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戴厚英

相识戴厚英 --纪念戴厚英逝世十周年而作

九六年九月的初秋，天已经有点凉意。我离开出差两周的江西新余市，赶乘火车返回上海。回沪的第二天一早，当我回到公司办公室，同事小张劈头一句：虹口公安局刑侦支队找你，请你马上回电。我一时如坠云里雾里，有什么事把我与公安局扯在了一起？于是一个排列组合迅速在我大脑里进行着。哦！有了！一个曾在黑龙江农场共过事的同事目前正在上海某刑侦处担任某职。但该君有多年不见，何来要事要打电话到我公司？该君也有我家里的电话呀？与其惶惶终日，不如早早解脱，我立刻拨通了某某刑侦处的电话，但接电话的小姐并不知道有我此人此事。当日下午我赶往闸北区处理一件公务。刚到目的地，公司小姐电话已经追到：“经理，马上回到家里。警察约定在下午四点在你家见面。”

当公司派车送我回到家中不久，两位便衣警察按时敲开了大门。看两位警官的神态，还不象有什么要事的样子。

沙发上坐定，两位警官抬头看到墙上挂着的条幅，劈头就问：“这条幅是谁送给你的？”

“我自己写的。”

两警官笑了：“看来你还有点儿墨水。那你认识戴厚英吗？”

“认识。还曾拜访了她两次。”

“她出事了。”

一听这话，我的心跳马上加快，呼吸也似乎沉重了一些。

“她被人杀害在家中。她的侄女戴慧，也在家中被杀害。”

我眼前立即出现了戴厚英那高挑的身材，那一张正直、天真但略显疲惫的脸，一头微微变白了的黑发。还有她那尚未涉事的侄女在卧房念书的身影。

第一次知道戴厚英这个名字是在八一年。那时我正在上海一所理工科大学念书。由于已经大四，还有半年的功夫就可毕业，功课也并没有那么多了。暑假里，我正在学校里备考研究生。我儿子已在半年前落地。我妻子正在休一年的产假，在家里伺候儿子，忙得不亦乐乎。同学们都已回家，学校里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准备考研的同学。我利用学校幽静的环境，一面温习功课，一面猎及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记得第一次读到《人啊，人 ! 》，立即被它特有的写作手法所吸引。作者用意识流的写作手法，把作者内心的感觉用梦幻般的语言通过书中的主人翁表达出来，由读者内心产生的共鸣来理解和把握书中人物的情感。该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八零年底出版，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但在理工科院校，知者甚少。八一年十月 ，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第一篇批评性的文章。编者按语说欢迎讨论，于是很快引来了反批评文章。争论的焦点就是对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看法。赞成的人说人道主义有存在的权利；反对的人说作者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实际上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接着引来《光明日报》的批判，声势逐渐扩大到全国。后来，《南方日报》还召开了关于《人啊，人 ! 》的座谈会。至此，在理工科大专院校才掀起一股《人啊，人 ! 》热，戴厚英也逐步为广大读者所熟知。记得当时我与本班的一位也爱好文学的同学，为此书曾争得面红耳赤。

初识戴厚英是在九五年年底。当时戴厚英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写作与计算机的文章。文中提到计算机给她带来帮助，也给她带来了烦恼。她用的是美国苹果公司的电脑，是由她在美国读书的女儿戴醒买的。当时苹果电脑公司的窗口平台和文本编辑软件在国际上是领先的。但国内知道苹果电脑的人并不多，她遇到了有关的麻烦也不知向谁求援。她例举了有几篇文章写在了电脑的软盘里。但不知为何，以后几张软盘不能读出来了。由于我已有多年使用苹果电脑的经验，马上给《新民晚报》写了一封信，表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戴厚英。几天后，一位《新民晚报》的编辑来电话，表示戴厚英愿意接受我的帮助。几天后，我和戴厚英电话约定某日下午在她家见面。

记得戴厚英住在闸北广中某新村的二楼的一个三居室户。一间戴厚英作为卧室所用，一间由戴的侄女戴慧当作书房和卧室，另一间作为戴厚英的书房。书房不大，但很温馨。墙上挂满了好友送的字画。戴厚英见到我，一开始还有些警觉。一是因为我为陌生男人。戴厚英与丈夫离婚后，又遇到恋人闻捷自杀，此后一直单身。我想另一个原因是，长期以来人与人之间的争斗给她的伤害，以使她对其他人都存有戒心。这不是我的猜测。记得当我为她解决了软盘不能读出的问题，彼此的距离拉近后，我们就谈到了许多有关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我们谈了很多，谈到她的《人啊，人 ! 》，谈到她家乡的贫穷，谈到她如何从复旦转到上海大学教书，以及申请副教授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刁难和麻烦。在她谈到如何学习电脑五笔字型输入的，以至达到盲打的水平时，露出了少有的笑容。我知道她在为自己能在五十多岁学会电脑而骄傲。我有直觉，戴厚英极需要有一个知心朋友，至少一个倾诉的对象。她的侄女还小，还担当不了这个角色。

临别，戴厚英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包括《人啊，人 ! 》、《诗人之死》、《脑裂》和自传《性格－命运－我的故事》等，签上：“郑建栋先生指正。戴厚英”。

吴中杰先生的《坎坷的人生道路》比较正确地概括了戴厚英的一生。在她自己的自传《性格－命运－我的故事》中也比较详细地记叙了自己的前半生。
戴厚英前半生是坎坷的，她本应有一个思想富有的、生活安逸的后半生。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她的作品，看到她如何写她的后半生。至少她可以去国外去生活一段时间，去感受一下西方的文化气息，去看一看地球的另一半人们是如何生活的，去感受一下做外婆的亲情。但这一切都在瞬间发生了变化，一个来自安徽故乡、在上海打工的凶手把戴厚英美好的后半生在瞬间给毁了，也把一个伟大的人民作家扼杀了。不可思议的是，凶手陶峰竟然是戴厚英小学时候的老师的孙子，这实在是一个离奇的悲剧故事。如果有上帝，那他对戴厚英未免太不公平了点儿。

多年前我移民加拿大，将戴厚英赠送的几本书留在了上海旧居。目前旧居出租给了一户外地来沪打工人员。但愿他们不要打开我的书箱，不要象凶手陶峰那样去伤害书的作者和书的主人。


郑建栋 于多伦多
200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