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党下海者众：政坛影响今非昔比

中共八老之一的薄一波逝世，大批开国元老的子女云集灵堂吊唁，慰问薄家亲属，令“太子党”难得聚首一堂。很多人以为，中共十七大将是太子党和胡锦涛的“共青团派”之争，但事实上，随着江泽民、李鹏退隐，高干子弟在中共政坛的影响力可谓是今非昔比，且已出现后继无人的尴尬情况，这与他们今天在商场叱吒风云的表现，形成强烈对比。

环顾当今中共领导层，可以算得上高干子弟的，只有曾庆红、周永康、俞正声、薄熙来、习近平、周小川等廖廖几人，最有希望的下一代接班人，就只有习近平一人。相对九十年代“江李”体制时的鼎盛，太子党在中共政坛确已今非昔比，甚至可说有点“寒酸”了。当天，他们曾雄心勃勃写下报告，探讨如何“维护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永不褪色”。到了今天，当日被视为明日之星的太子党成员，包括陈元、邓朴方、洪虎等，不是豹隐，便是退休。那么，除了当官，太子党们哪去呢？

当中一部份人去了军队，特别是那些目前还在军中服役的高干子弟，不少已是将级军官，而刘少奇之子刘源（军事科学院政委）、张震之子张海阳（成都军区政委）更已晋身为上将。但是，相对官场和军队，更多高干子弟选择下海经商，并已在商界形成一股非常惊人的势力，他们人数之多、财力之厚、力量之大，到了空前的地步，并垄断了多个重要行业，他们将来必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心腹之患。太子党弃官从商，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官场难混

很多人误以为，太子党凭着父荫，可以在官场予取予求，要什么职位就什么职位，事实不然。虽然中共官场很黑暗，但毕竟经过多年发展，业已形成一套“制度”，官员的升迁、贬摘，至少要经过一定的程序，符合某些规则。这些程序、规则，对一般中共党员有效，干部子弟同样要遵守，虽有高干子弟获得“突击提拔”，但只是极个别的例子。

因此，太子党要在官场出人头地，除了起点较高，较易受到组织部门关注，其实并没太多优势，他们一样要一步步往上爬，甚至因其特殊身份而被“歧视”。邓楠、陈元、薄熙来都曾落选中共十五大代表，邓朴方则是得票到数第二的十五届候补中央委员，这些事例都对太子党造成一定打击。他们在官场的路，跟普通干部一样不平坦。

商场好混

相对官场，中国的商场混乱得多，政府可以施加很大影响力，更没有什么规则、制度可言，是一个龙蛇混杂的“英雄地”，谁有胆色、谁有关系、谁有权力，就能出人头地。对干部子弟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环境，令他们拥有无比优势，在贷款、政策、生产资料等方面，得到优惠和照顾，甚至假借父辈的影响力，制订一些有利自己的商场游戏规则。

更重要的是，商场有无限空间，也有无限的可能性，而所得的成就，也不会像官场那样，受到诸多非议。太子党可以透过垄断经济资源，封杀竞争对手，从而一夜暴富，而这种“奇迹”是不可能出现在官场的。

权位难以传承，财富可以转移

人类学的研究显示，“传宗接代”是家庭的重要功能。如何把自己的东西，一代一代传下去呢？在目前的体制下，干部的权力是无法父子相传的，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办不到，财富却可以代代相传。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诱因，让干部子弟把父母的权力，透过商业活动来转化成合法财富，就像不法份子把黑钱漂白一样。干部子弟在权钱之间进行微妙的转换，就能顺利完成传宗接代使命了。

金钱的地位不断提升。胡锦涛日前在中纪委会议上警告，党员干部要生活正派，不要“傍大款”；中组部也曾发文批评干部热衷于贴近大款，与他们称兄道弟。

显然，“傍大款”现象日益普遍，也折射了“金钱”的影响力，已跟“权力”并驾齐驱，逆改了以往只有“商人傍官员”的情况。既然权力的用处愈来愈大，也愈来愈好用，自然吸引太子党的目光，以此作为“参政”的捷径，比自己直接参与政治，方便得多。这跟香港“商人治港”的道理是一样的。

既然下海经商有这么多好处，而善用父辈的权力就能造成财富，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再把金钱转化成权力，干部子弟何乐而不为呢？因此，从中央领导人，到省部级、厅局级，几乎所有干部家庭都有成员下海经商，这绝非偶然，而是符合经济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