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灏年著 《谁是新中国 》连载（九）

上 卷
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




第七章

中国民主进程的巨大逆转


诚如前述，中华民国以一弱国，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如果她也象二战后的其它国家一样，能够迎来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代，她的前程将无疑是十分光明的。然而，悲剧却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夜，于八年抗战中“养在深山人未识”的中共军队，就已经发动了旨在夺权打天下的内战。中华民国要在战后的废墟上期图和平建国的希望，不但因之而破灭，而且，中国国民党志在战后迅速推行宪政、即还政于民的历史愿望，虽经惨淡努力，亦因之而灰飞烟灭。辛亥以来中国民主过渡的艰难进程，由是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逆转。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的中国内战，从中共一面来看，是一场旨在“打天下”的战争，因为中共数十年在苏俄指使下造反的目的，就是要颠覆新中国 —— 中华民国，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从中国国民党一面来看，则是中华民国第三度统一中国的战争。因为，一度为北伐成功统一中华民国，二度为统一后荡平新旧军阀叛乱的余波。从结局上看，则是中国国民党护国护法的惨痛失败。这是因为，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在中国大陆既已被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颠覆，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更已为中共的“共产专制制度”所复辟。而中共农民造反只能“建立新王朝和复辟旧制度”的历史特质，中共所谓敌后抗日根据地之农村独裁政权的性质（按：费正清死前对中共的最后用语），和中共从专制理念到复辟实践都与民主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的政治本质，自然又决定了这一场内战的根本性质，乃是民主进步与专制倒退的一场残酷历史较量。

一　　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一场残酷较量

本节冠以“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一场残酷较量”这样一个标题，历史若倒退半个世纪，读者一定会认为题中所指的专制倒退，必是中国国民党及其失败的政权无疑。而题中所指的民主进步，又一定会被误解为夺取了大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
然而，这是在五十年之后。因而这个认指非但已不可能，而且在中国大陆民间更无人会产生这样一个历史的错觉。因为中国大陆民众在半个世纪的痛苦和流血之中，已经知道了什么是专制，谁才是专制。但是这又并不等于说，在中国大陆每一个人都已经懂得了，于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内战中被打败的那个国家、政党和政权，恰恰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才是一个真正民主进步的政党和政权。历史的悲剧在于，它失败了，如同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与克伦斯基及其革命政权一样地失败了；如同她领导长期卫国战争直至胜利的光辉竟被全世界势利的历史学家们掩灭罄尽一样。数十年来她为了推进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艰难过渡的种种功绩和实绩，早已被忘却，被掩盖，甚至被诬蔑和栽赃。
然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五十年的专制复辟统治，终于使中国大陆人民自己从反思那个“失败了的政党和政权”为始，进而对那一场内战中的失败者，以及她在失败前的最后几年中，曾如何迅速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历史事实进行了再认识。而这一再认识的结论，便是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内战，乃是民主进步与专制倒退的一场残酷较量，更是中国民主革命与以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进行长期较量的继续。而所谓民主进步者，非但不是那个胜利了的中共，恰恰是那个失败了的中国国民党，和由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中华民国。显然，历史和现实的发展已经证明这一认识是正确的，而非错误的。

第一、训政的结束和双十协定的签立

一、一九三七年前，中国国民党因外患内忧而未能如期结束训政，但已经准备结束训政和筹备宪政。一九三七年后，国民党不仅于艰苦抗战之中，仍在推动着民主宪政的准备，而且，随着再度“容共”和党禁的实际开放，中国已经再一次出现了多党政治的形态。当时的中国，除掉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以外，不仅还有一个有地盘、有军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合法存在和独立存在，并能参预国是，而且在原来就有的新闻、舆论、集会、结社等自由的基础上，已经逐渐地和迅速地形成了一大批政治社团，直至其他在野党派的出现。抗战即将胜利结束时，就在这些社团当中，由国社党和数家小党所结合而成的中国民主联盟、中国青年党等，非但已经应运而生，而且在国家政治上，已经愈来愈有了言权，甚至是事权。再加上法统原来就是共和的，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实行训政的目的，又是要还政于民，实现多党政治，因而，抗战胜利之日，即已成为民主宪政大步推进之时。中国国民党亦由训政而开始了向宪政的实际过渡。
二、正因为法统是共和的，执政党是要实行民主的，战前和战时亦已经为战后的民主政治作了准备和铺垫，战争远未结束，中华民国政府就已宣布将于战争胜利后一年召开“制宪国大”，然后召开“行宪国大”，实现“还政于民”。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即日本投降的当日，蒋介石便在中共已经借“受降”而挑起内战之时，三次电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并敦请美国大使赴延安斡旋，请求斯大林敦促毛泽东参加和谈，以消弥内乱和内战，共同和平建设这个历尽战争创伤的新中国。由是，毛泽东才在美国大使的“护送”下来到重庆。国共两党历经四十日的会谈，于是年十月十日发表了“双十协定”，其主要内容是：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一、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
二、蒋主席所倡导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的途径。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
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等各项问题。
（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
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全部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五）关于党派合法问题
政府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并皆有合法的地位。
（七）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
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的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
双方同意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
　　…………
首先，这个协定之所以能够签订，是因为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提供了一个“能够与反对党进行平等对话和平等谈判的政治体制，或曰民主体制。”中共及其政权从来就没有、也绝不允许存在这样一个“政治体制和民主体制”。
其次，这个协定之所以能够充满平等和民主的精神，是因为执政党及其政权，在本质上便是一个民主性质的政党和政权。因为，执政党首先已经承认了中共这个反对党和其它政治党派的合法存在，即承认了多党存在的现实，又决心要结束训政，实现宪政，实行多党民主政治。这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直至今天的中共政权则是不能想象的。01

第二、政协会议、制宪国大的召开和中华民国宪法的诞生

一、毫无疑问的是，“双十协定”的主要内容确实充满了民主建国和多党治国的民主精神。这个民主精神迅速而又具体的表现，便是三个月后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这才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政治协商会议。首先，从这个会议的三十六名组成人员来看，国民党仅占八人，中共占七人，中国民主同盟占九人（中共为拉拢民盟送其两票），中国青年党五人，各界社会贤达九人。除国民党八人外，其余各党派共二十八人均为本党本派所推选，而非执政党各级党的组织部自己提名、自己审查和自己批准。他们才是真正的各党派代表，与今日中国大陆那个“假政协”不可同日而语。其次，政治协商会议由协商而敲定的内容，基本上便是“双十协定”的内容。它所拥有的民主内容与民主品质，基本上都体现在后来“制宪国大”所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之中。
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制宪国大”上三读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确是一部相当民主的宪法。她不仅以孙中山先生的“五权”思想弥补了“三权”的缺陷，以人民的直接选举权填补了因间接选举而产生的代议制度的缺失，而且赋予人民在直接民权行使中享有创制、罢免、复决的权力，无疑是对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一个发展与完善，从而显示了全民政治即民治、民有、民享的根本精神。特别是她所提出的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合法平等的原则，和各级法官及考试官员必须超越党派的明确要求，既是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重大发展与完备，又充分体现了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原则，是“临时约法”诞生后三十年间，中国宪政历史艰难进步的政治结晶，是中华民国台北政权之所以能够逐步走上全面民主化道路的历史根据，也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否定和推倒“中华民国宪法”的根本缘由所在。难怪胡适之先生说“这部中华民国宪法比美国宪法还要民主”。若将之与邓小平改革时代，有人仅仅说了一句“要政治民主化”就能被判刑十四年的中共“恶法”相比，谁是真正的民主，谁才是真正的专制，也就一目了然。
必须指出的是，这部“中华民国宪法”的诞生过程，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外患内忧的艰难时世，记录了“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的艰难进程，还纪录了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民主政党的本质，和中华民国拥有一个共和法统的民主国家性质。“中华民国宪法”于训政时期的一九三三年受命起草，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草案（即五五宪草），于艰苦抗战时期和抗战刚刚胜利结束的岁月里，由各党派及无党派（包括中共）进行了四次大的修改。所以，它非但不是一党一派的产物，而是多党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第一次修改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战时最高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成立的宪政期成会在召开第二次会议时，就决定广泛征求对“五五宪草”的意见。一九四零年三月二十日，宪政期成会又召开第三次会议，根据各方意见，经过综合整理，提出了“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之修正草案”。第二次由部分国民参政会议员和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组成“宪政实施协进会”，以“发动全国人民研究中华民国宪法”。一年后收到各方意见二百六十九条，经讨论提出三十二项建议，题名“国民参政会宪政实施协进会对五五宪草的意见”。第三次是国共“双十会谈”曾决定由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予宪法以修改。而由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的宪法修改原则，其最为重要者，便是“关于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规定，需出自于保障自由之精神，非以限制为目的（第五条）”。而参加起草宪法修正案的中共人员即有董必武、秦邦宪、周恩来、陆定一等。负责起草者为当时亲共的反对党领袖张君劢，以及骂国民党骂出了名的民盟领导成员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等。张甚至在起草改组中，蓄意笼络中共代表，常常排斥和不邀请国民党代表参加。02 第四次修改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十九两日，即在制宪国大进行中。其间，一是由国民政府与青年党代表左舜生、民盟代表张君劢、以及社会贤达代表吴经熊等两次会商，根据修正案加以整理、补充和悖定，完成修正案；二是经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后，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在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然后再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交由行宪国民大会连续召开六次大会，进行广泛讨论，并组成有二百人参加的八个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宪草内容进行审查；三是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读通过。由是，“中华民国宪法”终于诞生。
“中华民国宪法”的诞生，标志着制宪国民大会和制宪的成功，标志着由孙中山先生所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历经外患内忧和民主与专制的反复较量，终于由军政、训政而走向了实行宪政的历史进程，标志着中华民国之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由此而被确认。
制宪的成功，迅速地推动了行宪的实现。一九四七年元月一日，“中华民国宪法”正式公布后，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立即开始了行宪的准备。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公布《行宪国民大会组织法》，《行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立法委员选举罢免法》，《监察委员选举罢免法》和《五院组织法》。一九四七年四月六日，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又与民社党领袖张君劢，青年党领袖曾琦，以及社会贤达代表莫德惠、王云五等，于南京为筹备宪政政府签署了一项协商施政方针（十二条）。主要有：改组后之国民政府，由参加之各党各派即社会贤达共同负责；二、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为合作基础；中共问题仍以政治解决为基本方针；行政院长人选，应先征求各党之同意；凡因训政而颁设之法制及机关应予废止或裁撤；严格保障人民之各种自由；各省、市、县参议会，尽量由各党派人士参加……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全国举行国大代表选举。参加选举者约二亿五千万人，共选出代表三零四五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各省市议会开始选举监察委员。原定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立法委员选举，因各党派代表名额问题而延至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03
行宪国民大会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召开。根据宪法，总统、副总统选举不由党派提名，而由代表自由组合一百人连署提名候选人。蒋介石以一次选举所得二四三零票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当日出席会议人数二七六五人）；副总统选举出现六人公开竞选状态，会内会外，舆情起伏，竞争激烈，历选数次，最后由李宗仁当选。由是，虽然行宪后的国民政府仍由中国国民党执政，但是，中国国民党已经是经过民选的执政党，已不具有原来一党训政的意义。
上述事实证明了战后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已在真诚地和迅速地推进着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其由军政、训政而宪政的建国、治国目标，也终于在内战的烽火中得以实现。如果此时的中国没有内战，即没有中共为夺取政权所发动的战争；如果此时的中共能够遵守自己亲自参预和通过的“双十协定”与“政治协商会议”各项条约，包括它亲自参预修改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如果中共在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不仅一再为它保留庞大的席位和一再敦请、等待它出席的情况下，能够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福祉，停止内战，参加国大，遵循而非坚决推倒由它亲自参加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04 则战后的中华民国，不仅因此而能够迅速地走上全面民主政治的道路，而且一定能够象战后的其它国家一样，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新建设发展起一个美好的战后中国（详见下卷第五章）。由是，中国大陆人民非但不会再度历经残酷的内战，而且更不会在嗣后半个世纪既无外患、更无内忧的和平环境下，只因中共专制统治集团的迫害和蹂躏而横死八千万之数，超过日本侵略者杀害我同胞的数倍以上。以至今日，中国大陆人民仍只能“苟全性命”于中共专制复辟政权之下。然而，也正是中共五十年的专制复辟统治，才又为全体中国人民补上了谁是专制、谁非专制的历史一课。虽然，中国人民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由是而论，称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内战，乃是一场民主进步与专制倒退的残酷较量，难道还不是正确的吗？
二　　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失败的原因



第一、日本侵华战争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历史原因

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盖其根本的原因，为日本帝国对我国的十四年疯狂侵略。这是因为：
一、正是日本帝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不仅给刚刚统一的中华民国带来了无穷外患，更为中共在苏俄指使下的持续叛乱造就了“天赐良机”，尤使因阴谋策动“西安武装政变”而绝处逢生的中共，终因全面抗战的爆发，而获得了图存和扩张的大好历史条件，从而导致了国、共两党力量的相消长。中华民国几为抗战而将“国底掏空”，相反，中共却在“一分抗战，两分宣传和十分发展”中“成长壮大”起来了。05
其一、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队的惨重伤亡已如前述（参见第六章）。相反，中共却在决策“日蒋火并”和乘国难以扩张的“抗日”总方针下，从不足二万人马发展成了拥有一百二十万正规军队和二百万民兵的农民造反力量。所谓战争的“创伤”和战争的损失，在中共只是一句笑谈而已。加之中共既不打日本，日本也就不打中共，双方甚至暗通款曲，互相默契（参见下卷第四章）。由是，日本只对远在重庆的蒋介石黄山官邸进行轮番轰炸，一再发动大举攻势以叩重庆门户，却从不对近在咫尺的延安稍作进攻；只将国民党军队、主要是中央军当作他们狠狠打击的对象，甚至咬牙切齿地叫嚣“务必鹰惩蒋政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叫喊“集中火力消灭国民党中央嫡系部队”，却声称“对地方杂牌军则不必理会”。06 整个抗战中，日军共击溃中华民国政府军七十五个师，中央军即占三十五个师。所以，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军队与中共军队的比例虽是四：一，但国民党军队已主要是“地方杂牌”。
其二、在经济上，八年抗战庞大的军费开支和长时期的战争破坏，造成了中华民国政府在经济上的极大损伤。一九三七年政府收入为八七零百万圆，军费开支却为一一六七百万圆；一九四一年政府收入为二零二四百万圆，战争费用为一九三三百万圆；一九四五年政府收入为二一六五一九百万圆，战争费用为一二六八零三一百万圆。这种情况，除掉逼迫政府借外债和内债以外，只好大量发行钞票，如此又为战后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的恶化带来了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相反，中共既无对国家的责任，又因不打日本而无战费的巨大负担；既能不断要求扩编军队而获得国民政府所给予的军费，又能自己开展“大生产运动”，即种鸦片、卖鸦片以买枪、买炮准备内战；既不需要维持和发展战时国家经济，却能依靠劫夺地主土地、财物和强迫农民交物纳粮，而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战后，中共既无通货膨胀经济恐慌之虞，却有苏俄的大量军援和经援之获。因此，中共的“穷家”，也就实在比国民党的“穷国”要容易对付得多（参见下卷第五章）。
其三、在统治区域上，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因为坚持八年抗战而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亦获得了最后的光荣胜利，但是，胜利后的中华民国却迎来了所谓“国统区”和 “解放区”之分。在八年抗战中，被中共到敌人后方去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竟已成为从中华民国政府手中“解放”出来的“解放区”。在中华民国，非但“一国已有二主”，而且中华民国政权竟已变成了仅仅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国家政权，统辖的人口不仅比战前少了四分之一，统辖的地区亦比战前少了四分之一强。由是，因抗战，而使中国成了一个破碎的中国，更使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一个破碎的政权，其力量之大大被削弱，也就可想而知。相反，在战前，仅剩下二万乞降人马和仅“统辖”了数十万人口的中国共产党，却在抗战伊始便拥有了陕甘宁和晋察冀这两个合法的和独立的边区政府，战后更拥有了面积达一百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以上的统治区域。至一九四四年，中共从一九三七年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在全国发展到了十六个活动基地，其中五个有各级政府，八个设立了行政委员会，三个为军事区域。其势力已远远超过一九一一年以后任何一家持枪称乱的大军阀。
其四、在政治上，由于中共使尽了“宣传”的伎俩，因而，在中华民国有舆论自由，而在延安却绝不容许有任何言论自由的前提下，中共才不仅骗取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不明真相者的同情，而且它的在野党地位，和它有枪、有地盘、有实力、更有“共产主义美好理想”作为欺骗的旗号，又使许多不明真相者和深怀野心者与之相互勾连，狼狈为奸，并利用它来要挟政府和反对政府，甚至恃共产党以挟国民党。就前者而言，国民党在明处，共产党在暗处，故国民党有错，举国皆知，甚至举国皆反；相反，若共产党有错，则举国无知，也就更不可能反了。是时，姑不论共产党在实际上不抗日，假抗日，甚至做出了种种“联日反蒋”的卖国行为，单就延安的“整风运动”，“抢救失足者运动”和“深挖国民党特务的运动”，及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杀人如麻的情形，在“国统区”就非但无人揭露，甚至连知道的人也没有。但这些事情若发生在“国统区”，为国民党所为，则不知要给共产党和所谓的民主人士们闹到怎样的地步。苏军在东北不知蹂躏了我多少同胞女子的惨事，竟不为人所知，更无人敢讲，但由中共一手制造的所谓美军强暴中国女学生沈崇案，却能把全国闹得天翻地覆。就后者而言，即那些曾拥共产党自重，而敢于大骂国民党、大骂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所谓民主人士们，他们虽然认共产党为民主，指国民党为独裁，为共产党做尽了帮凶、帮忙和帮闲的勾当，但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不是被共产党送掉性命，就是被共产党强迫劳教、劳改、流放，或终于成为巴儿狗的悲惨命运，实在将当年他们敢于大骂和横骂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的“勇气与风采”，抛到了九霄云外，从而成为今日中国大陆人民所极端不齿的形象。因而，在国民党统治区乃是民主的和开放的，在共产党统治区却是专制的和封闭的这样一个极不相同的历史状态下，中共的舆论欺骗实在是欺骗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和无数的国际人士，尤其影响了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而舆论作为一种积极有用的武器，再加上为所谓的民主人士们操之在手，它就在促成国、共两党政治力量的消长上起到了极端重要的作用。嗣后，尝足了制造舆论甜头的中共一旦夺取了政权，也就绝不容许任何舆论的存在了，直至连人民说话的自由也全部为他们所剥夺悖尽。
二、八年抗战虽然使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获得了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辉煌胜利，但是，却使它立即面临了内战爆发的巨大内忧，更使她立即处于“战、和两难”的极端困境。因为中共在长期不抗战中种种图谋反叛中华民国的表现，尤其是它在日本投降之日就立即制造种种赤裸裸军事行动以发动内战的行径，早已将它要夺权的野心，诉诸在不可遏止的欲望之中。但是，刚刚结束了长期外患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面对共产党逞之不及的全国性叛乱，不打则势将被中共所颠覆，打则不仅要顶内战的罪名，而且，因八年全面抗战的胜利而刚刚得以喘息的军队和人民势必厌战。再加上内战一开，长期战争的创伤非但来不及平复，特别是经济上的创伤就更是没有可能迅速抚平，此无疑又为国民党政权增加了一个至为重大的罪名。如前所说，国民党在阳面，共产党在阴面，国民党稍有战争动作，则全国反对之，为共产党在“国统区”所一再策动的“反内战”示威游行，便会随时随处爆发；相反、共产党早已发动了内战，甚至已经大打特打在前，却无人知其真相。即便是你美国来的调停人要视察，它也只给你看它愿意给你看的，或将那些早已做好了样子的给你看。因此，国民党在此被动局面之下，一方面只能主动地和一再地邀请共产党和谈，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美国人来调停，留下庞大席位以敦请共产党参加两个“国大”，从而对和平存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又在中共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的内战行动面前，不打不甘，打又不敢，捆手搏脚，羞羞答答，以至一再诒误战机，坐失良机。这就给共产党的一个党、一家军队和一心一意地要打内战、打江山，带来了对于对手的绝对优越性。
三、仅仅在三年半之前、即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曾致电蒋介石，对中国人民在蒋领导下独立坚持四年半抗战尤表敬佩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居然就能为了敦促苏联对远东用兵，以使自己能够及早地退出战争，便能轻易地将战胜国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当作“贿赂的礼品”，悄悄地送给了新沙皇斯大林。这个贿赂的“礼单”就是“雅尔塔密约”。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必须维持（即继续逼迫中国放弃对外蒙的主权）。
（二）将一九零四年由于日本背信弃义攻击（即指一九零四年日俄战争）所受侵害的帝俄旧有权利予以恢复：一、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都必须还给苏联。二、保护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先利益，并应该使该港国际化；以及恢复作为俄国海军基地的旅顺港租借权。三、东清铁路（满州里 ——绥纷河之间的横贯线）、南满铁路（长春 —— 大连之间的踪贯线）应由中苏设立合办公司，共同经营，但须保障苏联的优先利益。同时，则使“中华民国在满州保有完整的主权”（引号为作者所加）。
中华民国虽因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才获以废除不平等条约，然而，此刻，一纸“雅尔塔密约”，竟又使她重蹈了晚清时代丧权辱国的境地。无怪乎蒋介石在得悉“雅尔塔密约”的部分内容后，曾痛彻心脾地说道：“就只是这些问题，已经是足以置我们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此也，就连美国本身而论，在今后百年之间，也将很难探寻到在亚洲安全与和平的日子”。“未来的世界情势，又在重蹈第一次大战后霸道竞争的历史覆辙了。”07 斯言之痛，世界历史的发展已经给予了最为确凿的证明。
斯大林正是手拿着这样一分“密约”，以所谓五项先决条件（雅尔塔密约的数条内容）作为前提，才愿意对日宣战，更以消灭日本关东军为诱饵，来迫使同为战胜国的中华民国政府与之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然而，直到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之后才对日本开战的斯大林，不仅由此而在我国东北捞到了无数的战利品，而且如其所愿地将整个东北交给了中国共产党（参见下卷第五章）。这就在国、共两党的整个战略态势上，决定了中华民国政府完全可能失败的命运。
总而言之，仅从上述三个方面看来，我们就可以确凿无疑地认定，如果没有日本帝国的侵略，则既不可能有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中国内战的爆发，也就没有中华民国政府第三度统一中国战争的失败。中国人民既不会因此而遭受较之日本侵略更为漫长与痛苦的共产专制复辟，亚洲亦不会在战后成为苏美“冷战”的战场，而世界也决然不会是今天的这副模样了。追根究底，二十世纪上半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实为造成中国人民痛苦历史的万恶之源。今日中国大陆老少妇儒皆能道的一句话，恰恰就是：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哪有共产党。

第二、 苏俄蓄意颠覆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外在原因

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另一个重大外在原因，诚如胡适之先生所言，便是“苏俄对中华民国长达二十八年的蓄意颠覆”。本书上卷第三、第四及第五章已经指证了苏俄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和它持续命令中共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罪行。本书下卷还将进一步揭开上述阴谋罪行的事实，以及二战结束、内战开始以后，苏俄支持中共发动内战以武装颠覆中华民国的阴谋行径，藉以说明新沙皇俄国的蓄意颠覆，乃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外在原因。此处不再赘述。

第三、土地问题未能解决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现实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在内战中失败，有一个根本的现实原因，就是未能实现“平均地权”的理想。她虽然在一九三零年就颁布了一个十分进步的“土地法”，并且，即便是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也始终在摸索着和实验着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一因内乱频仍，二因外患连连，三因重视不够，才造成了只有土地改革的进步纲领，08 而不能向广大农民兑现。然而，辛亥以来直至抗战胜利的三十四年间，年年战争所给中国农民带来的痛苦和负担，非但未能稍减，却常常是急剧加深。这既是北伐时期中共就能够煽动农民造反的最重要原因，又是抗战时期中共能够于敌后夺地扩张的最重要条件，更是中共能够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下，发动起一场传统型中国农民战争的重要社会基础，特别是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之所以遭遇巨大失败的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现实原因（参见下卷有关章节）。

第四、中华民国从未真正统一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内在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会在内战中失败，还有一个重大的内在原因，便是中华民国在实际上只获得过形式上的统一，却从来不曾获得过内在的统一。
一、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东北“易帜”初获统一，直至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其间十年，内有包括西安事变在内的新、旧地方军事势力十三次公开武装叛乱，外有日本帝国对于中国侵略的逐步扩张和东北等地的先后沦陷，以及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的相继爆发。虽然内部的武装叛乱，在性质上为残余专制势力对于民主革命再造成功的再反扑，并且次第被中华民国政府所平息、所荡平，但他们的叛乱对于中华民国的统一和中华民国在政治、经济及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都起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作用。至于外部敌人 —— 日本帝国对我国的侵略和扩张政策，不仅造成了对中华民国统一与和平的最大破坏，更为国内残余封建军事势力的反叛，带来了“假国难以谋乱”的天赐良机。
二、一九二七年七月，在汪精卫的武汉“俄国政府”亦实现“分共”以后，中共在苏俄直接策划下，欲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虽遭失败，但是，在苏俄的直接命令、策划与指挥下，中共遂在南方农村持续了十年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并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俄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嗣后，虽经中华民国政府军的历次围剿而惨遭失败，但是，中共又因策动西安事变成功和全面抗战爆发而绝处逢生，从而导致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形成。这不仅是对中华民国统一与和平的持续破坏，并且终因对日抗战的长期性和艰苦性，而使之成为对中华民国的致命威胁。
三、虽然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重建是北伐打倒军阀的成果，次第荡平李、冯、阎等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又巩固了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然而两度由武力征讨所得到的统一，虽然使政权获得了较为稳固的基础，但十七年军阀混战的影响，不仅带来了小型叛乱的继续发生，而且埋下了残余军阀们朝附夕叛的重重危机，从而带来了以所谓“和平手段实现和平统一”的后遗症。并且，正是这些朝附夕叛的地方新旧军事势力，才会在内乱必定分裂的定数之下，为保存一己的势力，因时适势地制造了一系列对于中华民国的反叛。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出版的现代史研究著作已经指出，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内战中反叛中华民国的十九位著名“国民党叛将”中，除极个别有特殊背景者外，几乎均为残余军阀及其势力这一特质，实在不能不说是国民党遭遇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具体名单见本章注释）。09
四、正因为在名义上归顺中华民国的新旧地方军事势力，乃是以枪杆子来维持实力和维护其一姓统治的地方封建势力，所以，凡是由新旧地方军事势力所统治和控制的地区，其社会状态非但与民主无涉，甚至较之正常的和统一的专制王朝更坏。这种状况，不仅是对中华民国共和国体的讽刺，而且造成这些地区的人民对于中华民国政权的不满和不信任。这就给口称革命和民主、高喊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和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奠定了又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

三　　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重大历史错失

第一、以传统思想文化对抗现代共产思潮 —— 思想阵地先败

倘使要追究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内战中失败的自身原因，首当其冲者，便是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首先失败。
一、历史的事实是，几乎在中华民国政府军于江西剿共取得成功的同时，中华民国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被共产党所战败。特别是在上海等一些大都市，在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识分子心灵深处，在那些“左翼作家和左翼文化人所驰骋的文化战场上”。究其根本原因，一是中国国民党只意在剿除拿枪的中共党人，却为了在一个非常时期内能够坚持自身的民主理念，竟给了那些叛乱者以“新闻、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结盟的充分自由”。著名的“左联”，这个以收买鲁迅为旗号，为中共配备有党组书记的纯共产党组织，在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时代条件下，不仅曾横行沪上，嚣张于整个中国文坛，并且“拿起笔、作刀枪”，肉麻地歌颂新沙皇斯大林，无情地指骂正在艰难推行着民主进程的中华民国政府，疯狂地号召中国的第四阶级起来“革命”，从而成为中共在南方落后农村进行大规模叛乱、叛国的“文化支队”。有必要指出的是，所谓左联五烈士，他们之被处决，并非因为他们是诗人和作家 —— 实际上他们也只是几个文学青年而已，而是因为，他们是在国难当头时为中共武装叛乱、叛国而效命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是打着文学旗号，或曰在文学的掩护下以实行叛乱和叛国者。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那些天天都在写诗作文骂着国民党和蒋介石，天天都在作文写诗歌颂着新沙皇斯大林的“无产阶级”的诗人和作家们，为何均未遭遇被处决，甚至都未遭遇过仅仅是被批判、被斗争的厄运呢？更何况，作为文学青年，他们那些一再号召发动共产革命的所谓“文学作品”，在当时就能出版和传播的事实，恰恰证明他们已在思想文化上享有着充分的创作自由和充分的反政府自由。因此，我们只能怜惜他们作为文学青年的死，却无论如何不能怜惜他们作为叛乱和叛国者的被处决，更不能因为他们的被处决，而指骂那个已经给了他们创作自由的时代（虽然处决本身非为必须）。因为，如果他们在革命名义下的叛乱和叛国一旦成功，则任何创作的自由都将会被他们绞杀得干干净净；因为，无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被处决和被迫害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鲜血，于今早已将他们这些“前驱”推到了历史罪人的地位之上（作者按：鲁迅曾着文称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前驱）。
二、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面对着共产主义思潮，面对着来自苏俄的共产文化入侵，不仅没有予以坚决地批判和取缔，竟只想简单地依靠传统儒家思想文化，来对抗这个为“科学”所包装的、东西方传统大同思想的“变种”。从而不仅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甚至不是肯定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成就，辨析它后期的错误支流，引导它走向对于传统文化中专制思想文化体系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发展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却一味地和简单地用被新文化运动所批判过的传统文化和固有道德，来抵抗这个“被现代化了的传统大同思潮”，更要以“礼仪廉耻忠孝节义”为基本口号和基本精神，来公然地提倡旧道德和旧文化，以抵御、抵抗和批判那个被旧帽翻新了的“共产牌思想文化”。这在一些共产派知识分子和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识分子心里，无异是复古、复旧和倒退，是与“袁世凯及他的北洋军阀们同唱了一台老戏”。而由戴季陶先生等所提出的，“要以伦理的固有美德，来感化人心，增长人性”，亦同样只能为那些已经“经历过二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知识青年们嗤之以鼻”。因为他们宁肯相信甚至追求被十九世纪西方人文科学所包装过的西方传统大同思潮，也决不愿意相信和重奉“东方的固有文化和美德”，甚至只会走向它的反面。实际上，也恰恰是那个被现代科学包装的西方大同思想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结合，才使得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识分子”与之一拍即合。犹如一位文艺史家所论，共产主义思潮“对当时的那些由于时代的动荡不安才失学、失恋和失业的青年来说，则尤足以迎合他们的反常心理，和挑拨他们的偏激情绪，而为他们所欣然听从和乐于接受。于是他们受其蛊惑和煽动，就好象飞蛾扑火似的纷纷投向了赤色的魔阵里去，甚至为之卖命效死而心甘情愿”。10 其实，只要稍稍考察一下一九二七年之后，中共领袖集团成员和一大批共产革命狂热参加者的“出身和成份”，便不难明白这个立论的正确了（参见下卷第二章）。
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之所以会在思想文化战线持软弱态度，取错误做法，其根本原因，一方面是他们自身受到了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和自由民主理念的制约，一方面则是他们尚缺少对于民主主义思想文化的深刻认知，从而才会在思想理论上显得贫弱无力，缺少建树，缺乏批判的精神和力量。一九三九年五月七日，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现程序”的演讲时，就曾说出了“共产主义只重经济、近于民生主义，却不重视民族与民权主义；共产党人倡导民主、亦只重视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不兼顾全民的利益；法西斯主义注重民族主义、却不重视民权与民生主义” 这样一些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均有着明显错误认识的话。至于他一生都将“礼仪廉耻忠孝节义”作为做人准则和教导原则的做法，就更是凸显了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对他的影响之深。如前所说，蒋介石不愧为一位卓越的民主革命家，一位有着坚定民主理念的民主战士，但是，正是在民主革命思想与民主革命理论的建树上，他才与他最为敬佩的孙中山先生，具有着相当的差异。在他坚定地保卫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艰难历程中，凭心而论，亦有相当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他对现代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刻认识，而是来自于他对孙中山先生本人，和对于孙中山先生所交付的国民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胆与忠心。

第二、权威领袖不威，民主横遭利用 —— 反被指为独裁

蒋介石作为孙后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权威人物，不仅是历史造就的，亦是当时绝大多数党人和民众所承认的。在一个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历史环境下，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新权威，才有可能外抗侵略，内平叛乱，使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能够次第完成，更使得民主建国能够获得醒目的成就。但是，也正是这个被承认的新权威，盖因他“重然诺，儒气太深”，11 矜名节而重恕道，因而，他才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和非常时刻，不敢以其权威之心和威权之行来保卫新秩序和新制度。这既是当时训政举措不力的根本原因，更为日后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深藏下了种种危机。
一、如前所说，自一九二七年中华民国南京政权重建，直至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虽然对中共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割据采取了征剿的政策，但对中国共产党不拿枪的反叛，即中共对共产主义的戮力宣传和对中华民国的恶意攻击，非但没有给予坚决的反击，甚至为了民主的理念，而给了他们新闻、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的种种自由。这就不仅使初获统一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训政措施，遭到共产舆论的一再歪曲和围攻，而且予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势力在中国的滋长、发展、甚至横行，直至予中共争取知识青年、统战知识分子、骗取民众舆论，带来了过分自由的时代条件。这个条件无疑为中共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优势，因而也就为自身的失败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二、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华民国政权虽然对于旧、新地方军事势力的次第反叛采取了平息和平叛的方针，并且获得了胜利，但对于屡屡发动叛乱的残余军阀，以及某些对中华民国政权名归暗抗的地方封建军事势力，手段过于软弱。非但没有及时剪除，甚至任其再兴、再起和再叛。这就为中华民国来日的失败，在自己的内部埋下了再度分裂的祸根。如前所说，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的中国内战中，从国民党阵营里反叛出去的叛将们，几乎全是地方封建军事残余势力的历史事实，便是国民党对这些“逆子贰臣”过于宽容的一个直接恶果。
三、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既是由中共和地方军阀联合谋叛的武装政变，策略上虽应该予以和平解决，原则上却无论如何不应该就此而将“八年剿匪之功”毁于一旦。只要能够保证民主国体不再被颠覆，民主革命不再遭遇专制复辟，宁可被人指为“独裁”，甚至是“背信弃义”，却不可仅仅为了“重然诺”，而置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祸福于不顾。然而，蒋介石这位权威的国民革命领袖，虽有民主理念，却更有儒家传统，因而才在应该以权威的力量来保卫新制度和新秩序的关键历史时刻，却“不愿和不敢独裁”。设想一下，正因为西安事变才更加了解自己极负民望的蒋介石先生，如果能在西安事变之后，一边向全国人民示以抗战的决心，一边则决心剿灭中共，以坚持执行“安内攘外”的正确国策，则二万中共残余既难逃覆灭的下场，中华民国政权亦从此避免了后来的内战和失败，中国大陆人民更不会在中共专制统治之下痛苦地辗转至今。如是，则“一时之骂名”与“千秋之功绩”又何能相比。一九四九年以前，一些所谓的民主人士，曾利用国民政府所给予他们的言论、出版自由，公开地奚落和嘲笑蒋介石“独裁无胆、民主无量”，但在实际上，训政时期的蒋介石先生乃是“独裁不愿和民主过量”。因为我们只要从反面拿他与毛泽东的独裁和残暴稍作对照，或从正面将他与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稍作比较，他的崇尚民主理念、注重个人名节和深恐被指为独裁之种种表现，就恰恰是造成他和国民党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当年的美国驻华大使魏德迈将军，不仅认为“大陆剿共的失败，是因为国民政府没有获得强有力的威权，以使得政府的政令有效实行”，而且认为，“国民政府被攻击独裁，是颠倒事实”。他说，“这个政府对于个人的干涉太少，而不是干涉太多。它最后失败的原因，是未做应做之事，而不是做了不应做之事”。12 魏德迈的话，便是指国民党政府绝非独裁的政府，蒋介石亦绝非是一个独裁的领袖。今日中国大陆人民常说“国民党和蒋介石要是有共产党和毛泽东万分之一的独裁和专制，那么，中国早就没有共产党了”。历史是无情的，却也是公正的。

第三、数度容降容叛，党争内兴外连 —— 困惑党人民心

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自身原因，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因为数度容降容叛而造成了自身的高度不纯，以及由此而造成了党争连连，从而造成了党人和民心的困惑。

一、中国国民党在思想和组织上均遭到了中共的长期渗透和严重渗透
如前所说，中国国民党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一个民主革命政党。但是，如果说它的前身中国同盟会乃是一个有着高纯度的民主革命同盟的话，则于一九一二年扩大成立的国民党，其组织的纯洁性，已远不如辛亥之前的中国同盟会了。孙中山正是鉴于此，才要学习俄党组织严密的经验。但是联俄容共的结果，非但没有严密国民党，却反而使中国国民党陷于严重不纯，直至公开的分裂之中。一九二七年，如果没有蒋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国民党人起而救党，并在北伐中果断清党，中国国民党怕早已成为历史的骨董。虽如此，共产主义的幽灵，不仅从此游荡在中国国民党之中；中共的潜藏势力，更从此在国民党中起着分化和瓦解的作用；国民党原来的幼稚病和权力病患者们，亦只要时机一到，便会立即发病，以祸害本党，祸害中国的国民革命。尤其是全面抗战开始，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竟接受了中共的“输诚”即 “投降”之后，中共“打进去和拉出来”的挖心战术，亦从此打得更欢和挖得更深。被中共收买和统战的国民党官僚及其子女，更是层出而不穷。在后来的国共两党内战中，中共深入到国民党核心层次，直至是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以窃取作战机密的情形，之所以不断发生，无非是中共能够在思想和组织上进行长期渗透所造成（参见下卷第五章）。13

二、中国国民党在组织上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一九二七年的国民党清党，虽然清了中共，却并没有使中国国民党从此成为一个思想统一、组织纯洁的党。除掉共产主义的幽灵还在国民党内时有徘徊，中共的暗中渗透仍在继续以外，盖因中国国民党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军事力量以北伐打倒北方军阀，因此，其又在相当程度上，将一些旧军人和旧军事力量的代表人物招进了党内。更有甚者，则是在北伐胜利进军中，一大批投机革命的旧军阀和旧军人，不仅参加了北伐，而且也参加了国民党，军阀冯玉祥率全体参加国民党便是一例。而一大批在北伐成功后被迫归附中华民国的大小军阀，竟也被接纳到了党中。这就使得国民党变得更加芜杂。中国国民党不仅因此而成为一个“统一战线”的党，甚至成了一个“招降纳叛”的党。国民党的革命信念、革命思想、革命目标和革命纲领，在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为这些被招降纳叛者所接受。这不仅使得国中民众困惑不已，而且极易产生对国民党的不信任感，同时更为国民党自身的分裂，和党中异己者在内战中对“本党”的倒戈，埋藏下了极大的危机。

三、中国国民党的内部党争及其恶劣影响
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中国国民党从未有过明显的党争，更没有鲜明的对立派别。但是，自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后，中国国民党党争遂起，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拾。它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相互错杂，互相影响。概而言之，一是因联俄容共才造成了党内反俄反共派即“右派”，和奉俄亲共派即“左派”的出现和对立。二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因苏俄顾问、中共与国民党中的亲俄派联手争夺最高权力，遂使国民党党权大部落入苏俄顾问、中共和国民党亲俄派手中。三是北伐之争导致苏俄顾问、中共和党中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排挤、打击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实力派，结果反为蒋介石为代表的军事实力派乘机反击并获胜算，由是才有北伐的胜利出师。四是苏俄与中共唯恐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中国，乃阴谋挑起国民党更大的党争。此举虽然造成国民党宁、汉两个政权分裂的局面，却最终造成了国民党先后一致绝俄清党，由是而有北伐的最后成功和中华民国初步统一的告成。其后，中国国民党在摆脱了苏俄与中共的分裂和破坏以后，其党争又出现了两种新的局面：
第一种局面是在蒋介石因功勋卓著而成为孙后的新权威以后，国民党中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某些“前贤”，他们有的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而忘记了党、国的存亡；有的则为了自己昔日的功劳，便绝然地要“前贤不让后贤”；有的仅仅为了一己的权位，竟能接过苏俄顾问与中共的“法宝”，指骂蒋介石是新军阀和独裁者。14 从第一次渡江北伐时的逼蒋下野，到北伐成功、中华民国统一之后的三大军阀叛乱；从大小军阀联合叛乱，到各派反蒋势力联合召开扩大会议，以另立中央和另组国民政府；15 从各派反蒋势力借机召开非常会议到三个国民党“四大”的同时召开 16 —— 上述种种不顾大局、不识大体的行为，实在是极大地减弱了国民党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的光彩，更在一般党人和国人面前留下了对国民党认知的困惑。特别是为中共和企图颠覆中华民国的境内外形形色色敌对势力，指责国民党不是一个革命政党，甚至指骂她是一个反革命政党，带来了借口。
第二种局面，是在中华民国初步获得统一之后，盖因新旧军阀不论大小都已经参加了国民党，因而，以李、冯、阎为代表的所有大小军阀的叛乱，以及后来出现过的多次小规模反叛，都变成了“国民党的内战”。这不仅使国民党陷于有嘴说不清的窘境，而且使外界，尤其为中共将新旧大小军阀对于中华民国政府的连续叛乱，均指骂成“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找到了顶顶合适的借口。这一指骂乃极其有效地诋毁了国民党作为一个民主革命政党的形象，不仅为她在内战中的失败预留了影响，而且，更使得这一诋毁的效应，延留在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的领域，至今仍为一些不识真相的作家和研究家们所津津乐道。17

第四、蒋介石在战后外交和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一、从“以德报怨”到“全力返俘”的错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深夜，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中午，蒋介石即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报怨”的广播讲话，声称“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的至高至贵的德性，中国将对日本帝国的八年侵略战争以德报怨”。这个以传统的中国恕道，和西方基督教所谓宽容精神为蓝本的“以德报怨”政策，虽然从亚洲的长远利益和战后亚洲的形势来看，并非没有它积极的意义，但是，若将它与美国总统杜鲁门于同年九月二日为《日本投降文书》签字所发表的演说相比，我们就能看见两者之间的绝然不同了。杜鲁门说：“我们不会忘记珍珠港。日本军阀的罪恶绝不能涤清，也绝对不会被忘记。如果和在恐怖战争中牺牲的美国男女性命比较，任何胜利都是渺小的。” 然而，正是这个“以德报怨”政策的影响，才使得何应钦在外战刚结、内战立起的险峻形势下，竟将遣返日本战俘置放到了头等大事的地位。不仅调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车船，于两个月之内即将日本战俘全部安全送归日本，而且每一个俘虏还奉送大米三十斤，作为临别的安抚。当此国共正在争夺东北的紧接关头，在国共两党的大规模内战已经迫在眉睫、运兵尚嫌十分困难的情形之下，竟如此地来实施“以德报怨”的精神，说轻了，是谓本末倒置；说重了，岂非有讨好之嫌；说白了，如此宽待日俘的国民党，因很快就要被迫应付内战，又将使不知内情的民众产生怎样的联想？更何况我以德报怨，善待日本，战时、特别是战后的日本，又何尝曾以德还德于我呢？七十年代伊始，抢在美国前面与中共建交的是日本；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后，第一个与中共握手言欢的还是日本。日本甚至至今都不愿承认它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所以，因以德报怨而在遣返战俘中所犯下的错失，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负面影响远远超过正面影响的错误决策。

二、甘奉“弱国外交”的严重错失
如前所说，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曾将中华民国对东北的主权悄悄地当作“礼物”送给了斯大林。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获悉了《雅尔塔密约》部分内容的蒋介石曾立即电令在旧金山的宋子文拜诣杜鲁门总统，反对《雅尔塔密约》中有关“租借”的措辞。是年六月十五日，当赫尔利大使送来《雅尔塔密约》的全文时，蒋已深感“此约将使亚洲永无宁日”，更意识到“斯大林获东北权益后必对于中华民国造成极大的威胁”。但是，仅仅为了顺从美国的意见，蒋竟于是年六月至八月，两次派宋子文与蒋经国赴莫斯科谈判，并终于在八月十四日、即美国已经对广岛和长琦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夜，与苏联签下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无疑又是一个严重的错失。因为，一是日本强占东北和苏联进占东北，在我国同为对东北主权的丧失。因此，被迫同意罗斯福的叛卖而与斯大林签约，其结果不过是“撵走了老虎又迎来了狼”而已。二是当时日本成为战败国，已是定数，败军之师关东军无论如何强悍，也只能是“强弩之末而不能穿鲁缟”了。即便想负隅顽抗，在其国家已经投降并已经被美国控制以后，其动荡的军心亦不容其不降。所以，推迟对关东军的受降，既能外挡苏俄，又能内抵中共，岂非以逸待劳？换言之，宁肯让败国之军暂驻东北，亦比让刚刚在西线战场上打赢了德国的苏俄骄兵占领东北为强。因为前者侵略心理已经崩溃，后者却因战争的胜利而野心正炽。斯大林之所以一直延迟到日本宣布投降的八月八日夜、即迟至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以后才正式对日宣战，也就是在等待着关东军整个心理防线的崩溃。而关东军之所以两日之内即被苏联军队摧枯拉朽似地“打败”，皆因败国败军不堪一战而已，绝非中共向中国大陆人民所吹嘘的那样。三是苏军对东北的占领必有助于中共发动内战。然而，时至八月八日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仍然委曲求全地希望能够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结果无非是为苏联出兵东北、占领东北、掠夺和破坏东北资源，特别是支持中共发动内战，送去了一个“合法而又合时”的借口。更何况斯大林早就在谈判中明言“条约是靠不住的”呢 ！18 历史的事实是，苏联军队在占领我国东北以后亟欲长期侵占和大肆掠夺的罪行，特别是它将中共秘密放进东北和把东北让给中共的做法，实将它要继续颠覆中华民国、并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的罪行昭然而若揭（详见下卷第五章）。
也许，在罗斯福已经秘密将中国出卖之后，企图阻止苏联以对日宣战为借口乘机出兵我国东北，是当时的中国所阻拦不住的。但是，如果中华民国拒不与其签署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它对我国东北的出兵，就属于不合法，世界舆情就会指苏联为侵略。此尤罢了。如果蒋介石先生在五月已确知《雅尔塔密约》部分内容后，就能对苏联出兵东北可能产生的后果周详考虑，更在六月赫尔利送来《密约》之后，一方面公开抗议美国出卖中国主权予苏俄，一方面绝对不承认《雅尔塔密约》，一方面则因预计到苏联占领东北后，一定会帮助中共出关占领东北，因而在策略上采取一边与苏联谈判以拖延时间，一边积极谋划于苏联强行出兵东北之前，先在军事上完成切断中共北进关外的部署，以造成未来“关内打狗”、即“关门打狗”的局面，则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胜负，亦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或起码不至于输得那么惨。如是而论，虽然都是事后诸葛亮的聪明，或仅仅是“非亲临其境者”的妄论，但是，无论如何，本“弱国外交”之委曲求全的心理，而受制于人，或被迫于人，其败北的成数自然便会大得多。这也是古今战事的一个普遍道理。孙子所谓“怒而挠之，卑而骄之，未战而庙其胜算，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便是这个道理。况我之卑，必助敌之骄；我之庙算不胜，则必助敌庙算之胜。实非妄言也。

三、“美国梦”的幻灭
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还是中华民国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感激美国，追随美国，依赖美国，始终受制于美国和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一个悲剧结局。中华民国之所以如是，一方面固为二战结盟所使然，一方面亦为中华民国的民主国体所决定，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曾得到过美国的支持和援助。
但是，中华民国在对美国关系上的第一个错失，是认美国是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将，却忘记了美国对内虽拥有一个最为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对外却是一个为了自身国家利益，而能够不惜背弃和牺牲盟友的“列强之一”。忘记了在战争中，中国和美国是互有支持，即：你虽支持了我的对日抗战，我也支持了你的对日太平洋战争。更忘记了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才造成了美国对我国的需要和美国对我国的援助。否则就不能解释，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还在将炼好的石油和钢铁运送给日本打中国。因此，任何高于自身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知遇之心和报偿之想，都只能使自己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遭受极大的损害。中华民国政府正是在这个至为重要的国际关系原则上，犯下了严重的错失。
中华民国政府对美国关系上的第二个错失，是她对美国认识的偏差，才造成了对美国的过多依赖，即在相当程度上，因夸大了美国处理世界事务的能力和智慧，从而为自己的失败制造了不应有的前因与后果。近百年来，美国在对东方国家的关系上，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