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红卫兵们组成的“联动”把斗争的矛头转向中央文革小组时，当“造反派红卫兵”们的代表性组织：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和毛泽东的工宣队和解放军打成一团的时候，文革浩劫中的党卫军——红卫兵组织的使用价值基本上就被共产邪灵附体利用得近乎完结了。而这些青少年中已被共产邪灵附体放大，加强并释放出来的魔性，发展下去，是很难被操控的，甚至于会危及共产邪灵附体自身的安全。如何使他们以后更俯首贴耳的听命于共产邪灵附体的号令。得使用另一种方式了。这个另一种方式，就是文革浩劫中规模巨大的运动之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而这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和红卫兵运动紧密相关。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
在毛泽东的这段话中，有几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看点；
1．“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当毛泽东说出这句话的时侯，可能他已忘记说过的 ，曾被重点强调了近30年的那句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为什么教育农民在共产邪灵附体那里成了严重的问题呢、因为共产邪教的邪理认为，农民是、“每时每刻都在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要控制和盘剥农民，就需要用共产邪教的那套邪理去强制地“教育农民”，在中共非法建政之前，共产邪灵附体对农民的所谓的教育就是欺骗和强制农民为它非法夺权流血、卖命。例如，中共在江西搞所谓的中央苏区时，江西省人口锐减一千多万人，这其中死于非命的绝大多数的是农民；而中共所谓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更是以数百万农民生命的丧失和数千万农民无偿的流血、流汗为代价获取的。在中共非法建政之后，共产邪灵附体对农民的所谓的教育就是夺去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在国内的自由迁徙权、使农民处于次等公民的地位，并经常欺骗和强制农民干些伤害自己又伤害别人的坏事，如所谓的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中共搞的各种整人、害人运动中，许多农民既是害人者，又是受害者。利用处于次等公民的地位的农民去所谓的教育前不久还在为共产邪灵附体卖命的红卫兵，又变名为知识青年的这些人，那明摆着是将这些人置于次于次等公民的社会地位，压制了这些人当中的被共产邪灵附体煽起的那种也能危及共产邪灵附体安全的那把火。使这些所谓的知识青年以后能更俯首贴耳的听命于共产邪灵附体的号令。为其卖命。
2．“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这句话说的倒也坦白，就是对这个“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的所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是不愿意的，就要说服，“来一个动员。”怎么说服，怎么动员，老办法，就是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用暴力和欺骗的手段去说服和动员。这种邪恶的说服和动员不知造下了多少人间悲剧。
3．“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
这句话说的也较明白。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城里人不愿意，各地农村的同志也不欢迎，
而那些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知识青年们，可以说没有几个人是真心愿意去的，
也就是说全中国的民众，城里人，农村人，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们，基本上都不赞成这个所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但共产邪灵附体就是要干，而且一干十多年。这正突显了共产邪灵附体反人性的邪恶本质，
而这场持续十多年的所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全中国的民众都是一场灾难。
在这场持续十多年的所谓的知青运动中，老红卫兵们狂热奉行的“血统论”成了中共政权明目张胆地施政条例，一位曾经被迫成为知识青年，而今是一位美籍华人的人在题为《下乡》的文章中写道：
“第二天上午，人们按时到达会场。只见办公台上铺着一大张红纸，上写‘光荣榜’。镇革委的人也不再多说什么，只叫人们在纸上签名。随即便有三几个人爽快的签了名，就此而已。之后无论镇革委的人怎样劝说，也不再有人签名。中午十二点了，镇革委的人宣布包括我在内的其中一些人留下。小镇上的人我都认识，我注意到留下来的人都是红朝所称的黑七类的子女。
当可以先走的人刚走完，一个镇革委的人突然走向一推抄家没收回来的古旧家具旁，抽出一条木椅脚，在手上拍着，向我们走近，要我们逐一表态，要说明不签名的原因。轮到我说的时候，我说家里只有一个母亲，离开了便没人照顾……。我话未讲完，只见镇革委的人猛的一下用力把椅脚敲向办公台。当乓的一声传入耳鼓时候，我的心也跟着突突的振荡。镇革委的人铁青着脸，咆哮着：“人民政府给你们光明出路，你们还留恋反动家庭吗……。”
我的玩伴小马，只有十六岁，他的手正搭在我的肩上，不停的抖。我脑里闪过传闻中几个在被勒索交出钱财过程中被活活打死的地主；闪过亲眼目睹工人武斗；广州城内吊在电线杆上，及横在路边死的莫名其妙的尸体；闪过自四清运动后给予逃避斗争罪名而管制后又不断被斗的母亲。我恐惧乱棍落在身上，也恐母亲因我而遭更激烈的斗争，终于屈辱地在“光荣榜”上签了名。
对付黑七类以外的青年，红朝又另有策略。那就是将其父母停职，不发给工资，直至同意下乡。
金秋十月的一天上午，天朗气清，我们出发了。镇革委会的墙上贴着光荣榜，高音喇叭在广播，声传数里：“我们镇首批革命知识青年，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热诚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热烈欢送……。”
一些人在敲锣打鼓，场面看似非常热闹。一群小学生走上来，给各下乡青年在胸前戴上一朵血红的大纸花。
我和小马及一些还没机会上过中学的人，忽然变成了知识青年，而且还是革命的，并热诚地去接受再教育。
我真想放声大哭，笑红朝的荒谬！
然而，又不禁悲从中来，我想痛哭，哭十多年来在挣扎中苟存的生命；哭面对的茫茫前路；哭一直相依为命、体弱多病的母亲将单独生活，不断被斗争、被奴役。但最后，强忍了眼泪。我并非刚强，是怕招致残酷的斗争。
有几个年纪较大，拒不签名的黑七类子女，于十多天后，被强行取消了户口，断绝粮食配给，由两个共干“陪同”来到务农的乡村。
我们也知道了，当初领先报名的人，都是共干安排的戏。他们都不用下乡，名目是：革命需要。”
从上文中，人们不难看出，就是在下乡这个问题上，共产邪灵附体的“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九大邪恶基因都在这上面起着残害民众的作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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