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七拉老虎

王老七何许人也？王泽仁是也。王泽仁行七，朋友们隐去了他的真名，只叫他“王老七”，所以后来认识他的人也只叫他“王老七”，而不知他的真名，更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

那年月讲阶级斗争，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提起家事讳莫如深。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重庆北碚劳教所与王泽仁同队改造相识的。当时只知道他和我一样是因为右派问题被机关开除送劳教的，却不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革命军上将司令、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卫戍司令、四川省国民政府主席王瓒绪的儿子。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宣布起义后，王瓒绪收到朱德总司令劝其弃暗投明的信，就自行取消了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第二路总司令职务，成立了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自任司令，并于12月14日通电宣布起义，于是成都和平解放，人民免受战火之灾。这是王瓒绪为成都立下的一功。1950年元月，王瓒绪又解除了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职衔，将部队和武器移交给以贺龙、李井泉为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四川解放后，王瓒绪曾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可能因为官当得没有刘文辉、邓锡侯等起义将领大，所以一直谢绝工作。直到1957年在深圳越境被抓后，1960年11月死于狱中。但他这一举动祸及亲属，王泽仁因之被划为右派。

1969年底，大陆的“文化大革命”进入第4个年头，重庆的武斗渐近平息，为了腾出地方收押打、砸、抢、抄分子，北碚劳教所奉命把我们这些已改造了十年，已“基本改好”的右派分子“清放”回家。于是，王泽仁和我这个原财政厅干部右派、原省公安兰球“保卫”队前卫彭雅谷、原成都市法院法官赖琦、原成都公安干警刘绍宾和易永康等十余人回到了成都。但那时候工厂停产，工地停工，连“大三线”下马回来的普通民众都难找到工作，何况我们这些屁股上有点点的“黑五类”。

幸好，我们这些人在成都土生土长，家乡人经过“文革”洗礼，有些醒悟，不再恨“阶级敌人”，还暗中同情和帮助。那时候有一种许多人都不愿干的苦活，相对而言比较好找，这就是拉架架车。因为武斗给城市摆了很多烂摊子：垮塌的房屋要修复、挖断的道路要填平、堵塞的阴沟要疏通。加之老百姓维持生存的米、面、油、盐、炭圆、蜂窝煤……要运送，所以架架车这一行当从来就没有停歇过。哪怕是冒着武斗的枪林弹雨，也有人去干。当然，这种从血盆抓饭吃、在死亡线上求生存的事，工程下马遣返回家的人不干，没有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年轻人也不干，那就只有留给我们这些“两劳”过的、公安“集训”过的，或交“群众管制”的人了。也算是政府给我们这些人的“出路”。据我当时估算：在成都拉架架车的这类人约5000多。除了从北碚劳教所回来的我们这十多个人外，还有广元荣山劳改煤矿、永川新胜劳改茶场、峨边沙坪劳改茶场，以及雷马屏劳改农场的什么糜检察官、魏记者、殷诗人、陈刑警、覃大学、张科长、骆股长等等。

我们从北碚回来的多在前赖法官的麾下拉架架车。他人缘好，关系广，办法多，总能揽到活干，总能找到地方开发票。当然，这也得大家出点儿血——拿出部份收入去贿赂街道劳动服务站开发票的和给我们活干的人。

不过，尽管夏天中午顶着酷暑，冬日清晨冒着严寒，付出辛劳换得的报酬还算可观，大约平均每月有五六十元收入，比我当干部时还多，但含金量少，因为粮油副食品不够，还要花钱买粮票、肉票、油票和工业票。

那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听广播、看报纸，只能从其他拉车人那里得到些小道消息：如像“苏联老大哥与我们争宝岛”，我以为是苏联要占领我们的台湾，后来才知道是中苏两国军队在黑龙江的珍宝岛发生了战斗；又譬如说“黑光头儿搞了个合唱团”，原来是我们报上指责赫鲁晓夫搞反华大合唱；再譬如说“林彪差孔老二两千多元”，实则是“差两千多年”等等。当我们把这些真实情况弄清楚后，让我们忍俊不禁，开怀大笑。所以我们的精神生活是充实的。

但是好景不常，成都东、西两个城区对集体运输组织进行了整顿：凡是没有行业管理或街道办事处领导的架架车，一律不得从事搬运工作，正规合法的运输组织不得给“打野” 的开发票。这么一来，又把政府给这些人的“出路”给堵住了。这些人只好与戴红袖套的土警察玩起“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到汽车站和火车站拉那些不要票据的旅客的行李。

有一天，王老七与另外一个同伙在火车北站西侧去洞子口的岔道“打野”，被两个戴红袖套的人叫住，以为是抓地下黑运输的，怕没收他们的架架车，连忙拖起车就跑。那两人高声叫道：不要跑嘛！是喊你们拉东西。王老七一听驻了足，心想：这几天风声紧，不敢到站前广场去揽生意，已经两天没有收入了，或许这两个人不是哄他们的，于是半信半疑返回来跟着两个戴红袖套的人往火车站后面走去。他们从铁路员工的通勤道进了站，到了第3号站台，那个戴袖套的中年男子对王泽仁说：就是前面那两个铁笼子，你们一人拉一个，拉到百花潭动物园里。这时，王老七和他的同伙走近两个铁笼子，才发现两个钢筋焊接的笼子里关着两只活老虎，一雄一雌，着着实实吓了一跳。本想不拉，又已经进了站，且报酬丰厚：每人8元钱运费，相当于他们平时4天挣的钱，并且不要运费发票，就答应了。他们在那两人的帮助下，用抬杠将铁笼子抬到架架车上，长短宽窄都正合适。于是就用粗铁丝和粗绳捆好铁笼上路了……。他们从军供站绕过站前广场，到了人民北路铁路职工俱乐部，恰逢一群看完电影的青年学生出场，把两个架架车团团围住看稀奇。王老七拉的是一只雌性虎，性情暴烈。民间不是把骂街的泼妇比喻成“母老虎”吗？此时有个调皮而又大胆的男孩，竟用滚铁环的粗铅丝钩子去捅母老虎的屁股。那母虎被这一恶劣行为激怒了，想调过头去扑那坏蛋，但因笼子狭窄，转不过身，气得暴跳如雷，把捆笼子的铁丝和麻绳也挣松了，铁笼的重心后移，架架车的前杠上翘，王老七的双脚离地……那群孩子哈哈大笑，觉得好玩，又到前面去逗老虎，母虎又向前扑，于是铁笼的重心前滑，架架车的前杠又把王老七压在地上，碰得鼻青脸肿。当王老七从地上爬起来重新扭紧铁丝，捆好麻绳，调整架架车前后重心时，又被母虎抓破铁网的爪子划了一下，背上的衣服被划破，殷红的鲜血流了出来……。

幸好，两个雇他们拉老虎的人发现架架车没有跟上他们骑的自行车，才回过头来赶走那些淘气的孩子，又买来油布遮住老虎，才给王老七二人解了危。

如今王老七已年过七旬，提起30多年前那段拉老虎的经历还耿耿于怀：一个国民党起义将领的儿子，以拉架架车卖苦力为生，却被逼得东躲西藏；一个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弄得去拉老虎，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真实情况。可是至今还有人怀念那个时代，多么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