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民”一词，近来出现频率较高。诱发这一现象的具体事由，是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先生发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文中有这样一句：“如果没有与老百姓打成一片的好作风，没有善于做群众工作的本领，轻率地视百姓为‘刁民‘’就不可能化解矛盾，赢得民心，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那篇文章原题为《领导干部不要做制造矛盾的事情》，并非以“ 刁民” 为主题。转载此文的编辑，肯定出于某种考虑动了脑子，转载时将题目改为《官员不能轻率视百姓为刁民》。这一改动当属点睛之笔，“原本言之无物的泛泛之论立马引起了读者注意，收到了按常规出牌时所不能达到的传播效果。
以“刁民”为主题就会引起注意的原因何在呢？答案是涉及到了敏感的“官民关系”。看到这个主题的官，有兴趣看看别的官怎样对待“刁民”；许多不是官的民一看就想到，这家伙说“我”和“我们”呢！于是，注意和议论的人就多了。
由于国家、政府、官员用一种世界上最严苛的标准要求国民，用无私的、高大全的、“圣人” 的道德、行为标准规范老百姓，所以几乎所有老百姓都知道自己并非“国家良民”，他们都知道自己不是东西。“未达标” 而初具独立意识的中国平民，难免在心理上都以“刁民” 自认。
“刁民”一词，最著名的运用范例出自乾隆皇帝。据说乾隆在镇江微服私访时，受了点小百姓的气。还好，该陛下并没有大发淫威严惩一方官民，只是奉送了一句“穷山恶水，泼妇刁民”。御笔亲批，八个大字有力量，镇江当时就享受了舆论上的歧视待遇。由于镇江当时叫“南徐州”，时间一久，不知御批出处的人多了，还冤枉了和镇江刁民同样伟大的徐州百姓。反皇帝、骂皇帝的文化、理论占据主流地位时，被皇帝称为“泼妇刁民”的人们还能沾沾自喜，说是反映出了当地人民具有勇敢反抗精神，可现在央视等主流都在歌颂皇帝，有个曾被皇帝点名批评的“历史污点” ，当地人就引以为耻了。
“穷山恶水出刁民”，这句话从乾隆流传至今，它和许多中国传统经典名言一样具备似是而非的特点。它似乎谈到了物质条件、生活环境和精神面貌以及尊法守纪状态的关系，道理是“地奢则其民必奢必富必礼，地瘠则其民必克必恶必险”，也和“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说法有点接近。但事实是有些穷山恶水之地，民风却淳朴敦厚，挺拔多姿的人物也屡见不鲜，多有动人之处；而有些富裕地面，灯红酒绿中却多生猥琐男女，最奢华的，号称代表先进文明的一个小区作的孽，就能盖过整个“老少边穷”的罪恶总量。
对“刁民”下定义没必要，因为发明这个词本来就是以混淆和胡搅为目的。某些人要诋毁、打压一部分人，同时对这些人不进行法理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特征界定，这就能让诋毁、打压行为更加随意和机动。称他人为刁民的人讲不清刁民特征，但他们心中都有具体的指向。梳理、分析“刁民”的用法和语境之后简言之：“刁民”就是官吏所厌恶的、不属于官人的人。
贬意无疑的“刁民”一词，出自占据权力的“牧民人员”，几乎属于“强势专用”。使用这个词的人，同时自认身份为“统治集团”的一员，强烈地表示自身和“民”不属同一种类。至少，他的身份属于“吏”或者“统治者之友”，使用这个词才显得有点“和身份相符”。小小百姓张口闭口称他人为“刁民”，如果不是狐假虎威、装腔作势，那就是病得不轻。
“刁民”这词也有“中国特色”。需要选民的候选人，如果使用这个不确定的说法会伤害他潜在的选民；在岗文官如果使用这个概念则表现出和民间社会的对立，所以，它的应用区域不广。中国官方的正式文本并不使用这个概念，官方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的，理论上都在“人民”之中，人民之外就是敌对分子、犯罪分子了。但实际上，在官员的心中“刁民”的地位是很重的。中国官员日常处理的主要是“两大关系”，即“刁官关系”和“刁民关系”。“国民素质低”即指向“刁民现象”的委婉说法，所谓“伟大的人民”等赞扬之词是不能当真的。官员的一个艰巨任务是时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给“主人”和“父母”－－也就是“人民”，上道德品质教育课，其逻辑前提就是：遍地刁民，不教育、不敲打绝对不行。
刁民是还没有遭遇专政手段的、不听招呼的人民，很讨厌但不好直接称之为敌人的一般群众。这是些人民当中的“边缘人口”，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转化为“敌我矛盾”。
刁民不是愚民，他们的智力和精神气质让官员头痛。刁民多是由愚民蜕化或演进而来，由于具备丰富的被忽悠经验而变得不好忽悠，或者由于向“成功人士”看齐而学到奸猾。不愚则刁，刁民之称，标志着官方对他们智力上的承认。
某些官员所指的部分“刁民”，的确不是“良民”或“好人”，比如一些有悖良知的，损害社会公益或损人利己的人，他们在一般公众眼里其实也是“刁民”，只是民对民不这样称呼而已。另外还有两种“刁民”：一是为坚持个人、集体正当权益而抵制权力的人；二是无直接利益的、“管闲事”的、批评权力的理想主义者和民意表达者。民间和官方对这两种人的态度往往大相径庭。理性分析官方眼中的这两种“刁民”，应该说他们是建设公民社会、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也是克制、消解“真刁民”的依靠力量。
中国“真刁民”的数量是很大的，从我们常常遭遇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事件中，可以得出这个不体面的结论。尤其存在一批和寻租的官员结盟的“真刁民”，因成为特权的伙伴或“下属”而如虎添翼，对社会危害巨大，但他们在强权方看来却是大大的良民、真正的朋友。“刁官”和“真刁民”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假刁民”，中国良民的日子很不好过，羡慕和效仿刁官和真刁民的人有增无减。
“国民素质低”，还是应该承认的，同时我们应该看清、看重的是“官员素质低”，“政策素质低”，“体制素质低”。穷山恶水不一定出刁民，贪官恶吏却必定出刁民。贪官恶吏，就是制造“刁民”的最先进设备，不良体制和官僚体系即大规模生产刁民的流水线。
减少真刁民，为假刁民平反正名，要从整肃刁官入手，而整肃刁官必得瓦解刁官所仗恃的“刁制”。这个道理，邓小平早就指出过了：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也就是说，坏制度让好人变刁，好制度让刁民变好。由此，我们知道了现在急需干些什么实事。
2007年2月4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那篇文章原题为《领导干部不要做制造矛盾的事情》，并非以“ 刁民” 为主题。转载此文的编辑，肯定出于某种考虑动了脑子，转载时将题目改为《官员不能轻率视百姓为刁民》。这一改动当属点睛之笔，“原本言之无物的泛泛之论立马引起了读者注意，收到了按常规出牌时所不能达到的传播效果。
以“刁民”为主题就会引起注意的原因何在呢？答案是涉及到了敏感的“官民关系”。看到这个主题的官，有兴趣看看别的官怎样对待“刁民”；许多不是官的民一看就想到，这家伙说“我”和“我们”呢！于是，注意和议论的人就多了。
由于国家、政府、官员用一种世界上最严苛的标准要求国民，用无私的、高大全的、“圣人” 的道德、行为标准规范老百姓，所以几乎所有老百姓都知道自己并非“国家良民”，他们都知道自己不是东西。“未达标” 而初具独立意识的中国平民，难免在心理上都以“刁民” 自认。
“刁民”一词，最著名的运用范例出自乾隆皇帝。据说乾隆在镇江微服私访时，受了点小百姓的气。还好，该陛下并没有大发淫威严惩一方官民，只是奉送了一句“穷山恶水，泼妇刁民”。御笔亲批，八个大字有力量，镇江当时就享受了舆论上的歧视待遇。由于镇江当时叫“南徐州”，时间一久，不知御批出处的人多了，还冤枉了和镇江刁民同样伟大的徐州百姓。反皇帝、骂皇帝的文化、理论占据主流地位时，被皇帝称为“泼妇刁民”的人们还能沾沾自喜，说是反映出了当地人民具有勇敢反抗精神，可现在央视等主流都在歌颂皇帝，有个曾被皇帝点名批评的“历史污点” ，当地人就引以为耻了。
“穷山恶水出刁民”，这句话从乾隆流传至今，它和许多中国传统经典名言一样具备似是而非的特点。它似乎谈到了物质条件、生活环境和精神面貌以及尊法守纪状态的关系，道理是“地奢则其民必奢必富必礼，地瘠则其民必克必恶必险”，也和“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说法有点接近。但事实是有些穷山恶水之地，民风却淳朴敦厚，挺拔多姿的人物也屡见不鲜，多有动人之处；而有些富裕地面，灯红酒绿中却多生猥琐男女，最奢华的，号称代表先进文明的一个小区作的孽，就能盖过整个“老少边穷”的罪恶总量。
对“刁民”下定义没必要，因为发明这个词本来就是以混淆和胡搅为目的。某些人要诋毁、打压一部分人，同时对这些人不进行法理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特征界定，这就能让诋毁、打压行为更加随意和机动。称他人为刁民的人讲不清刁民特征，但他们心中都有具体的指向。梳理、分析“刁民”的用法和语境之后简言之：“刁民”就是官吏所厌恶的、不属于官人的人。
贬意无疑的“刁民”一词，出自占据权力的“牧民人员”，几乎属于“强势专用”。使用这个词的人，同时自认身份为“统治集团”的一员，强烈地表示自身和“民”不属同一种类。至少，他的身份属于“吏”或者“统治者之友”，使用这个词才显得有点“和身份相符”。小小百姓张口闭口称他人为“刁民”，如果不是狐假虎威、装腔作势，那就是病得不轻。
“刁民”这词也有“中国特色”。需要选民的候选人，如果使用这个不确定的说法会伤害他潜在的选民；在岗文官如果使用这个概念则表现出和民间社会的对立，所以，它的应用区域不广。中国官方的正式文本并不使用这个概念，官方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的，理论上都在“人民”之中，人民之外就是敌对分子、犯罪分子了。但实际上，在官员的心中“刁民”的地位是很重的。中国官员日常处理的主要是“两大关系”，即“刁官关系”和“刁民关系”。“国民素质低”即指向“刁民现象”的委婉说法，所谓“伟大的人民”等赞扬之词是不能当真的。官员的一个艰巨任务是时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给“主人”和“父母”－－也就是“人民”，上道德品质教育课，其逻辑前提就是：遍地刁民，不教育、不敲打绝对不行。
刁民是还没有遭遇专政手段的、不听招呼的人民，很讨厌但不好直接称之为敌人的一般群众。这是些人民当中的“边缘人口”，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转化为“敌我矛盾”。
刁民不是愚民，他们的智力和精神气质让官员头痛。刁民多是由愚民蜕化或演进而来，由于具备丰富的被忽悠经验而变得不好忽悠，或者由于向“成功人士”看齐而学到奸猾。不愚则刁，刁民之称，标志着官方对他们智力上的承认。
某些官员所指的部分“刁民”，的确不是“良民”或“好人”，比如一些有悖良知的，损害社会公益或损人利己的人，他们在一般公众眼里其实也是“刁民”，只是民对民不这样称呼而已。另外还有两种“刁民”：一是为坚持个人、集体正当权益而抵制权力的人；二是无直接利益的、“管闲事”的、批评权力的理想主义者和民意表达者。民间和官方对这两种人的态度往往大相径庭。理性分析官方眼中的这两种“刁民”，应该说他们是建设公民社会、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也是克制、消解“真刁民”的依靠力量。
中国“真刁民”的数量是很大的，从我们常常遭遇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事件中，可以得出这个不体面的结论。尤其存在一批和寻租的官员结盟的“真刁民”，因成为特权的伙伴或“下属”而如虎添翼，对社会危害巨大，但他们在强权方看来却是大大的良民、真正的朋友。“刁官”和“真刁民”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假刁民”，中国良民的日子很不好过，羡慕和效仿刁官和真刁民的人有增无减。
“国民素质低”，还是应该承认的，同时我们应该看清、看重的是“官员素质低”，“政策素质低”，“体制素质低”。穷山恶水不一定出刁民，贪官恶吏却必定出刁民。贪官恶吏，就是制造“刁民”的最先进设备，不良体制和官僚体系即大规模生产刁民的流水线。
减少真刁民，为假刁民平反正名，要从整肃刁官入手，而整肃刁官必得瓦解刁官所仗恃的“刁制”。这个道理，邓小平早就指出过了：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也就是说，坏制度让好人变刁，好制度让刁民变好。由此，我们知道了现在急需干些什么实事。
2007年2月4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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