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是不是一个党，这不是个政治问题，而是纯学术问题。
不管实际上共产干了些什么，怎么干的，那都是实际的社会课题，属之于实践，即属政治实践。实际政治含了意志，包括着操作和谋略，有“想”的成分，甚至说“想”是占了主要方面的。一个人在学养境界上达没达到政治家的品位不被看重，只要发生的实际影向达到了就被列入政治家，如慈禧、张学良、黎元洪、张宗昌、敷仪、盛世才、胡锦涛……。但把政治做为一门学问来做，研究者的态度只能是纯思的，不能包括“想”的成分。姜福贞说“共产党是一个党”，这个立论就是纯学术的，但在行文上并不纯粹，主旨却还是学术的，读后为之一振，觉得再做深一步的讨论对于实践的批判很有帮助，并期望网上能展开这种讨论。故暂将原创作一放，先把这个问题弄通。在《原罪的共产党》正文里有一章就叫《共产党不是党》，是专研究这个问题，是正文的第三章。这里借了姜福贞的议论打个前站，也便于对正文的阅读。观姜福贞全文，看不出与我的立场有什么不一致，且文章作得犀利精辟，生动活泼。有好几位网上虫子给在下通话说，“你们的姜福贞那短文越来越精辟，好多人都爱读”。我们是邻居，听了好生受用。
但我不同意“共产党是一个党”这个立论。
这不是出于对它的仇恨，当然我也用不着摭掩，我把推翻共产党看的比生还重，真的。撰写《原罪的共产党》在目的上就是如此，有几位朋友认为我若脱离开实践批判专门去作哲学创作应更好，其实这是不可能的，我思考的形成就是由实践的中国现实所唤醒，在这一点上我的立场很鲜明－－所持的目标就是埋葬共产主义，推倒共产党，这用不着回避，我也坦然于向共产党承认－－我的活动就是以推倒共产党实现宪政为使命的。
但在这一批判中所涉及到的“共产党是不是政党”这个问题，却不是实践政治内的，而是一个纯学术的课题。因这里立的论是“是”还是“不是”，无论一事物“是”什么还是“不是”什么，都只是它自身的事，不是人叫它是它便是，不叫它是它便不是。所以这种联系是事物的本己的，我们对这类问题只能是认识关系，不是意志能影响的。一个实际上的政党自身所具有的肯定性或否定性并不是研究者加给它的，它是不是一个政党这指的是它自身具不具有政党应有的性质－－它拥有些什么性质是它自身的事，我们只能用求证的方法去发现或揭露，不能施加。这样一种研究仍属政治学范畴，但这个政治学却是学术的而非实践的，这是纯学术的研究。
因为“党”是一个名词，凡名词反映的对象都具有客观性，把它们叫成什么（即起的具体名字）是因一方水土的人的历史约定和习惯，但它们在那里、它们存在着、或它们必然会出现，这不是由于人的约定，而是它们的存在必然唤起人们去承认，承认了就得约定出一个名字。语言里的名词还包含着天然事实与人造事实两类，人的造物如房屋、家具、工具……这些东西的实际存在虽是人的创造，它们之必然形成却不是由于人的意志，而是由于人的存在这个客观事实性，政党也属于这个范围。所以政党有些什么性质，那不是人加给它而是在政党还没出现前就注定了的。人能加给政党的仅仅是它的具体的，因而也就是个性的理念。一个具体政党在性质上只比政党一般多出它自己确定的那个理念，如“民主、共和、国民、进步、保守……等等”。条件是：因具体政党的理念是个性的和个别的，必须不超越不损及政党一般的性质，因政党一般具有的性质是公共的，公共的当然就是根本的。一旦超越或损及了政党的一般性质它就是损及了政党的根本性质，它就不是政党了，即便损及者不是故意的也是一样。为什么？
因为：政党是事实；事实所具有的性质是客观的，当然是根本的。
而实际政党所持有的只是理念，理念是主观的，是政党的个性。
所以胡锦涛在党建问题上那一大堆“理论”全是胡话、废话－－不是想“为公”，喊着“为公”，你立的党就能为公。“党”做为思维的反映形式它反映的就不是公，党若能反映公它就不叫党了。党这个字揭示的是在约定范围内承担共同责任。只对参入约定的人有效。“立党为公”之误是贻笑后世。党一经建成就是客体的。
事实是客观的，在存在上有其实证的性征，是我们的感官可以直视的。但理念却仅是一种主观上的把握，是虚无的。“念”字表示的是观念，即人把握世界所借助的形式条件。在“念”字前加上“理”字，就表示所把握的内容只属于理性，不是感性的、情绪的，也不是知性的，虽然它是可知的。即它揭示的是主观关系而非客体对象。但是观念却既反映心理指向也反映实际的客体对象，比如山呀、水呀、石呀、树呀……都是实证的客体。无论“民主”、“共和”还是“共产”……反映的却只是主观指向，是一种虚无的关系。人把这种虚无的关系做成了共同的约定，就是凡参入约定的人都拿出自己自然人资格的一部分，构成为共同接受的理念所表达的那个特别的约定内容，这些人只在这个约定限度内以约定的原则为共同准则，对之负起责任，不允许个人意志的凌驾和超出。正因为有了这个共同的约定，有了这个主观上的故意，结果就造成出一个客观上的事实－－政党。政党就不再是主观理念而是由理念凝聚的人际事实了。
一经是一个事实，从而它立刻就拥有了自身的本性，而且这些本性不像形成它的理念那样是虚无的主观关系，而是客观的，并且又反过来作用和规范那个主观理念－－理念必须牢牢地被限制在主观联系内，决不可涉及到客观存在方面，一旦在主观意志里注入客观存在性，存在性的确实性就促使意志越出它应有的界限，党就丢弃了伦理而沦陷进功利的要求。就是说政党的意志只可以是主观的、虚无的，不可以是客观的、实证的。但共产党的这个“产”字恰恰犯了这个大忌。因为“产”是实际的、实证的、刚性的，有自己的规律，人可以去研究它发现它，追随它，却不可以改变它，主观的“共”做为关系加到客观的“产”上，所动摇的恰恰就是经济运转的规律。共产主义世界的经济遵照的不是规律而是服从主宰者意志的操作，结果就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因为创建政党是由于理性独立性的鼓动－－主张不同是其原因。
但“主张”有一个内含，即主张对于人来说意义是什么？
其实主张就是人类伦理所根据的原则，就是用于理性规范理性的（但不可把它当成伦理的根据，因为伦理的根据就是人命自身）。因而由许多人约定出的这个共同理念，也就是他们在伦理上建的一个共同原则，做为实际论理之所根据。那它就应是一个纯粹的理，如果“伦”对了就会发生积极价值，如果“伦”错了也不发生负面价值。可“共产”做为主张就不是对一个理念的“伦”，因为“产”根本不是理念，而是实际财产，是有实用价值的，是人类须臾不可相离的，它就不是伦的对象而是享用对象。所以，一切政党在本质上就是伦理这个根本性就被占有利益所代替。通过伦理来致善就变成了用强大的力量来占有，因而共产党就不是一个以伦理为本性的集团，它是“占”－－占有－－掠夺－－驾驭－－支配－－控制。
民主党、共和党、国民党、保守党、进步党……等等都是论理集团。
唯有共产党是一个以占有分配权为目的的功利集团。
由于姜福贞的这一评论，促成我形成一个新的思想－－政党就是以自己的伦理原则来参入并促进社会秩序的力量。这个思想想说明的是：实际政党的理念就是该党伦理的原则或出发点。所以你就得保证它仅仅是一个理，而决不允许它是客观事实。只有理才可伦，一旦是客观存在就不是去伦而是去实际占有。通过所伦之理来促进秩序的本性就让位给通过占有来满足欲望了。读者可以去反思中国现实是不是就是这一结论所揭示－－“产”是不能被伦，而只能被抢被占的。共产党是一个功利集团。
第二点是决不可对政党的客观性有任何的超越和突破，上边说了，能去创建政党的是意志；但政党一旦被创建它自身就同时成为本性，而且由于实际政党的客体性就使一切政党的共同本性不再是主观的，转换成为客观的，因为政党已经不是一个理而是一个事实。人对客观性就是必须遵守而非伦究关系。这个问题可到《原罪的共产党》正文第三章《共产党不是党》里去看。现在讲一讲“党”这个名词的客观内涵。
党字是个“类”概念，许多性质相同的个体与别种性质的个体相别称为类，如果是物质世界的类则表示是一个物种。如果是人造物，类也表示具有共同性质的事物，因而在这个词的原本内涵里就是－－有许多。“物以类聚”，在你说自己是一个党的同时，你必须同步地给出它的类的对象，并且让人从经验的层面看到自身是处在类对象之中。
因而“党”这个词揭示的就必须是许多中的一个。
如果不具有这个性征，则不是党。因为不具有“是许多中的一个”，它也就不会具有互间性，没有互间性则不会具有政党的功能－－即互相发生作用。那怕它叫自已为党。共产党不是许多中的一个，不具有互间性。共产党怎么会是正宗意义的党呢？绝对不是！
所以说是一些共同主张的人为创建自己的个性而造成了政党，但政党一旦成为事实便立即具有了客观性，这个客观性又立即具有了实证的力量，反转过来规范它的主观创立，即政党实际上的个性－－万不可让个性超越出这一客观上的性质－－即任何实际政党都必须是党类事实中的一个，它必须是许多党里的一个。
否则它就不是一个党。即便把它叫做党，它也不是党。
不是政党这个判断的意思是：它发挥的不是政党的作用。
这话也可以写成它不具有政党的功能。
我说的“共产党不是党”意思是：政党做为政权合法化的桥梁这个职能就不存在了。它发挥的是别的功能－－离间和游离社会，腐蚀伦理根脉。动摇人伦。可以去看一看，共产党在中国实际发挥的不就是驾驭社会的作用吗？它总说成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若说“领导”那还叫党吗？领导自身不就是个地位吗？那它就叫政权了。
就因不领导，不操纵所以才叫政党。
“政”是党所围绕的，是党的活动内容。党是它的存在方式。
我想姜福贞接受这个断案并不难，难在他想在事实上也要有解。
其实事实本身也有解－－因为共产党既是一个理，也是一个由理结成的事实。在事实性里它是“党类事实中的一个”。无论“党类事实”还是其中的一个，都有个蕴含－－人际集团或人的联盟，这个性质它还是有的，所以看起来它似乎还是一个党。姜福贞的话指的是“共产党”还是一个实际的人际集团。我承认它是集团，但它不是一个党。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不管实际上共产干了些什么，怎么干的，那都是实际的社会课题，属之于实践，即属政治实践。实际政治含了意志，包括着操作和谋略，有“想”的成分，甚至说“想”是占了主要方面的。一个人在学养境界上达没达到政治家的品位不被看重，只要发生的实际影向达到了就被列入政治家，如慈禧、张学良、黎元洪、张宗昌、敷仪、盛世才、胡锦涛……。但把政治做为一门学问来做，研究者的态度只能是纯思的，不能包括“想”的成分。姜福贞说“共产党是一个党”，这个立论就是纯学术的，但在行文上并不纯粹，主旨却还是学术的，读后为之一振，觉得再做深一步的讨论对于实践的批判很有帮助，并期望网上能展开这种讨论。故暂将原创作一放，先把这个问题弄通。在《原罪的共产党》正文里有一章就叫《共产党不是党》，是专研究这个问题，是正文的第三章。这里借了姜福贞的议论打个前站，也便于对正文的阅读。观姜福贞全文，看不出与我的立场有什么不一致，且文章作得犀利精辟，生动活泼。有好几位网上虫子给在下通话说，“你们的姜福贞那短文越来越精辟，好多人都爱读”。我们是邻居，听了好生受用。
但我不同意“共产党是一个党”这个立论。
这不是出于对它的仇恨，当然我也用不着摭掩，我把推翻共产党看的比生还重，真的。撰写《原罪的共产党》在目的上就是如此，有几位朋友认为我若脱离开实践批判专门去作哲学创作应更好，其实这是不可能的，我思考的形成就是由实践的中国现实所唤醒，在这一点上我的立场很鲜明－－所持的目标就是埋葬共产主义，推倒共产党，这用不着回避，我也坦然于向共产党承认－－我的活动就是以推倒共产党实现宪政为使命的。
但在这一批判中所涉及到的“共产党是不是政党”这个问题，却不是实践政治内的，而是一个纯学术的课题。因这里立的论是“是”还是“不是”，无论一事物“是”什么还是“不是”什么，都只是它自身的事，不是人叫它是它便是，不叫它是它便不是。所以这种联系是事物的本己的，我们对这类问题只能是认识关系，不是意志能影响的。一个实际上的政党自身所具有的肯定性或否定性并不是研究者加给它的，它是不是一个政党这指的是它自身具不具有政党应有的性质－－它拥有些什么性质是它自身的事，我们只能用求证的方法去发现或揭露，不能施加。这样一种研究仍属政治学范畴，但这个政治学却是学术的而非实践的，这是纯学术的研究。
因为“党”是一个名词，凡名词反映的对象都具有客观性，把它们叫成什么（即起的具体名字）是因一方水土的人的历史约定和习惯，但它们在那里、它们存在着、或它们必然会出现，这不是由于人的约定，而是它们的存在必然唤起人们去承认，承认了就得约定出一个名字。语言里的名词还包含着天然事实与人造事实两类，人的造物如房屋、家具、工具……这些东西的实际存在虽是人的创造，它们之必然形成却不是由于人的意志，而是由于人的存在这个客观事实性，政党也属于这个范围。所以政党有些什么性质，那不是人加给它而是在政党还没出现前就注定了的。人能加给政党的仅仅是它的具体的，因而也就是个性的理念。一个具体政党在性质上只比政党一般多出它自己确定的那个理念，如“民主、共和、国民、进步、保守……等等”。条件是：因具体政党的理念是个性的和个别的，必须不超越不损及政党一般的性质，因政党一般具有的性质是公共的，公共的当然就是根本的。一旦超越或损及了政党的一般性质它就是损及了政党的根本性质，它就不是政党了，即便损及者不是故意的也是一样。为什么？
因为：政党是事实；事实所具有的性质是客观的，当然是根本的。
而实际政党所持有的只是理念，理念是主观的，是政党的个性。
所以胡锦涛在党建问题上那一大堆“理论”全是胡话、废话－－不是想“为公”，喊着“为公”，你立的党就能为公。“党”做为思维的反映形式它反映的就不是公，党若能反映公它就不叫党了。党这个字揭示的是在约定范围内承担共同责任。只对参入约定的人有效。“立党为公”之误是贻笑后世。党一经建成就是客体的。
事实是客观的，在存在上有其实证的性征，是我们的感官可以直视的。但理念却仅是一种主观上的把握，是虚无的。“念”字表示的是观念，即人把握世界所借助的形式条件。在“念”字前加上“理”字，就表示所把握的内容只属于理性，不是感性的、情绪的，也不是知性的，虽然它是可知的。即它揭示的是主观关系而非客体对象。但是观念却既反映心理指向也反映实际的客体对象，比如山呀、水呀、石呀、树呀……都是实证的客体。无论“民主”、“共和”还是“共产”……反映的却只是主观指向，是一种虚无的关系。人把这种虚无的关系做成了共同的约定，就是凡参入约定的人都拿出自己自然人资格的一部分，构成为共同接受的理念所表达的那个特别的约定内容，这些人只在这个约定限度内以约定的原则为共同准则，对之负起责任，不允许个人意志的凌驾和超出。正因为有了这个共同的约定，有了这个主观上的故意，结果就造成出一个客观上的事实－－政党。政党就不再是主观理念而是由理念凝聚的人际事实了。
一经是一个事实，从而它立刻就拥有了自身的本性，而且这些本性不像形成它的理念那样是虚无的主观关系，而是客观的，并且又反过来作用和规范那个主观理念－－理念必须牢牢地被限制在主观联系内，决不可涉及到客观存在方面，一旦在主观意志里注入客观存在性，存在性的确实性就促使意志越出它应有的界限，党就丢弃了伦理而沦陷进功利的要求。就是说政党的意志只可以是主观的、虚无的，不可以是客观的、实证的。但共产党的这个“产”字恰恰犯了这个大忌。因为“产”是实际的、实证的、刚性的，有自己的规律，人可以去研究它发现它，追随它，却不可以改变它，主观的“共”做为关系加到客观的“产”上，所动摇的恰恰就是经济运转的规律。共产主义世界的经济遵照的不是规律而是服从主宰者意志的操作，结果就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因为创建政党是由于理性独立性的鼓动－－主张不同是其原因。
但“主张”有一个内含，即主张对于人来说意义是什么？
其实主张就是人类伦理所根据的原则，就是用于理性规范理性的（但不可把它当成伦理的根据，因为伦理的根据就是人命自身）。因而由许多人约定出的这个共同理念，也就是他们在伦理上建的一个共同原则，做为实际论理之所根据。那它就应是一个纯粹的理，如果“伦”对了就会发生积极价值，如果“伦”错了也不发生负面价值。可“共产”做为主张就不是对一个理念的“伦”，因为“产”根本不是理念，而是实际财产，是有实用价值的，是人类须臾不可相离的，它就不是伦的对象而是享用对象。所以，一切政党在本质上就是伦理这个根本性就被占有利益所代替。通过伦理来致善就变成了用强大的力量来占有，因而共产党就不是一个以伦理为本性的集团，它是“占”－－占有－－掠夺－－驾驭－－支配－－控制。
民主党、共和党、国民党、保守党、进步党……等等都是论理集团。
唯有共产党是一个以占有分配权为目的的功利集团。
由于姜福贞的这一评论，促成我形成一个新的思想－－政党就是以自己的伦理原则来参入并促进社会秩序的力量。这个思想想说明的是：实际政党的理念就是该党伦理的原则或出发点。所以你就得保证它仅仅是一个理，而决不允许它是客观事实。只有理才可伦，一旦是客观存在就不是去伦而是去实际占有。通过所伦之理来促进秩序的本性就让位给通过占有来满足欲望了。读者可以去反思中国现实是不是就是这一结论所揭示－－“产”是不能被伦，而只能被抢被占的。共产党是一个功利集团。
第二点是决不可对政党的客观性有任何的超越和突破，上边说了，能去创建政党的是意志；但政党一旦被创建它自身就同时成为本性，而且由于实际政党的客体性就使一切政党的共同本性不再是主观的，转换成为客观的，因为政党已经不是一个理而是一个事实。人对客观性就是必须遵守而非伦究关系。这个问题可到《原罪的共产党》正文第三章《共产党不是党》里去看。现在讲一讲“党”这个名词的客观内涵。
党字是个“类”概念，许多性质相同的个体与别种性质的个体相别称为类，如果是物质世界的类则表示是一个物种。如果是人造物，类也表示具有共同性质的事物，因而在这个词的原本内涵里就是－－有许多。“物以类聚”，在你说自己是一个党的同时，你必须同步地给出它的类的对象，并且让人从经验的层面看到自身是处在类对象之中。
因而“党”这个词揭示的就必须是许多中的一个。
如果不具有这个性征，则不是党。因为不具有“是许多中的一个”，它也就不会具有互间性，没有互间性则不会具有政党的功能－－即互相发生作用。那怕它叫自已为党。共产党不是许多中的一个，不具有互间性。共产党怎么会是正宗意义的党呢？绝对不是！
所以说是一些共同主张的人为创建自己的个性而造成了政党，但政党一旦成为事实便立即具有了客观性，这个客观性又立即具有了实证的力量，反转过来规范它的主观创立，即政党实际上的个性－－万不可让个性超越出这一客观上的性质－－即任何实际政党都必须是党类事实中的一个，它必须是许多党里的一个。
否则它就不是一个党。即便把它叫做党，它也不是党。
不是政党这个判断的意思是：它发挥的不是政党的作用。
这话也可以写成它不具有政党的功能。
我说的“共产党不是党”意思是：政党做为政权合法化的桥梁这个职能就不存在了。它发挥的是别的功能－－离间和游离社会，腐蚀伦理根脉。动摇人伦。可以去看一看，共产党在中国实际发挥的不就是驾驭社会的作用吗？它总说成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若说“领导”那还叫党吗？领导自身不就是个地位吗？那它就叫政权了。
就因不领导，不操纵所以才叫政党。
“政”是党所围绕的，是党的活动内容。党是它的存在方式。
我想姜福贞接受这个断案并不难，难在他想在事实上也要有解。
其实事实本身也有解－－因为共产党既是一个理，也是一个由理结成的事实。在事实性里它是“党类事实中的一个”。无论“党类事实”还是其中的一个，都有个蕴含－－人际集团或人的联盟，这个性质它还是有的，所以看起来它似乎还是一个党。姜福贞的话指的是“共产党”还是一个实际的人际集团。我承认它是集团，但它不是一个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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