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章诒和的《伶人往事》等书，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宣布查封，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孔庆东，好像要步武姚文元，在反右运动五十周年来临之际，声称章诒和们是“我们政权的敌人”，大有为王前驱，再吹响一支反右冲锋号的气概。作为打过右派的我，神经是很脆弱很敏感的。我于是写了一篇《孔庆东，一位常识欠缺的北大教授》，先发给某网站，编辑先生回复道：“李先生肯定是太气愤了，文章中有些很情绪化的语言 ……烦请转寄他处。”后来，《民主论坛》算是给予发表了，但主编洪先生仍然回信说：“最后的两句结论，狠些，不过有全文作其基础，勉强可以不改！。”看来并不赞成我骂人，大概是认为我骂人“太狠”，有点缺乏雅量。
我在文中两次骂了这位被青年人追捧的北大才子、北大醉侠、如今知名的北大教授孔庆东，最后两句说：“一个连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权都不懂的北大教授，恕我直言：
狗屁不如！
滚蛋吧，孔庆东！”
其实，我的文章在投寄之前，先给二三同好看过，因为我怕惹出官司，吃不了兜着走。大家认为，我并没有无中生有，伪造事实，也没有对孔庆东的人格进行侮辱。骂他是他自己赚的。这个孔庆东也太狂妄，不知天高地厚，应该教训教训他。做学者，做教授，就不要抱共产党的大腿，赶政治风头，望风转舵，谄媚取宠，落井下石，帮腔喊打。中国人做人的基本道德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是这个路见不平的孔庆东，却是对挨打的弱者帮腔喊打，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也就太没有人格了，何况是著名的风风光光的北大教授呢？
我的文章虽然发表了，有朋友来信安慰我，劝我不要生气，说：“这些没有经历过那场大灾难的年轻人是应该补补课。您为什么挺身而出奋笔直言，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就是为了他们和子子孙孙不再遭难啊！但请您息怒，身体第一。”其实，我不会真生气。真生气的人是写不出文章的。我这一辈子已经生完了气，现在是非常理性的反思论理。我之所以对这位北大教授说了狠话，实在是事出无奈。
据说孔庆东现在是当今大红大紫、著作等身的北大教授。我从网上读了几篇他的大作，其中一篇就是我在前文中提到的《我要向党和人民道歉:我错了》。如果没有读过该文，总会以为这个孔庆东像做了错事的乖孩子，要如此郑重其事地忏悔认错。共产党把５５万知识分子用“阳谋”的手段打成右派，至今还咬着一个狗屎头子说反右是必要的，拒绝道歉，你一个堂堂的著名教授犯了什么大错误，要如此郑重其事地公开地道歉呢？
奇文共欣赏。我请大家耐心地读一读这篇只有１２００余字的短文，看看当今的这位著名教授孔庆东的精神面目，是多么地可鄙，可恶，可憎。其文如下：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位北大教师，一名中共党员，经常批评咱们中国这不好，那不对，来到韩国后,饱尝凄风苦雨，痛感人事艰辛，目睹这个资本主义爆发户的一神一态一颦一哭，深刻认识到自己原来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要向党和人民道歉:我错了。
◎中国有一个双簧节目，讽刺吃饭时菜虽然多，但都是“一碟子腌白菜……呀，一碟子腌白菜……”来到韩国后才明白，这不是双簧，而是活生生的现实。韩国菜摆出来盘子碟子一大堆，远远望去十分崾（？）？而且五颜六色，但近前一看，辣泡菜三种，腌萝卜两种，生菜叶子一大盘，一碟子辣酱，一碟子酱油，一碟子蒜瓣，一碟子小辣椒，一碟子大辣椒……给人的感觉不是在正式吃饭，而是好象一群仆人在厨房里偷吃准备用来做菜的原料。烹调的概念韩国人是没有的。即使奢侈一回，用最好的原料，大部分韩国人也不会烹饪。鱼做出来像死鱼，肉做出来像得了肌肉萎缩的老母猪肉，饼像是风干的糨糊，只有米饭和辣泡菜，真是天下第一，想象中的韩国餐馆是很好吃的，仔细琢磨，原来那已经是中国化的韩国菜了。
◎我住的国际馆食堂的橱窗里天天摆着精心设计的“样板饭”，不但花色艳丽得使人怀疑能不能吃，而且分量比实际所给要多起码三分之一，实际情况是，一般一份米饭只给一两左右，泡菜和腌萝卜之类一共也是一两左右，泔水模样的大酱汤则是一个富士苹果大的碗里只给小半碗，肉一般没有，有也只有两三片，好象选美小姐一般赤裸裸地招摇着，鱼倒是有时给一条完整的，足有一两多，但五脏六腑俱全，外加全副甲磷，于是只好如鲁迅笔下的狂人所说：“吃了两口，便将它连肠带肚地吐出。”鸡蛋偶尔给一片，估计那个鸡蛋一共可以切最少六片。这样的一份正餐卖韩币1800元，相当于人民币14-15元。学生们还说这里算是便宜和好吃的，所以这个食堂里熙熙攘攘，出来进去的多是所谓的美女，一个个吃的满面春风的。那些“阿主妈”对待我是特别优惠的，看见我去买饭，总是多给个一两八钱的。我正好立志减肥，也从不计较，记得读书时北大的学生有时因为食堂的师傅给的肉少(盖不住六两米饭)，就和师傅吵架，现在看看韩国，知道什么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韩国人经常指责中国的朝鲜族人来到韩国后逾期不归，但是一位延边大学的老师导师我，我们聘请的韩国教授也是想方设法赖在中国不走，因为在中国太舒服了。朝鲜族逾期不归的都是贫穷的打工族，而韩国逾期不归的的都是他们受人尊敬的教授。朝鲜族人逾期不归需要种种非人的待遇,，韩国教授则真是乐不思蜀。他们口口声声夸耀韩国好，但就是不愿回去。
◎韩国最著名的高中――京畿高中的校训是“自由人、文化人、平和人”，而其实有些韩国人最缺乏的正是这三点，第一不自由，第二少文化，第三易暴怒。
◎韩国学生请假很有意思，理由全部是“外婆去世了”。在我的课上已经发生了6次。我是个无聊的老师，决心调查一下，经过侧面盘问，结果只有研究生李知熙和另外一名本科生是真的，其余四个是假的。这又一次证实了我的论断：特别强调“孝”的结果必定是“不孝”。凡是声称以儒教治国的现代国家必定导致虚伪泛滥.。
以上就是我们的这位北大教授要向党和人民道歉的由来，原来他曾经“经常批评咱们中国这不好，那不对”，后来来到韩国，“目睹这个资本主义爆发户的一神一态一颦一哭，深刻认识到自己原来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在下没有到韩国“目睹”的荣幸，无法辩论孔教授的是非，但是，就凭了这些见闻观感，对韩国人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在极尽讽刺挖苦非薄之后，竟然要“向党和人民道歉”，未免有点小题大做，甚至于连“小题”也够不上，却要大做文章，实在是装腔作势。
回想５０年前，的确有许多教授学者作家名流，例如，我的老师，一级教授，文学史家，山东大学的副校长陆侃如，在报纸上发表通栏大标题的文章：“向党和人民请罪”，那是打了右派，被逼迫的。现在，一位著名的北大教授出来“向党和人民道歉”，却是主动的自觉的。前者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向执政党建言献策，后者是对于自己批评了中国的缺点认错道歉。前者是为了苟活，后者是为了腾达。从被迫“请罪”到主动“道歉”，这就是中国的现在的教授在新中国走过的历史轨迹和精神历程。五十年，这就是中共伟大的文治武功！一个国家，代表社会良知良能良心的学者，要靠向执政党公开登报“请罪”、“道歉”才能苟活，才能腾达，这样的国家已经打断了脊梁骨。没有脊梁骨的国家，依靠什么“崛起”？怪不得去年，２００６年，鲁迅逝世７０周年，中共封杀纪念鲁迅的活动。鲁迅如果在世，他会为找寻不到“中国的脊梁”而痛心疾首！
即以饮食而言，住在未庄土谷祠里的赤贫流浪汉阿Q先生到小城里走了一遭，回到未庄都有资格对城里人的烹调方式予以嘲弄讽刺，不屑于城里人“煎鱼用葱丝”，那么，生活在北京城里，不知享用过多少名菜名点的北大教授，跑到小小的韩国见见世面，当然可以极尽菲薄，也不是难事。其实，中国人在饮食方面，可以有充分的资格，对全世界９９％的国家说长道短。君不知，英国女王举办的国宴，也不过三四道菜，我们的国宴曾经大肆宣扬过“四菜一汤”，大概已经变成了羞于一说的历史。拿外国人的饮食习俗开涮，调侃调侃，写写开心的文章，不伤大雅。但是拿来正经八百地“向党和人民道歉”，还要加上“我错了”，就显得言不由衷，叫人感到可憎，可恶，可鄙，有失北大教授的尊容。
这位北大著名教授的观察、分析、判断能力实在不及一个中学生。即使孔教授看到的陈述的这些具体现象全部是事实，但是这能够说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劣吗？即使可以说明，作为一位教授，还用得着“我要向党和人民道歉：我错了”这样一个痛心疾首的大题目吗？你不就是曾经批评过中国的缺点，自己“生在福中不知福”吗？难道批评了中国缺点就要道歉，那么，孔庆东先生引申出来的结论就是反右派当然就是正确的必要的了。在反右问题上，孔庆东是在给你亲爱的党添乱，帮倒忙。
中国古人认为，作为“士人”，读书人，也就是现在常说的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要有藐视“大人”的大丈夫之气，也就是“浩然之气”。教授、学者、诗人、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共性就是要在精神上保持一份公心，伸张正义，主持公道。批评中国这不对那不好，正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社会职责。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如今的中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犬儒主义是如今弥漫知识界的时髦。因为曾经对中国有过批评，现在跑出来“道歉”，忏悔，实在掉价，呸！
孔庆东可以去做你的好党员，但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就只能归入末流，甚至连“流”也入不了。你和我，都是另类，当然是在不同的方向上。
本文之所以命题为“现在的教授”，是因为山西作家谢泳先生写过一篇“过去的教授”（见《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他说，１９４６年，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先生应联大学生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开讲之前，他就说：“假若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谢泳说：“旧日的大学教授就是这样讲话，说有性格的话，可以想见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可以想见他们的精神状态。”
以彼例此，张奚若都可以骂蒋先生“滚蛋”，我骂一声孔先生“滚蛋”就不必惴惴然了。
现在的教授如何呢？我不敢一以当万，说全部都像这位孔庆东那是夸张抹黑，但是若说孔庆东是没有人格的教授中最著名的代表，大概不算过分吧？共产党有一句口头禅：榜样的力量是无限的。北大的榜样多得很。说远的，学生，例如林昭，打了右派还不服罪，一粒子弹就解决了。既然孔庆东说“共產党对他们是极其宽大的，但他们仍梦想变天，说当年反右反错了”，那么，你孔庆东可不可以再说一句：枪毙林昭是罪有应得。还有，马寅初，是北大校长，因为建议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被削职思过，算是宽大处理。不久之前，焦国标被革职，就是眼前的榜样了。你孔庆东对于马寅初，对于焦国标，可以置言一评吗？孔庆东你想做一个“又红又专”的红色教授的典型吗？
对于孔庆东这样的名人，褒贬两端不奇怪，这只要看这些题目就可以了然，如《孔庆东，你不配做北大人》《孔庆东，请你忏悔》《孔庆东，北大的骄傲？还是悲哀？》等等。
孔庆东的“粉丝”多得很，他们被称为或自称为“孔迷”。有位孔迷说：“孔老师被攻击的就特别多，那些精英分子、那些极端的右翼分子是容不得孔老师的正直的，容不得孔老师敢于说真话、敢于呐喊的。 如是他们就采取最卑鄙下流的手段诋毁侮辱孔老师， 但是越是这样作越反衬出孔老师的高大和你们的无耻嘴脸。”看来敝人就是属于“采取最卑鄙下流的手段诋毁侮辱孔老师”的“极端的右翼分子”了。我先给自己戴上这顶帽子，免得孔庆东先生劳神，但是请不要诉诸法律，我害怕，打官司绝对打不过你，我先认输了，好不好？
想在北大出人头地，金榜题名，其实也容易，孔庆东就是一个乖角儿。
江青受审时，讲过一句名言：“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我咬谁！”孔庆东没有人叫他咬，就自报奋勇地咬，当然是乖角儿了。
敝人在网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就是害怕引起争端，招来官司，从来不敢点名批评任何一个人。现在批评了孔庆东，开了先例。若有冒犯孔先生，恕罪！
（２００７，１，２５于山东大学附中）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我在文中两次骂了这位被青年人追捧的北大才子、北大醉侠、如今知名的北大教授孔庆东，最后两句说：“一个连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权都不懂的北大教授，恕我直言：
狗屁不如！
滚蛋吧，孔庆东！”
其实，我的文章在投寄之前，先给二三同好看过，因为我怕惹出官司，吃不了兜着走。大家认为，我并没有无中生有，伪造事实，也没有对孔庆东的人格进行侮辱。骂他是他自己赚的。这个孔庆东也太狂妄，不知天高地厚，应该教训教训他。做学者，做教授，就不要抱共产党的大腿，赶政治风头，望风转舵，谄媚取宠，落井下石，帮腔喊打。中国人做人的基本道德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是这个路见不平的孔庆东，却是对挨打的弱者帮腔喊打，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也就太没有人格了，何况是著名的风风光光的北大教授呢？
我的文章虽然发表了，有朋友来信安慰我，劝我不要生气，说：“这些没有经历过那场大灾难的年轻人是应该补补课。您为什么挺身而出奋笔直言，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就是为了他们和子子孙孙不再遭难啊！但请您息怒，身体第一。”其实，我不会真生气。真生气的人是写不出文章的。我这一辈子已经生完了气，现在是非常理性的反思论理。我之所以对这位北大教授说了狠话，实在是事出无奈。
据说孔庆东现在是当今大红大紫、著作等身的北大教授。我从网上读了几篇他的大作，其中一篇就是我在前文中提到的《我要向党和人民道歉:我错了》。如果没有读过该文，总会以为这个孔庆东像做了错事的乖孩子，要如此郑重其事地忏悔认错。共产党把５５万知识分子用“阳谋”的手段打成右派，至今还咬着一个狗屎头子说反右是必要的，拒绝道歉，你一个堂堂的著名教授犯了什么大错误，要如此郑重其事地公开地道歉呢？
奇文共欣赏。我请大家耐心地读一读这篇只有１２００余字的短文，看看当今的这位著名教授孔庆东的精神面目，是多么地可鄙，可恶，可憎。其文如下：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位北大教师，一名中共党员，经常批评咱们中国这不好，那不对，来到韩国后,饱尝凄风苦雨，痛感人事艰辛，目睹这个资本主义爆发户的一神一态一颦一哭，深刻认识到自己原来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要向党和人民道歉:我错了。
◎中国有一个双簧节目，讽刺吃饭时菜虽然多，但都是“一碟子腌白菜……呀，一碟子腌白菜……”来到韩国后才明白，这不是双簧，而是活生生的现实。韩国菜摆出来盘子碟子一大堆，远远望去十分崾（？）？而且五颜六色，但近前一看，辣泡菜三种，腌萝卜两种，生菜叶子一大盘，一碟子辣酱，一碟子酱油，一碟子蒜瓣，一碟子小辣椒，一碟子大辣椒……给人的感觉不是在正式吃饭，而是好象一群仆人在厨房里偷吃准备用来做菜的原料。烹调的概念韩国人是没有的。即使奢侈一回，用最好的原料，大部分韩国人也不会烹饪。鱼做出来像死鱼，肉做出来像得了肌肉萎缩的老母猪肉，饼像是风干的糨糊，只有米饭和辣泡菜，真是天下第一，想象中的韩国餐馆是很好吃的，仔细琢磨，原来那已经是中国化的韩国菜了。
◎我住的国际馆食堂的橱窗里天天摆着精心设计的“样板饭”，不但花色艳丽得使人怀疑能不能吃，而且分量比实际所给要多起码三分之一，实际情况是，一般一份米饭只给一两左右，泡菜和腌萝卜之类一共也是一两左右，泔水模样的大酱汤则是一个富士苹果大的碗里只给小半碗，肉一般没有，有也只有两三片，好象选美小姐一般赤裸裸地招摇着，鱼倒是有时给一条完整的，足有一两多，但五脏六腑俱全，外加全副甲磷，于是只好如鲁迅笔下的狂人所说：“吃了两口，便将它连肠带肚地吐出。”鸡蛋偶尔给一片，估计那个鸡蛋一共可以切最少六片。这样的一份正餐卖韩币1800元，相当于人民币14-15元。学生们还说这里算是便宜和好吃的，所以这个食堂里熙熙攘攘，出来进去的多是所谓的美女，一个个吃的满面春风的。那些“阿主妈”对待我是特别优惠的，看见我去买饭，总是多给个一两八钱的。我正好立志减肥，也从不计较，记得读书时北大的学生有时因为食堂的师傅给的肉少(盖不住六两米饭)，就和师傅吵架，现在看看韩国，知道什么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韩国人经常指责中国的朝鲜族人来到韩国后逾期不归，但是一位延边大学的老师导师我，我们聘请的韩国教授也是想方设法赖在中国不走，因为在中国太舒服了。朝鲜族逾期不归的都是贫穷的打工族，而韩国逾期不归的的都是他们受人尊敬的教授。朝鲜族人逾期不归需要种种非人的待遇,，韩国教授则真是乐不思蜀。他们口口声声夸耀韩国好，但就是不愿回去。
◎韩国最著名的高中――京畿高中的校训是“自由人、文化人、平和人”，而其实有些韩国人最缺乏的正是这三点，第一不自由，第二少文化，第三易暴怒。
◎韩国学生请假很有意思，理由全部是“外婆去世了”。在我的课上已经发生了6次。我是个无聊的老师，决心调查一下，经过侧面盘问，结果只有研究生李知熙和另外一名本科生是真的，其余四个是假的。这又一次证实了我的论断：特别强调“孝”的结果必定是“不孝”。凡是声称以儒教治国的现代国家必定导致虚伪泛滥.。
以上就是我们的这位北大教授要向党和人民道歉的由来，原来他曾经“经常批评咱们中国这不好，那不对”，后来来到韩国，“目睹这个资本主义爆发户的一神一态一颦一哭，深刻认识到自己原来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在下没有到韩国“目睹”的荣幸，无法辩论孔教授的是非，但是，就凭了这些见闻观感，对韩国人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在极尽讽刺挖苦非薄之后，竟然要“向党和人民道歉”，未免有点小题大做，甚至于连“小题”也够不上，却要大做文章，实在是装腔作势。
回想５０年前，的确有许多教授学者作家名流，例如，我的老师，一级教授，文学史家，山东大学的副校长陆侃如，在报纸上发表通栏大标题的文章：“向党和人民请罪”，那是打了右派，被逼迫的。现在，一位著名的北大教授出来“向党和人民道歉”，却是主动的自觉的。前者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向执政党建言献策，后者是对于自己批评了中国的缺点认错道歉。前者是为了苟活，后者是为了腾达。从被迫“请罪”到主动“道歉”，这就是中国的现在的教授在新中国走过的历史轨迹和精神历程。五十年，这就是中共伟大的文治武功！一个国家，代表社会良知良能良心的学者，要靠向执政党公开登报“请罪”、“道歉”才能苟活，才能腾达，这样的国家已经打断了脊梁骨。没有脊梁骨的国家，依靠什么“崛起”？怪不得去年，２００６年，鲁迅逝世７０周年，中共封杀纪念鲁迅的活动。鲁迅如果在世，他会为找寻不到“中国的脊梁”而痛心疾首！
即以饮食而言，住在未庄土谷祠里的赤贫流浪汉阿Q先生到小城里走了一遭，回到未庄都有资格对城里人的烹调方式予以嘲弄讽刺，不屑于城里人“煎鱼用葱丝”，那么，生活在北京城里，不知享用过多少名菜名点的北大教授，跑到小小的韩国见见世面，当然可以极尽菲薄，也不是难事。其实，中国人在饮食方面，可以有充分的资格，对全世界９９％的国家说长道短。君不知，英国女王举办的国宴，也不过三四道菜，我们的国宴曾经大肆宣扬过“四菜一汤”，大概已经变成了羞于一说的历史。拿外国人的饮食习俗开涮，调侃调侃，写写开心的文章，不伤大雅。但是拿来正经八百地“向党和人民道歉”，还要加上“我错了”，就显得言不由衷，叫人感到可憎，可恶，可鄙，有失北大教授的尊容。
这位北大著名教授的观察、分析、判断能力实在不及一个中学生。即使孔教授看到的陈述的这些具体现象全部是事实，但是这能够说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劣吗？即使可以说明，作为一位教授，还用得着“我要向党和人民道歉：我错了”这样一个痛心疾首的大题目吗？你不就是曾经批评过中国的缺点，自己“生在福中不知福”吗？难道批评了中国缺点就要道歉，那么，孔庆东先生引申出来的结论就是反右派当然就是正确的必要的了。在反右问题上，孔庆东是在给你亲爱的党添乱，帮倒忙。
中国古人认为，作为“士人”，读书人，也就是现在常说的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要有藐视“大人”的大丈夫之气，也就是“浩然之气”。教授、学者、诗人、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共性就是要在精神上保持一份公心，伸张正义，主持公道。批评中国这不对那不好，正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社会职责。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如今的中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犬儒主义是如今弥漫知识界的时髦。因为曾经对中国有过批评，现在跑出来“道歉”，忏悔，实在掉价，呸！
孔庆东可以去做你的好党员，但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就只能归入末流，甚至连“流”也入不了。你和我，都是另类，当然是在不同的方向上。
本文之所以命题为“现在的教授”，是因为山西作家谢泳先生写过一篇“过去的教授”（见《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他说，１９４６年，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先生应联大学生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开讲之前，他就说：“假若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谢泳说：“旧日的大学教授就是这样讲话，说有性格的话，可以想见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可以想见他们的精神状态。”
以彼例此，张奚若都可以骂蒋先生“滚蛋”，我骂一声孔先生“滚蛋”就不必惴惴然了。
现在的教授如何呢？我不敢一以当万，说全部都像这位孔庆东那是夸张抹黑，但是若说孔庆东是没有人格的教授中最著名的代表，大概不算过分吧？共产党有一句口头禅：榜样的力量是无限的。北大的榜样多得很。说远的，学生，例如林昭，打了右派还不服罪，一粒子弹就解决了。既然孔庆东说“共產党对他们是极其宽大的，但他们仍梦想变天，说当年反右反错了”，那么，你孔庆东可不可以再说一句：枪毙林昭是罪有应得。还有，马寅初，是北大校长，因为建议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被削职思过，算是宽大处理。不久之前，焦国标被革职，就是眼前的榜样了。你孔庆东对于马寅初，对于焦国标，可以置言一评吗？孔庆东你想做一个“又红又专”的红色教授的典型吗？
对于孔庆东这样的名人，褒贬两端不奇怪，这只要看这些题目就可以了然，如《孔庆东，你不配做北大人》《孔庆东，请你忏悔》《孔庆东，北大的骄傲？还是悲哀？》等等。
孔庆东的“粉丝”多得很，他们被称为或自称为“孔迷”。有位孔迷说：“孔老师被攻击的就特别多，那些精英分子、那些极端的右翼分子是容不得孔老师的正直的，容不得孔老师敢于说真话、敢于呐喊的。 如是他们就采取最卑鄙下流的手段诋毁侮辱孔老师， 但是越是这样作越反衬出孔老师的高大和你们的无耻嘴脸。”看来敝人就是属于“采取最卑鄙下流的手段诋毁侮辱孔老师”的“极端的右翼分子”了。我先给自己戴上这顶帽子，免得孔庆东先生劳神，但是请不要诉诸法律，我害怕，打官司绝对打不过你，我先认输了，好不好？
想在北大出人头地，金榜题名，其实也容易，孔庆东就是一个乖角儿。
江青受审时，讲过一句名言：“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我咬谁！”孔庆东没有人叫他咬，就自报奋勇地咬，当然是乖角儿了。
敝人在网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就是害怕引起争端，招来官司，从来不敢点名批评任何一个人。现在批评了孔庆东，开了先例。若有冒犯孔先生，恕罪！
（２００７，１，２５于山东大学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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