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反右与言论自由 (王丹)

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与民间的回顾与反思相对应的，是官方的默然与压制。由杜光、戴煌、史若平、李昌玉、铁流等人发起的“总结历史教训、开放言禁、赔偿损失”的公开信，陆续在一些省份得到呼应，并在此基础上，于北京成功举办了反右五十周年研讨与纪念会议，但是，签名信的参与者当中，许多人受到原工作单位或警方的干扰，居住在四川成都的铁流老先生还因此被限制了行动自由。

仅从人事关系上看，对右派的补偿似乎应无直接阻力，当年参与反右的当事人已经全部离开政治舞台，而中国政治一贯奉行“人一走茶就凉”的潜规则，作为为中共的第四代领导，有什么必要为第一代，第二代领导承担不必要的历史包袱呢？

我们知道，右派的大规模摘帽发生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由于邓小平的重新上台，更由于胡耀邦这些中共内部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的努力，遭受长达二十年非人折磨的右派们，才能够基本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但是，对于反右运动的定性，邓小平绝不松口，其中的利害关系，除了邓小平本人积极参与并领导了反右运动，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反右运动的实质是扼杀和限制言论自由。

这一点，杜平等人的公开信有清楚的认识，公开信的主要吁求有三项，其中一项就是“开放言禁”，如果说当年的鸣放有什么刺激共产党的话，那绝不是什么暴力或非暴力行为，而是所谓的“反动言论”。一个拥有强大武装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的几百万大军，显得游刃有余，可是，对于几百万普通知识分子的牢骚或直谏之言，却怕得要死，这充分说明，对于专制政权来讲，说真话比扔炸弹更可怕。

正由于这个原因，无论对反右还是文革的反思，在中共党内，都进行不下去，文革之后重新上台的中共党魁们发现，尽管他们身受这个政权的专制之害，但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却必须接过专制的权力体系与构成，唯一不同的，是把过去毛泽东用来对付他们的手法，拿来对付普通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对权力概念的理解，他们与毛泽东实际上是一丘之貉。因此，死掉一个毛泽东，上来一群毛泽东，专制政治的统治手段被基本继承下来。

在2007年之后，即将迎来北京奥运会，国际的强烈关注之下，中共封杀言论自由的力度，要视民间舆论能否形成有效的聚集而定，与分散而零星的言论反抗相比，对有效集中的言论话题进行公开压制会带来国际反弹，因此会有所顾忌。民间应借助此一机会，突破言论禁区，虽然无法得到善意回应，但突破言禁的目的，首先就是面向公众发言，扩大言论空间，在这种突破中，会唤起民间政治意识的复苏，唤起民众对自由、民主的热情，为进一步的社会变革做准备，所以，每一次突破言论禁区都是有意义的，每一句真话都会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我们应该为此而努力。(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