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中共不抗战，那么在做什么？
抗战开始后，在国民党军队在前线浴血奋战之时，在无数的国民党将官和士兵在抗战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之时，高喊着抗日的中共却龟缩在一角，藉机发展自身力量。诚如毛在建政后的庐山会议上亲口所说：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就是配合日军夹击抗日军民，促使日本多多占领中国土地。中共阴险的用心昭然若揭。中共开始了借抗日以反蒋、借抗日以图存和借抗日以扩张的“中国共产革命”新阶段。正如张国焘所说的那样，“抗日这顶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下，实现自私的勾当”。可以说，在以后的八年抗战中，中共的反蒋始终是不遗余力的，而其功效在抗战后的国共内战中显露出来。中共所为具体表现在：
首先，在军事上，中共下令改编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要坚持不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要把群众工作当作中心任务；只能坚持敌后山地游击战，其主要任务是求得在敌后的发展和扩张；根本任务是建立敌后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即分裂中华民国的中共农村独裁政权”。正是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中共军队的主要活动基本局限在日本占领区，正面战场仅参加了太原会战(平型关战斗) 和百团大战，而且也并不是主动参与。正是在抗日的幌子下，中共大加招兵买马，只求“打”影响以争取群众，只为保存实力便游而不击，只为给自己抢粮、抢物资、抢武器而小规模的袭击日伪、主要是伪军，只因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战。与国民党战死200多名高级将领相比，中共无一高级将领死于与日军的交战中；而在中国毙命的129名日军高级将领中，死于中共之手的只有3人。当大量的国民党官兵牺牲在对日抗战的战场上时，西安事变时仅有二万人马的中共却于 1939年开始对内宣称“已有五十万大军活跃在敌后广大的国土上”，而且，毛在同年10月自豪的说道：“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的大党”。
其次，在政治上，中共采取无赖加流氓的做法，颠倒黑白，并在舆论上攻击国民党。毛在此时对党内所做的指示，还有他写下的所谓“光辉著作”，如“共产党员发刊词”、“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均表现了中共反蒋而要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和革命的统一战线，根本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统一战线了。这无疑是对中共在西安事变后所做的所有承诺和保证的公然背叛和绝妙的讽刺。当中共军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军队接界的地区调动的政治丑闻在重庆传开时，中国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共军队无条件的移交给中央政府主席管辖，重庆国民政府也气愤的谈到了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了侵略者。正忙于抗战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为了限制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行径，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此时实力大增的中共为了避免被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的“悲剧”重演，毛设计了一整套包括理论、策略和种种手段继续扩张和公然扩张的办法，并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义下，采取明暗两手，以反击中华民国政府和国民党对他们假抗日、真扩张之阴谋卖国路线的揭露、反对和限制。毛公开指责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为此，毛提出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概念。
第三、在经济上，为了获取最大利益，中共在陕北广泛种上了鸦片，并冠以“大生产运动”的美名。
第四、在思想上，一方面，毛苦心竭虑为中共夺权制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论”，主要是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进行夺权扩张的理论；和不抗战，却又要利用抗战以发展中共领导下的现代中国农民战争的理论，从而为中共的种种卑鄙行径找到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在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之中，发动整风内斗，清除异己，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以农村小知识份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为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彻底的改变成为一场传统型的旨在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由毛泽东再次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
中共的所作所为都表明在中华民族最危亡的时刻，它并非如其宣传的那样英勇抗日，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将民族的利益抛在脑后。无怪有史家认为：中共的江山非得自于中华民国，而是得自于日本的侵略。确实如此。
15、为中共积累统治经验的延安整风运动
中共打着抗日的幌子，藉机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并时刻不忘记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除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诸多措施外，在思想上，一方面，毛泽东苦心竭虑为中共夺权制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论”，即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进行夺权扩张的理论；和不抗战，却又要利用抗战以发展中共领导下的现代中国农民战争的理论，从而为中共的种种卑鄙行径找到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在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之中，发动整风内斗，清除异己，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以农村小知识份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为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彻底的改变成为一场传统型的旨在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由毛再次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通过整风运动，毛彻底清除了党内可以与己抗衡的人物和力量，从而确立了自己绝对的领导权威。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2000年由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着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太阳》）已然做了详尽的叙述和分析。该书以翔实丰富的史料和众多的典型个案将延安“抢救运动”的酷刑和惨状及整风运动的活生生图景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们真正了解了不同于中共党史学家所描述的整风内幕，以及更深刻的了解了中共血腥、残暴的历史。
在中共这场整风运动中，与毛持有异见的人如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还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错杀了至今尚无确切统计数字的无辜者。毛还通过这场整风运动为他建政以后控制国家、控制干部和控制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控制传媒，箝制民众的思想；控制干部，使之服从领袖；建构完整的政治运动模式。
中共积累的上述种种手段和经验，在其后五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中得以不断运用，甚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民在这样的统治下的生活情况可以想见是多么悲惨，但是更为悲惨的是中共的高压统治和愚民宣传让中国人民越来越麻木，越来越意识不到自己悲惨的处境。
16、皖南事变真相
中共为了扩张，非但不打日军，而且专打友军，非但不向敌人占领地区进攻，甚至向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的己方进攻。中共一手挑起的皖南事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七七事变后，根据国共之前达成的协议，中共红军游击队开始接受国民政府改编而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但根据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保证中共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新四军只需图扩张和发展，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坚决消灭者则坚决的消灭之；新四军只准相机袭击伪军和只在需要时才允许迎击小股日军。这样，新四军自成立以来，就从来只图发展和扩张，从来只打友军和不打日军。中共宣传的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役，即所谓的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内战，即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特别是曾血战台儿庄的韩德勤等部。可以说，新四军非但没有与日本侵略者打过一仗，而且纯粹是打内战的先锋。
1941年1月29日，有一定亲共倾向并有相当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曾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经过与结果，有过较为公正、平实的报导：军委会通令：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这一件事，甚使国人震惊，而尤恐牵动抗日大局。就我们所知，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并非突然而来。据何参谋总长白副总参谋长致朱彭叶项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电谓：“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云云。这种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在主要可谓已极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揣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延展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规定的路线上曾有该部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部大队则不北而希
抗战开始后，在国民党军队在前线浴血奋战之时，在无数的国民党将官和士兵在抗战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之时，高喊着抗日的中共却龟缩在一角，藉机发展自身力量。诚如毛在建政后的庐山会议上亲口所说：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就是配合日军夹击抗日军民，促使日本多多占领中国土地。中共阴险的用心昭然若揭。中共开始了借抗日以反蒋、借抗日以图存和借抗日以扩张的“中国共产革命”新阶段。正如张国焘所说的那样，“抗日这顶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下，实现自私的勾当”。可以说，在以后的八年抗战中，中共的反蒋始终是不遗余力的，而其功效在抗战后的国共内战中显露出来。中共所为具体表现在：
首先，在军事上，中共下令改编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要坚持不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要把群众工作当作中心任务；只能坚持敌后山地游击战，其主要任务是求得在敌后的发展和扩张；根本任务是建立敌后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即分裂中华民国的中共农村独裁政权”。正是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中共军队的主要活动基本局限在日本占领区，正面战场仅参加了太原会战(平型关战斗) 和百团大战，而且也并不是主动参与。正是在抗日的幌子下，中共大加招兵买马，只求“打”影响以争取群众，只为保存实力便游而不击，只为给自己抢粮、抢物资、抢武器而小规模的袭击日伪、主要是伪军，只因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战。与国民党战死200多名高级将领相比，中共无一高级将领死于与日军的交战中；而在中国毙命的129名日军高级将领中，死于中共之手的只有3人。当大量的国民党官兵牺牲在对日抗战的战场上时，西安事变时仅有二万人马的中共却于 1939年开始对内宣称“已有五十万大军活跃在敌后广大的国土上”，而且，毛在同年10月自豪的说道：“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的大党”。
其次，在政治上，中共采取无赖加流氓的做法，颠倒黑白，并在舆论上攻击国民党。毛在此时对党内所做的指示，还有他写下的所谓“光辉著作”，如“共产党员发刊词”、“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均表现了中共反蒋而要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和革命的统一战线，根本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统一战线了。这无疑是对中共在西安事变后所做的所有承诺和保证的公然背叛和绝妙的讽刺。当中共军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军队接界的地区调动的政治丑闻在重庆传开时，中国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共军队无条件的移交给中央政府主席管辖，重庆国民政府也气愤的谈到了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了侵略者。正忙于抗战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为了限制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行径，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此时实力大增的中共为了避免被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的“悲剧”重演，毛设计了一整套包括理论、策略和种种手段继续扩张和公然扩张的办法，并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义下，采取明暗两手，以反击中华民国政府和国民党对他们假抗日、真扩张之阴谋卖国路线的揭露、反对和限制。毛公开指责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为此，毛提出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概念。
第三、在经济上，为了获取最大利益，中共在陕北广泛种上了鸦片，并冠以“大生产运动”的美名。
第四、在思想上，一方面，毛苦心竭虑为中共夺权制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论”，主要是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进行夺权扩张的理论；和不抗战，却又要利用抗战以发展中共领导下的现代中国农民战争的理论，从而为中共的种种卑鄙行径找到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在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之中，发动整风内斗，清除异己，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以农村小知识份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为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彻底的改变成为一场传统型的旨在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由毛泽东再次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
中共的所作所为都表明在中华民族最危亡的时刻，它并非如其宣传的那样英勇抗日，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将民族的利益抛在脑后。无怪有史家认为：中共的江山非得自于中华民国，而是得自于日本的侵略。确实如此。
15、为中共积累统治经验的延安整风运动
中共打着抗日的幌子，藉机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并时刻不忘记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除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诸多措施外，在思想上，一方面，毛泽东苦心竭虑为中共夺权制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论”，即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进行夺权扩张的理论；和不抗战，却又要利用抗战以发展中共领导下的现代中国农民战争的理论，从而为中共的种种卑鄙行径找到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在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之中，发动整风内斗，清除异己，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以农村小知识份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为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彻底的改变成为一场传统型的旨在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由毛再次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通过整风运动，毛彻底清除了党内可以与己抗衡的人物和力量，从而确立了自己绝对的领导权威。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2000年由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着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太阳》）已然做了详尽的叙述和分析。该书以翔实丰富的史料和众多的典型个案将延安“抢救运动”的酷刑和惨状及整风运动的活生生图景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们真正了解了不同于中共党史学家所描述的整风内幕，以及更深刻的了解了中共血腥、残暴的历史。
在中共这场整风运动中，与毛持有异见的人如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还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错杀了至今尚无确切统计数字的无辜者。毛还通过这场整风运动为他建政以后控制国家、控制干部和控制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控制传媒，箝制民众的思想；控制干部，使之服从领袖；建构完整的政治运动模式。
中共积累的上述种种手段和经验，在其后五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中得以不断运用，甚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民在这样的统治下的生活情况可以想见是多么悲惨，但是更为悲惨的是中共的高压统治和愚民宣传让中国人民越来越麻木，越来越意识不到自己悲惨的处境。
16、皖南事变真相
中共为了扩张，非但不打日军，而且专打友军，非但不向敌人占领地区进攻，甚至向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的己方进攻。中共一手挑起的皖南事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七七事变后，根据国共之前达成的协议，中共红军游击队开始接受国民政府改编而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但根据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保证中共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新四军只需图扩张和发展，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坚决消灭者则坚决的消灭之；新四军只准相机袭击伪军和只在需要时才允许迎击小股日军。这样，新四军自成立以来，就从来只图发展和扩张，从来只打友军和不打日军。中共宣传的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役，即所谓的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内战，即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特别是曾血战台儿庄的韩德勤等部。可以说，新四军非但没有与日本侵略者打过一仗，而且纯粹是打内战的先锋。
1941年1月29日，有一定亲共倾向并有相当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曾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经过与结果，有过较为公正、平实的报导：军委会通令：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这一件事，甚使国人震惊，而尤恐牵动抗日大局。就我们所知，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并非突然而来。据何参谋总长白副总参谋长致朱彭叶项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电谓：“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云云。这种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在主要可谓已极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揣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延展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规定的路线上曾有该部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部大队则不北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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