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评论《下一只硕鼠会从哪个洞口窜出来》，看后很受启发。文中提到江苏省举办了一个反腐败教育展览，其中负责城建的官员频频落马，一个个成了贪污犯，比如，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常州市原副市长张东林、南京市原副秘书长魏竹琴等相继被查处，他们的腐败行为均直接与城市建设，尤其与房地产有关。
其实，从全国来看，情况莫不如此。几年来全国各个城市的主管官员内心里为了彰显“政绩”，口头上为了“树立城市形象”，莫不大刀阔斧进行城市改建，新建广场啦，营建高楼啦，扩宽街道啦，等等。当然，前提条件是要进行城市拆迁，于是，房地产业蓬勃发展起来，房地产商一个个赚得金钱四溢。但另一方面，却是大批城市拆迁户的悲惨处境，自己的房子被拆了，补偿的钱买不起新房，只能过着痛苦不堪的日子。于是，城市拆迁户的自焚、反抗、群体上访成了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这些都是表面呈现的状态，而背后却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疯狂进行。于是，能够通过官商勾结而获得黄金地段地皮的房地产商就获得了赚大钱的机会。当然，在房地产商发迹的同时是主管城市建设的官员们的暴富。两者相辅相成。于是，这几年城市建设就成了热点，而整治城市建设中的腐败也就成了反腐的一个重要领域，成了各级纪检部门惩治腐败的热点。于是，一批批贪官也就成批次地生产了出来。也就是说，社会的热点成了中国反腐的热点。
其实，仔细想想，这颇有些头疼医疼、脚疼医脚的味道。因为社会的热点也往往是腐败的热点，而热点又是随时转换的，所以纪检部门真的要反腐，那就跟着热点去跑吧。君不见，在证券市场的股票内线交易、暗箱操作盛行时，纪检部门就去抓其背后的涉案部门与官员；当各地大力进行交通建设，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建设时，很多省市的交通厅长、交通局长成了争取拿到标书的建筑商行贿的对象，纪检部门又去整顿交通部门；当煤矿爆炸成了抢眼的新闻时，人们才知道煤矿当地的官员成了非法煤矿的股东，也就成了违法开采煤矿老板的保护伞，于是，纪检部门又只得涌到煤矿去反腐；当各大国有银行背负的坏帐越来越多时，违规放贷的银行官员纷纷成了贪污犯，纪检部门又要去各级银行捉老鼠，而且也确实捉到了很多大老鼠。纪检部门就这样疲于奔命的在各个方面跑来跑去地去捉老鼠。所以，哪里是社会热点，哪里就成了腐败高发地，那么，纪检部门就这样去追逐热点了。随便说一下，有些在老百姓眼皮底下的热点，好象我党的纪检部门并没有专门去追，比如，官场的买官卖官、官员的包养情妇、二奶、小蜜，虽然老百姓反应强烈，但并没有象整治房地产、交通、金融等部门那样去整顿，不知何故？大概是因为官员几乎都包养情妇、二奶、小蜜，所以就惩治不过来了吧。
问题是，这样的反腐，这样的去玩捉老鼠的游戏能够解决中国官场的腐败问题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就象刚才提到的那位评论者的疑问：下一个腐败的热点是什么？下一个腐败的硕鼠将会从哪个洞口窜出来？这是个问题！即使我们假定，那些个纪检部门的官员真的有心去反腐败，那么，以这种穷于应付的办法去进行所谓的反腐也只能是徒劳的，何况纪检部门本身也不干净，比如，天津市的检察长就是一个大贪污犯，各地纪检部门也揭露出不少的贪官污吏。
其实，从那些实施宪政民主的国家可以看得出来，如果真的要反腐败，则必须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也就是一方面从制度上堵塞产生“腐败老鼠”的机制，从根本上杜绝贪官产生的条件；另一方面，就是要有社会的制衡与监督机制。而从现实中国的情况来看，这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这就是今日中国腐败丛生的根本原因了。从政治体制来讲，中共一直坚持施行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共党成为主宰社会的唯一力量，各种权力机构皆为中共任命的官员所把持，且不受监督，这怎能不导致贪污腐败丛生、贪官污吏前赴后继？其实，中国《三字经》中的第一句话，即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并非正确的命题，一个具体的人都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去面对世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在有了正确的监督体制下，人就会按照既定的规则去行事。也就是说，中国的官员与外人并无区别，只是中共的制度早就了他的贪腐，别人贪而他不贪则违背了常理，于是，你贪，我贪，大家贪，成了普遍现象。再一个问题是，中共控制下的中国没有新闻自由，也就是缺少了新闻监督。实际上，从民主国家来看，新闻监督是更为厉害的招数。你也许躲得了公众，但你躲不了新闻媒体的眼睛，在强大的媒体监督下，任何一位元官员都会考虑行为的后果。但中共为了一党的私利，它不会容许媒体对自己的监督，官员也就少了紧箍咒，贪污腐败也就遍地开花了。
因此，对于中国普遍发生的腐败问题，不是靠纪检部门去被动地去追逐老鼠，而是如何不使官员变成老鼠。那就要从制度上采取措施，不要把反腐当成捉老鼠的游戏。这就不仅要在选拔官员时抛开党的观念，任人唯贤，而且，在官员任命后让他处于真正的监督之下，使他不敢去变成老鼠。
这实际已经是老生常谈，中共能够做到吗？至少从经验来看，它不会去做的，只能搞什么“保鲜教育”，搞什么“八荣八耻”。因此，中国官场的贪污腐败仍然会泛滥下去，贪官污吏仍然会“前腐后继”。(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其实，从全国来看，情况莫不如此。几年来全国各个城市的主管官员内心里为了彰显“政绩”，口头上为了“树立城市形象”，莫不大刀阔斧进行城市改建，新建广场啦，营建高楼啦，扩宽街道啦，等等。当然，前提条件是要进行城市拆迁，于是，房地产业蓬勃发展起来，房地产商一个个赚得金钱四溢。但另一方面，却是大批城市拆迁户的悲惨处境，自己的房子被拆了，补偿的钱买不起新房，只能过着痛苦不堪的日子。于是，城市拆迁户的自焚、反抗、群体上访成了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这些都是表面呈现的状态，而背后却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疯狂进行。于是，能够通过官商勾结而获得黄金地段地皮的房地产商就获得了赚大钱的机会。当然，在房地产商发迹的同时是主管城市建设的官员们的暴富。两者相辅相成。于是，这几年城市建设就成了热点，而整治城市建设中的腐败也就成了反腐的一个重要领域，成了各级纪检部门惩治腐败的热点。于是，一批批贪官也就成批次地生产了出来。也就是说，社会的热点成了中国反腐的热点。
其实，仔细想想，这颇有些头疼医疼、脚疼医脚的味道。因为社会的热点也往往是腐败的热点，而热点又是随时转换的，所以纪检部门真的要反腐，那就跟着热点去跑吧。君不见，在证券市场的股票内线交易、暗箱操作盛行时，纪检部门就去抓其背后的涉案部门与官员；当各地大力进行交通建设，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建设时，很多省市的交通厅长、交通局长成了争取拿到标书的建筑商行贿的对象，纪检部门又去整顿交通部门；当煤矿爆炸成了抢眼的新闻时，人们才知道煤矿当地的官员成了非法煤矿的股东，也就成了违法开采煤矿老板的保护伞，于是，纪检部门又只得涌到煤矿去反腐；当各大国有银行背负的坏帐越来越多时，违规放贷的银行官员纷纷成了贪污犯，纪检部门又要去各级银行捉老鼠，而且也确实捉到了很多大老鼠。纪检部门就这样疲于奔命的在各个方面跑来跑去地去捉老鼠。所以，哪里是社会热点，哪里就成了腐败高发地，那么，纪检部门就这样去追逐热点了。随便说一下，有些在老百姓眼皮底下的热点，好象我党的纪检部门并没有专门去追，比如，官场的买官卖官、官员的包养情妇、二奶、小蜜，虽然老百姓反应强烈，但并没有象整治房地产、交通、金融等部门那样去整顿，不知何故？大概是因为官员几乎都包养情妇、二奶、小蜜，所以就惩治不过来了吧。
问题是，这样的反腐，这样的去玩捉老鼠的游戏能够解决中国官场的腐败问题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就象刚才提到的那位评论者的疑问：下一个腐败的热点是什么？下一个腐败的硕鼠将会从哪个洞口窜出来？这是个问题！即使我们假定，那些个纪检部门的官员真的有心去反腐败，那么，以这种穷于应付的办法去进行所谓的反腐也只能是徒劳的，何况纪检部门本身也不干净，比如，天津市的检察长就是一个大贪污犯，各地纪检部门也揭露出不少的贪官污吏。
其实，从那些实施宪政民主的国家可以看得出来，如果真的要反腐败，则必须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也就是一方面从制度上堵塞产生“腐败老鼠”的机制，从根本上杜绝贪官产生的条件；另一方面，就是要有社会的制衡与监督机制。而从现实中国的情况来看，这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这就是今日中国腐败丛生的根本原因了。从政治体制来讲，中共一直坚持施行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共党成为主宰社会的唯一力量，各种权力机构皆为中共任命的官员所把持，且不受监督，这怎能不导致贪污腐败丛生、贪官污吏前赴后继？其实，中国《三字经》中的第一句话，即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并非正确的命题，一个具体的人都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去面对世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在有了正确的监督体制下，人就会按照既定的规则去行事。也就是说，中国的官员与外人并无区别，只是中共的制度早就了他的贪腐，别人贪而他不贪则违背了常理，于是，你贪，我贪，大家贪，成了普遍现象。再一个问题是，中共控制下的中国没有新闻自由，也就是缺少了新闻监督。实际上，从民主国家来看，新闻监督是更为厉害的招数。你也许躲得了公众，但你躲不了新闻媒体的眼睛，在强大的媒体监督下，任何一位元官员都会考虑行为的后果。但中共为了一党的私利，它不会容许媒体对自己的监督，官员也就少了紧箍咒，贪污腐败也就遍地开花了。
因此，对于中国普遍发生的腐败问题，不是靠纪检部门去被动地去追逐老鼠，而是如何不使官员变成老鼠。那就要从制度上采取措施，不要把反腐当成捉老鼠的游戏。这就不仅要在选拔官员时抛开党的观念，任人唯贤，而且，在官员任命后让他处于真正的监督之下，使他不敢去变成老鼠。
这实际已经是老生常谈，中共能够做到吗？至少从经验来看，它不会去做的，只能搞什么“保鲜教育”，搞什么“八荣八耻”。因此，中国官场的贪污腐败仍然会泛滥下去，贪官污吏仍然会“前腐后继”。(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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