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識戴厚英

相識戴厚英 --紀念戴厚英逝世十週年而作

九六年九月的初秋，天已經有點涼意。我離開出差兩週的江西新余市，趕乘火車返回上海。回滬的第二天一早，當我回到公司辦公室，同事小張劈頭一句：虹口公安局刑偵支隊找你，請你馬上回電。我一時如墜雲裡霧裡，有什麼事把我與公安局扯在了一起？於是一個排列組合迅速在我大腦裡進行著。哦！有了！一個曾在黑龍江農場共過事的同事目前正在上海某刑偵處擔任某職。但該君有多年不見，何來要事要打電話到我公司？該君也有我家裡的電話呀？與其惶惶終日，不如早早解脫，我立刻撥通了某某刑偵處的電話，但接電話的小姐並不知道有我此人此事。當日下午我趕往閘北區處理一件公務。剛到目的地，公司小姐電話已經追到：「經理，馬上回到家裡。警察約定在下午四點在你家見面。」

當公司派車送我回到家中不久，兩位便衣警察按時敲開了大門。看兩位警官的神態，還不像有什麼要事的樣子。

沙發上坐定，兩位警官抬頭看到牆上掛著的條幅，劈頭就問：「這條幅是誰送給你的？」

「我自己寫的。」

兩警官笑了：「看來你還有點兒墨水。那你認識戴厚英嗎？」

「認識。還曾拜訪了她兩次。」

「她出事了。」

一聽這話，我的心跳馬上加快，呼吸也似乎沈重了一些。

「她被人殺害在家中。她的侄女戴慧，也在家中被殺害。」

我眼前立即出現了戴厚英那高挑的身材，那一張正直、天真但略顯疲憊的臉，一頭微微變白了的黑髮。還有她那尚未涉事的侄女在臥房唸書的身影。

第一次知道戴厚英這個名字是在八一年。那時我正在上海一所理工科大學唸書。由於已經大四，還有半年的功夫就可畢業，功課也並沒有那麼多了。暑假裡，我正在學校裡備考研究生。我兒子已在半年前落地。我妻子正在休一年的產假，在家裡伺候兒子，忙得不亦樂乎。同學們都已回家，學校裡只剩下為數不多的準備考研的同學。我利用學校幽靜的環境，一面溫習功課，一面獵及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記得第一次讀到《人啊，人 ! 》，立即被它特有的寫作手法所吸引。作者用意識流的寫作手法，把作者內心的感覺用夢幻般的語言通過書中的主人翁表達出來，由讀者內心產生的共鳴來理解和把握書中人物的情感。該書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在八零年底出版，受到了普遍的歡迎。但在理工科院校，知者甚少。八一年十月 ，上海《文匯報》發表了第一篇批評性的文章。編者按語說歡迎討論，於是很快引來了反批評文章。爭論的焦點就是對作品中的人道主義思想的看法。贊成的人說人道主義有存在的權利；反對的人說作者混淆了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實際上宣揚了「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接著引來《光明日報》的批判，聲勢逐漸擴大到全國。後來，《南方日報》還召開了關於《人啊，人 ! 》的座談會。至此，在理工科大專院校才掀起一股《人啊，人 ! 》熱，戴厚英也逐步為廣大讀者所熟知。記得當時我與本班的一位也愛好文學的同學，為此書曾爭得面紅耳赤。

初識戴厚英是在九五年年底。當時戴厚英在上海《新民晚報》上發表了一篇有關寫作與計算機的文章。文中提到計算機給她帶來幫助，也給她帶來了煩惱。她用的是美國蘋果公司的電腦，是由她在美國讀書的女兒戴醒買的。當時蘋果電腦公司的窗口平臺和文本編輯軟體在國際上是領先的。但國內知道蘋果電腦的人並不多，她遇到了有關的麻煩也不知向誰求援。她例舉了有幾篇文章寫在了電腦的軟盤裡。但不知為何，以後幾張軟盤不能讀出來了。由於我已有多年使用蘋果電腦的經驗，馬上給《新民晚報》寫了一封信，表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戴厚英。幾天後，一位《新民晚報》的編輯來電話，表示戴厚英願意接受我的幫助。幾天後，我和戴厚英電話約定某日下午在她家見面。

記得戴厚英住在閘北廣中某新村的二樓的一個三居室戶。一間戴厚英作為臥室所用，一間由戴的侄女戴慧當作書房和臥室，另一間作為戴厚英的書房。書房不大，但很溫馨。牆上掛滿了好友送的字畫。戴厚英見到我，一開始還有些警覺。一是因為我為陌生男人。戴厚英與丈夫離婚後，又遇到戀人聞捷自殺，此後一直單身。我想另一個原因是，長期以來人與人之間的爭鬥給她的傷害，以使她對其他人都存有戒心。這不是我的猜測。記得當我為她解決了軟盤不能讀出的問題，彼此的距離拉近後，我們就談到了許多有關人與人之間的複雜關係問題。我們談了很多，談到她的《人啊，人 ! 》，談到她家鄉的貧窮，談到她如何從復旦轉到上海大學教書，以及申請副教授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刁難和麻煩。在她談到如何學習電腦五筆字型輸入的，以至達到盲打的水平時，露出了少有的笑容。我知道她在為自己能在五十多歲學會電腦而驕傲。我有直覺，戴厚英極需要有一個知心朋友，至少一個傾訴的對象。她的侄女還小，還擔當不了這個角色。

臨別，戴厚英從書架上抽出幾本書，包括《人啊，人 ! 》、《詩人之死》、《腦裂》和自傳《性格－命運－我的故事》等，簽上：「鄭建棟先生指正。戴厚英」。

吳中傑先生的《坎坷的人生道路》比較正確地概括了戴厚英的一生。在她自己的自傳《性格－命運－我的故事》中也比較詳細地記敘了自己的前半生。
戴厚英前半生是坎坷的，她本應有一個思想富有的、生活安逸的後半生。我們也可以看到更多她的作品，看到她如何寫她的後半生。至少她可以去國外去生活一段時間，去感受一下西方的文化氣息，去看一看地球的另一半人們是如何生活的，去感受一下做外婆的親情。但這一切都在瞬間發生了變化，一個來自安徽故鄉、在上海打工的凶手把戴厚英美好的後半生在瞬間給毀了，也把一個偉大的人民作家扼殺了。不可思議的是，凶手陶峰竟然是戴厚英小學時候的老師的孫子，這實在是一個離奇的悲劇故事。如果有上帝，那他對戴厚英未免太不公平了點兒。

多年前我移民加拿大，將戴厚英贈送的幾本書留在了上海舊居。目前舊居出租給了一戶外地來滬打工人員。但願他們不要打開我的書箱，不要像凶手陶峰那樣去傷害書的作者和書的主人。


鄭建棟 於多倫多
200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