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5月6日发表“从中国到巴拿马，有毒药物的踪迹”（From China to Panama, a Trail of Poisoned Medicine）一文，指出一种来自中国的有毒药物糖浆在巴拿马害死300余人，从而将国际社会有关中国有毒食品及中国制造缺乏安全的讨论与报道推向高潮――整个4月，从欧洲、北美和亚洲接连传出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宠物食品及其它产品不符合安全标准或有害健康的消息。
这里且列举数端：欧洲委员会4月19日推出2007年商品安全评估报告，在该报告列举的924种在欧盟市场上发现的危险产品中，有440种产品来自中国；与此同时，美国食品医药管理局宣布，在从中国进口的稻米蛋白浓缩物中再次发现三聚氰安，因这种蛋白添加剂被美国公司用来制造宠物食品，结果导致一些宠物的肾功能衰竭。
马来西亚的《新海峡时报》亦于4月19日发表“中国食品出口的警钟”一文，强调中国出口的食品安全问题不仅表现在宠物食品方面，人类食品亦不能幸免。文章列举了一些中国人大都知道的事情，比如中国的一些农民为鸡蛋注射致癌的工业染料，让蛋黄看起来更加新鲜；果农为水果注射化学物质，促使芒果早熟，让草莓和苹果更加红润；渔民用含有致癌物质孔雀石绿的溶液浸泡淡水鱼，使它们看上去更加新鲜――这些伎俩当然并非农民们的发明，他们都是付出高额费用才得到各类“生化技术”专家的“技术指导”。
上述消息对中国人绝非新闻，因为从90年代中期开始，同类报道就在中国媒体上屡屡出现。不少中国人都知道：那些从事种植业与养殖业的农民，都有为自家专门种养之物，绝对不吃那些他们作为商品销往市场的产品。只是如今这类行为已经不限于关起门来祸害同胞，而是“环球同此凉热”。这是经济伦理正在崩解的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登上全球经济舞台之后，世界正在为之付出的代价。
一国的商品，承载的不仅只是该国的工艺制作水平，还有其它各种社会文化因素。比如商品价格反映了该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与福利制度，商品质量则折射了这个国家的商业信用乃至信用附生其中的道德秩序与这个国家的基础制度。比如那些将自已食用物品与卖给他人的物品区别开来的农民们，他们这种行为本身，已经不只是丧失了商品生产者的职业伦理用以自律的信用与道德，还在于他们根本不用承担出售这种有害食品的社会后果，因为这个社会缺乏追索这类无良生产者的法律链条与道德裁判能力。而缺乏这两点，说明这个社会的伦理秩序已经崩溃，信用道德陷入瓦解。
一个国家的基本秩序必须从两个层面建构，一是基本制度（包含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二是伦理道德，包含政府官员的政治伦理以及各职业群体的职业伦理。前者是强制性的他律，是制度信用；后者形成自律机制，是道德信用。如果制度约束已经失灵，意味社会秩序瓦解。而中国的情况表明，中国社会的基本秩序已经瓦解。上述销往他国的大量有毒食品与药物，表明信用链条在几个关键点上断裂：
一是国家信用失灵。中国只是加入WTO才几年的成员国，因侵犯他国知识产权一直饱受诟病，这次集中爆发的有毒食品与药物问题，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国家信誉；二是政府与国民之间的信用约束已经断裂，厂商既不为国家整体利益考虑，也不为本身的长久利益考虑，而政府也缺乏对厂商行为的有效约束；三是表明社会成员的道德信用缺失。生产者只有自己一时的短期利益考量，无视他人的生命安全。
而这三个层面上的信用失灵，表明由制度信用与道德信用构建的社会秩序已经瓦解，犯罪者无须为自己的犯罪付出代价。而一个国家制度信用失灵与道德信用失灵交互作用的结果，就是社会的整体堕落，上层社会是精英流氓化（有人用贪官、奸商与文痞三个词汇概括中国的政治、经济、知识精英集团），下层社会则是平民痞子化。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遏制，对中国人来说，最无可回避的危害是生态环境将进一步恶化，受污染的食物决不止只来自于那10％受到严重污染的农田，由生态安全构筑的食物供应链将充满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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