大量写吹糠见米“短、平、快”的新闻特写与报告文学，见刊物就投，是报纸就寄，每月也能赠上三四百元稿费。很快家里有了彩电、冰箱、洗衣机，还第一个装上家庭电话。但过不了多久时间，发觉自已这种为稿费而写作的行为和商人做生意一样，为的是赚几个钱而已，根本不是什么文章，更不是什么“精神食品”，仅不过为了适应某种政治的需要在编造骗人的故事，就像卖假药的江湖郎中在扯谎坝里瞎吹瞎喊：“快来买来包治百病的神药！”深觉良心有愧。于是试图去写一点生活中真正的东西，这一写又带来了麻烦。我一篇发在当时全国很有影响的刊物《青年一代》上的一篇短文《小秦之死由谁负责》害得教书的太太带我受过。真叫“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自此作家不敢当，记者不能当，要写稿挣钱就得当“宣传员”，就得作“啦啦队”，就得说假话，就得出卖人格和良心。此时邓小平先生提出“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政策方针已深入人心，农村城市出现了不少“万元户”，而这些人要文化没文化，要智商没智商，但敢面对生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什么不敢去“吃螃蟹”？何苦做这个前怕狼后怕虎，担惊受怕的作家、记者？今天肯定的东西明天又是否定的东西，况且笔下所写的哪些东西也不过是 “商品”，如不是商品，便没有地方发表还会受到打压批判。人活着总得讲点现实，陶渊明虽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其实是个小地主，才敢不吃皇粮；“全家吃粥酒常赊”写《红搂梦》的曹雪芹先生，总还拥有点房产和祖先留下遗荫，如果要想不当工具为写作而写作，就得有经济实力，不为一日三餐吃穿发愁。何况今日文学都是“商品”，根本没什么艺术价值可言。既然是商品，就得权衡它付出与收获的对等价值。如果爬一天格子挣的是一百元，而经商挣的是一千元，我为什么不是挣这一千元呢？除非是傻瓜。
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与比较，决定“下海经商”，先解决“经济基础”，有了房有了钱有了车，再静下心来写东西。那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官方不出版自已掏钱印刷，而且还可以帮助别人。写作不再是生存所需，而是为了说真话说实话，把自已所经历过的苦难告诉世人留给历史。再有，中国历代的统治阶级都看不起知识分子，不论你本事再大也不过是依附于“皮”的“毛”，所以毛泽东极其轻蔑知识分子，什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难道我们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都只得作“毛”不作“皮”么？五千多年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上为什么有司马迁、李白、杜甫、白居易、罗贯中、施耐俺、曹雪芹这些先贤大腕，除了他们有不屈不挠的民本位的抗争精神，追求独立人格不做犬儒的风范外，都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纵是穷得叮当响的诗圣老杜，在成都西外浣花溪还有草庐呀！如果是个靠工资生活的穷光蛋他能有 “堂前扑枣任西怜，无儿无食一妇人，只因家贫缘如此，勿要恐吓转须亲”的诗句么？我国三十年代为什么群星璀灿，风际云涌，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文人墨客数不甚数，请问他们中哪一个是靠吃皇粮的御用文人？哪一个不是拥有经济实力的晋绅？只有共产党打倒了国民党，毛泽东赶跑了蒋介石，中国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一切文人和知识分子依靠独立生存的条件，再加上各种频繁的政冶运动，使中国文人和一切知识分子才逐步逐步失去了（应该是被剥夺了）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才蜕化为没脊梁没有尊严的御用犬儒。或是打入十八层地狱的贱民，如果要回归历史，首先从经济上回归，如何借用、利用共产党“改革开放”的时机与“发展经济的硬道理”去富裕起来，成为地主、资本家、实业家、科学家、文学家，为什么有条件不去富？一定要去当工具？今天的共产党已不是穷光蛋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好些已是超级的富翁和资本家，我们暂不去深究财富取得的合法性，但富总比穷好。正因为富了它才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进步，允许人异地而居，经商求学自谋职业；允许出国深造旅游，合资办企业办工厂，也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厂，没有钱能行吗？纵一天报禁开放，也能有钱才能去玩呀！富起来，特别是文人与知识分子富起来十分重要。如果我国知识分子百分之八十都是富人，民主自由将是个什么概念？
我从1985年2月起搏击商海，主要从事文化产业的公关策划、广告出版等业务，经过二十多年的风雨兼程，几起几落复复杂杂的争争斗斗，终成为一个中产阶级，有车、有房、有储蓄，不再为生计发愁，还送女儿来美国读书深造，并力所能及地支持一些朋友和公益事业，同时也借用一些时间写回忆录，留下近百余万字的底稿。一句话，我这一辈子将不靠任何人甚至儿女，都会生活得很好，想到什么地方去旅游就去旅游，想到哪儿去玩就到哪儿去玩。前年（2004年）我逐步脱下红舞鞋退出商海，到去年2006年正式金盆洗手回归书斋，开始在境外网站和刊物上发表不为挣钱只为讲真话的文章。今年反右斗争五十年又与一些老右合作发起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连署的公开信，提出“开放言禁，反思历史；彻底否定反右斗争；向受害人赔偿经济损失”的合理诉求，此后在4月6日又发起几十名老右们聚会“纪念反右斗争五十周年”活动。尽管我们这些全法的、理性的、温和的诉求还未得到中共当局的回应（也许永远没有回应），但总给历史留下了一个声音，给时代燃起一个亮点，做出了刘宾雁先生二十年前没有做成的事情。做这些事不仅需要责任，胆量，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为了串联六十一人连署签名，我坐着我的车整整跑了十五天，几乎跑遍连署签名的每家每户。他们名气比我大年岁也比我大，好些已不能走动。当然，我做这些事共产党不但不喜欢而且反感，但我不做谁做？谁又能做？知识分子追求的富裕不是为了享受，是为了思想和人格的独立，去完成一种历史的责任以体现人生价值，于我是义不容辞的使命感！今天我们时代面临的悲剧是，富起来的人没有思想、没有文化、没有责任，有思想、有文化、有责任的人又不富，甚而耻谈发财经商一事，仍保持看传统文化人清高孤傲的性格，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个 “节”就是经济。十年前的1997年我就来到美国寻求发展，除自身语言原因外主要是没有寻求到很好的合作者，凡已植根于这片土地上的新老移民者，大多数都是在埋头挣钱，根本不关心祖国政治甚至回避政治，而所谓流亡的民主人士只热心于作职业的革命家，不想也不准备从实业做起。这样不仅在国闪被边缘化，在国外也被边缘化，甚而对国内政治形势常常作出误判。用某人一句话说，叫“得到天空，失去大地”，一天一天相去甚远。所以我认为二十一世的政治，不论国内国外都应从经济入手，先有自已一片实业的天地，在不为生计发愁的前提前再去宣传扩展自已的思想理念与政治主张，如果自已还是个穷人，就只能重复“杀富济贫，以暴易暴”的老路，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也是为今天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路！当然，我的观点立场很难为人苟同，但我却是这样做的，并将教导儿女们也这样做下去：既不做统治者的奴才，更不加入任何巧取豪夺的墨吏队伍；既不去充当工具端“铁饭碗”，也不做“职业革命家”，永远走自我奋斗的有独立思想、独立见解、独立人格的爱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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