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能兼革命大家与国学大师于一身者并不多见,章太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因慕反清思想家顾炎武之风概,更名绛,别号太炎。
章太炎第一次被捕源于在《苏报》发表革命言论。他虽事先已得知将被拿办的消息,但却不愿流亡避难,反而从容地对邹容说:吾已被清廷查拿六次,今七次矣,“志在流血,焉用逃为?”1903年6月30日上午,章太炎闻工部局前来捕人,凛然应声:“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慨然就捕。
1908年,章太炎因抗议日本当局封禁《民报》,二入牢狱。他当庭诘问裁判长:“扰乱治安,必有实证。我买手枪,我蓄刺客,或可谓扰乱治安。一笔一墨,几句文字,如何扰乱?”“我言革命,我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我之文字,即鼓动人,即扇惑人。扇惑中国人,非扇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我何罪?”傲然正气,令对方理屈词穷。
1913年8月,章太炎因讥弹时政,立志反袁,三次被拘。被软禁之初,他就已做好赴义准备:“吾虽微末,以一身撄暴人之刃,使天下皆晓然于彼之凶戾,亦何惜此孱形为!”他用嬉笑怒骂的方式公然对袁世凯的威逼利诱表示敌对与蔑视。1914年1月7日,他冒死而行,以勋章作扇坠,径闯总统府。此后,他被移拘龙泉寺,为表达胸中的愤懑,“凡几案侧,遍书袁世凯三字,日必杖击之数次”。是年6月6日,章太炎开始绝食,并对墓葬处所、遗稿等身后事一一作了嘱托。这次被囚长达两年又十个月,他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了巨大痛苦,长女也因此自尽,但他仍旧宁死不屈。其间,袁世凯请他上请愿书,以作释放条件,他却写道: “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匪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磨练风霜存骨相”,章太炎以铮铮铁骨、凛然正气践履了对革命的笃诚。
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侵略,再次激起章太炎的民族义愤,他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冒着炮火到北平拜见张学良、吴佩孚,劝他们抗战,后又通电怒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国家危急至此,犹不奋力向前以图恢复,平日整兵治戎,所为何事?应即督促前进,自谋靖献。如犹逍遥河上,坐视沦胥,此真自绝于国人,甘心于奴隶者矣!”
在革命面前,章太炎表现得如此决绝和自若,而面对未竞的学术事业,他则往往饮恨在心,不能释怀。1903年,他因《苏报》案被拘,写过一篇《癸卯狱中自记》:“上天以国粹付余……怀未得遂,累于仇国。惟金火相革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他以中国文化传人自居,视学术为国家自立、抵御外侮的思想源泉。1914年,他被袁幽禁,决心以死殉国,但对学术生命则表现出无限眷恋:“夫成功者去,事所当然,今亦瞑目,无所吝恨。但以怀抱学术,教思无穷,其志不尽。……所欲著之竹帛者,盖尚有三四种。是不可得,则遗恨于千年矣。”他对民族文化满怀赤诚,虽释然于“家无余铢”、“槁饿而死”,却难以割舍学术之志。正是在这次囚禁中,他以超人的毅力,先后编定《检论》、《国故论衡》、《章氏丛书》等多部巨著。
为革命大义,章太炎能抛却私谊;为传继国学,他同样不计个人恩怨。章太炎极为欣赏刘师培的汉学修养和才华,引为知己。1907年,刘师培变节,密投两江总督端方。章太炎非常惋惜,多次晓以情理,劝其迷途知返。1909年,章太炎在同盟会内部处于孤立时,刘却落井下石,捏造伪证,指责他叛变革命。 1911年,刘随端方逃往四川,被革命军拘留。章太炎闻讯立即发表宣言营救:“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城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接着,他又请求孙中山将刘开释,并在《大共和日报》刊载寻人通信,打探生死消息。章太炎对刘师培的极度宽容和谅解,可谓用心良苦。其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他对于整理国学、保存国粹神圣事业的自觉体认和执著追求。挚爱于民族文化,超然于个人好恶,可谓大学者的胸怀。
特立独行、卓尔不群是对章太炎品格的写照。这不仅在他的革命、学术行迹中随处可寻,还多见于他绝诣独到、不和时流的思想。20世纪初,社会进化论被视作公理而广为接受,以致不少人想当然地将之等同于进步主义。1906年,章太炎发表《俱分进化论》,反对盲目崇拜进化论,迷信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彼不悟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知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影,非有他也。”文中对中国简单追效西方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两年后,他又发表《代议然否论》,就西方国家议会制的利弊作辩证思考,主张中国在制度设计中应力避代议制的流弊。他于1911年结撰的《齐物论释》,则要求破除对经典与权威的膜拜,破除文明与野蛮的偏见,破除是与非的机械划分,强调落后国家、民族及其文化都有其存在的权利,指出世界多元发展的必要和可能。在当时惟西是尚的潮流下,章太炎的思想学说从民族性出发,不从时流,独树一帜,体现了对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独到思考,代表了现代文化的重要一脉。
章太炎第一次被捕源于在《苏报》发表革命言论。他虽事先已得知将被拿办的消息,但却不愿流亡避难,反而从容地对邹容说:吾已被清廷查拿六次,今七次矣,“志在流血,焉用逃为?”1903年6月30日上午,章太炎闻工部局前来捕人,凛然应声:“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慨然就捕。
1908年,章太炎因抗议日本当局封禁《民报》,二入牢狱。他当庭诘问裁判长:“扰乱治安,必有实证。我买手枪,我蓄刺客,或可谓扰乱治安。一笔一墨,几句文字,如何扰乱?”“我言革命,我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我之文字,即鼓动人,即扇惑人。扇惑中国人,非扇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我何罪?”傲然正气,令对方理屈词穷。
1913年8月,章太炎因讥弹时政,立志反袁,三次被拘。被软禁之初,他就已做好赴义准备:“吾虽微末,以一身撄暴人之刃,使天下皆晓然于彼之凶戾,亦何惜此孱形为!”他用嬉笑怒骂的方式公然对袁世凯的威逼利诱表示敌对与蔑视。1914年1月7日,他冒死而行,以勋章作扇坠,径闯总统府。此后,他被移拘龙泉寺,为表达胸中的愤懑,“凡几案侧,遍书袁世凯三字,日必杖击之数次”。是年6月6日,章太炎开始绝食,并对墓葬处所、遗稿等身后事一一作了嘱托。这次被囚长达两年又十个月,他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了巨大痛苦,长女也因此自尽,但他仍旧宁死不屈。其间,袁世凯请他上请愿书,以作释放条件,他却写道: “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匪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磨练风霜存骨相”,章太炎以铮铮铁骨、凛然正气践履了对革命的笃诚。
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侵略,再次激起章太炎的民族义愤,他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冒着炮火到北平拜见张学良、吴佩孚,劝他们抗战,后又通电怒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国家危急至此,犹不奋力向前以图恢复,平日整兵治戎,所为何事?应即督促前进,自谋靖献。如犹逍遥河上,坐视沦胥,此真自绝于国人,甘心于奴隶者矣!”
在革命面前,章太炎表现得如此决绝和自若,而面对未竞的学术事业,他则往往饮恨在心,不能释怀。1903年,他因《苏报》案被拘,写过一篇《癸卯狱中自记》:“上天以国粹付余……怀未得遂,累于仇国。惟金火相革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他以中国文化传人自居,视学术为国家自立、抵御外侮的思想源泉。1914年,他被袁幽禁,决心以死殉国,但对学术生命则表现出无限眷恋:“夫成功者去,事所当然,今亦瞑目,无所吝恨。但以怀抱学术,教思无穷,其志不尽。……所欲著之竹帛者,盖尚有三四种。是不可得,则遗恨于千年矣。”他对民族文化满怀赤诚,虽释然于“家无余铢”、“槁饿而死”,却难以割舍学术之志。正是在这次囚禁中,他以超人的毅力,先后编定《检论》、《国故论衡》、《章氏丛书》等多部巨著。
为革命大义,章太炎能抛却私谊;为传继国学,他同样不计个人恩怨。章太炎极为欣赏刘师培的汉学修养和才华,引为知己。1907年,刘师培变节,密投两江总督端方。章太炎非常惋惜,多次晓以情理,劝其迷途知返。1909年,章太炎在同盟会内部处于孤立时,刘却落井下石,捏造伪证,指责他叛变革命。 1911年,刘随端方逃往四川,被革命军拘留。章太炎闻讯立即发表宣言营救:“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城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接着,他又请求孙中山将刘开释,并在《大共和日报》刊载寻人通信,打探生死消息。章太炎对刘师培的极度宽容和谅解,可谓用心良苦。其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他对于整理国学、保存国粹神圣事业的自觉体认和执著追求。挚爱于民族文化,超然于个人好恶,可谓大学者的胸怀。
特立独行、卓尔不群是对章太炎品格的写照。这不仅在他的革命、学术行迹中随处可寻,还多见于他绝诣独到、不和时流的思想。20世纪初,社会进化论被视作公理而广为接受,以致不少人想当然地将之等同于进步主义。1906年,章太炎发表《俱分进化论》,反对盲目崇拜进化论,迷信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彼不悟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知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影,非有他也。”文中对中国简单追效西方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两年后,他又发表《代议然否论》,就西方国家议会制的利弊作辩证思考,主张中国在制度设计中应力避代议制的流弊。他于1911年结撰的《齐物论释》,则要求破除对经典与权威的膜拜,破除文明与野蛮的偏见,破除是与非的机械划分,强调落后国家、民族及其文化都有其存在的权利,指出世界多元发展的必要和可能。在当时惟西是尚的潮流下,章太炎的思想学说从民族性出发,不从时流,独树一帜,体现了对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独到思考,代表了现代文化的重要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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