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离往昔，诗化历史，是一条普遍的认知规律，但是对于尚未远去的历史麻木不仁，甚至糊涂到拿着父辈未干的血为青面獠牙的暴君作腮红、口红，实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旷世奇闻。这奇闻就发生在当今的中国，创造奇迹的主体是爱国愤青里的极端崇毛者，当然在毛时代的阶级斗争的地雷阵里九死一生，但也捞了不少好处的遗老遗少是不是也在鼓噪呐喊？相信明眼人自会看得分明。
那些盲目的崇毛者对毛时代的政治风景最为痴迷的是所谓的公平清廉。在谎言和诗意般的想象中流连忘返，这些人连饿死四千万都深感怀疑，更不用说在各种名目的斗争中蝼蚁般遭践踏，受折磨，无声无息地死去的无数冤魂了。
毛时代的赤贫让常人不敢想有一架相机拍下满脸菜色，萎靡羸弱的民众，毛时代的恐怖更让人不敢冒着“反革命反攻倒算”的罪名把悲惨的经历诉诸文字，毛的后人——自邓至江及胡——一个个死守着他们的政治祖茔，对毛的罪恶三缄其口，这就为那段历史留下了不少空白，任由那些着魔的愤青在其中涂满了一厢情愿的淫思臆想。
所幸，近日翻检过去的日记、笔录，赫然发现数十首毛时代口耳相传的民谣，数量虽然不及当下民谣之万一，却足以让我们窥见毛时代“公平”幻象后的不公不义。
社会公平的最基础层面是基本生存资料的公平，也就是根据人的最低需要满足原则，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而毛主导下的中共一向视人民为政治运作的道具，为某种政治目的可以牺牲成万上亿人的生命，剥夺某一个阶层或集团的基本生活资料更不在话下。中共建政以来，一反打仗夺权靠农民的传统，把农民打入社会生活的炼狱。一首五十年代末采集自鄂北豫南的民谣说：“群众吃盐靠三蛋，鸡蛋鸭蛋狗药蛋。”生动描绘出所谓“黄金年代”的农民生活的苦况。所谓“吃盐”只是修辞学所称的提喻，泛指所有零用花销。狗药蛋乃半夏俗称，农民挖出野生半夏的球状根，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国家垄断的药材收购部门，换几毛零用钱。可惜连这种“三蛋”营生也好景不长，到了六十年代统统按资本主义尾巴连根拔去了。
生活资料的不公平除了政策性的歧视外，还有毛的卵翼下的那些大小官员的“强夺人衣做地衣”式的掠夺。腐败并非邓时代的特产，毛时代的官员擅权弄权的本事已经十分了得。一首五十年代末采集自河南的民谣说：“一顿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一顿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司务长是地方沿袭军队编制设立的一种官职，主管饮食杂务。这首含泪的民谣当是食堂化到大饥荒这段时间的产物。中共那些芝麻粒儿大的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夺人口中食，哀鸿遍野的大饥荒惨状不言而喻。
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虽然也常常冠以反贪的名目，但贪腐一直是毛时代至今的不治之症。七十年代分别采集自河南和安徽的两首民谣刻画了文革时代农村干部的贪婪。其一“拖拉机来犁地，大小干部过节气。有的吃，有的看，社员气得团团转。”其二“干部干部穿着料裤，看着怪烧，其实是个粪包。”毛时代每个公社设有一个农机站，有一两台拖拉机供各大队使用。拖拉机下乡犁地，要以好饭好酒招待，大小队干部乘机吃吃喝喝。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从日本进口尿素，包装袋为一种软料化纤织物。农民撒完化肥，包装袋必须上交，因为干部们要用包装袋做裤料。这种现象和当下成万上亿的贪污受贿无法相比，但本质上并无区别。在物资极为匮乏的年代，毛的干部们并没有因为人民生活的艰辛，而收敛自己的贪婪本性。
社会公平的第二个层面是所谓社会财富的公平，主要是指赢得财富的机会平等和投入与收益的对称。毛时代的广大民众连基本生活资料都难以保障，说到个人财富实在很勉强。但是，社会阶层的区分和距离权力中心的远近，依然凸显出赢得财富机会的不均等。一首七十年代采自上海的民谣从女人择偶的角度勾勒出社会各阶层的不平等——“一干二工三合同，解放军同志等一等，最后落个老百姓。”由于干部可以利用职权掠夺财富，成为女性择偶的首选，百姓无职无权，任人宰割，成为无可奈何的选择。
这首民谣从另一个角度也打破了毛时代男女平等的神话。当女人们把自己明码标价，以社会地位而非感情志趣作为半生的选择，实在看不出她们在社会生活中能有什么平等可言。
作为弱势群体的女人，往往是社会灾难的最大受害者。毛泽东的胡作非为，自然给中国妇女带来了无穷的遭际。一首七十年代初采集自辽宁的民谣语言露骨，不便直接在此引用。主要意思是说，城里的暗娼一次交易只是一个馒头的价钱。这首民谣让人想起夹边沟饿得半死的女右派，情愿跟看守干部上床，换得一顿饱饭；想起不久前官方报纸披露的四川某地散见于菜市场的简易性交易场所，价钱只有五到十元不等。虽然币值有涨落，收入有高低，生活在毛及其徒子徒孙治下的中国女人的“身价”却只能在一个馒头一顿饭之间游弋。不管是以改造反革命分子的借口，或是以发展经济的借口，中国的女人们总逃不了被中共践踏在脚下的宿命。
社会公平的第三个层面是指社会成员对非物质的公共资源的公平占有。对于信息的占有、对于公共权利的分享等都属于这个问题。换一个角度，这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选举与罢免政府的自由等一系列基本人权。但是，毛时代的普通民众基本被固定在忧衣愁食的动物性生存状态，对于高一层的权利关注较少，至少反映这类问题的民谣较为少见。
尽管这些民谣数量有限，地域分布不均衡，表达的主题也不是面面俱到，但作为由千千万万传播者认可的历史“证言”，足以使人们看清毛时代的所谓“公平”、“廉洁”的庐山真面目。当一个社会的基本生活资料、财富和人的基本权利，被一个独裁者及其专政机关肆意掳掠，依着自己的好恶进行再分配；当公器私用，独裁横行，政治歧视大行其道之时，它的社会公平从何而来，如何生根？这样的问题简单到连回答都是多余的。
那些盲目的崇毛者对毛时代的政治风景最为痴迷的是所谓的公平清廉。在谎言和诗意般的想象中流连忘返，这些人连饿死四千万都深感怀疑，更不用说在各种名目的斗争中蝼蚁般遭践踏，受折磨，无声无息地死去的无数冤魂了。
毛时代的赤贫让常人不敢想有一架相机拍下满脸菜色，萎靡羸弱的民众，毛时代的恐怖更让人不敢冒着“反革命反攻倒算”的罪名把悲惨的经历诉诸文字，毛的后人——自邓至江及胡——一个个死守着他们的政治祖茔，对毛的罪恶三缄其口，这就为那段历史留下了不少空白，任由那些着魔的愤青在其中涂满了一厢情愿的淫思臆想。
所幸，近日翻检过去的日记、笔录，赫然发现数十首毛时代口耳相传的民谣，数量虽然不及当下民谣之万一，却足以让我们窥见毛时代“公平”幻象后的不公不义。
社会公平的最基础层面是基本生存资料的公平，也就是根据人的最低需要满足原则，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而毛主导下的中共一向视人民为政治运作的道具，为某种政治目的可以牺牲成万上亿人的生命，剥夺某一个阶层或集团的基本生活资料更不在话下。中共建政以来，一反打仗夺权靠农民的传统，把农民打入社会生活的炼狱。一首五十年代末采集自鄂北豫南的民谣说：“群众吃盐靠三蛋，鸡蛋鸭蛋狗药蛋。”生动描绘出所谓“黄金年代”的农民生活的苦况。所谓“吃盐”只是修辞学所称的提喻，泛指所有零用花销。狗药蛋乃半夏俗称，农民挖出野生半夏的球状根，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国家垄断的药材收购部门，换几毛零用钱。可惜连这种“三蛋”营生也好景不长，到了六十年代统统按资本主义尾巴连根拔去了。
生活资料的不公平除了政策性的歧视外，还有毛的卵翼下的那些大小官员的“强夺人衣做地衣”式的掠夺。腐败并非邓时代的特产，毛时代的官员擅权弄权的本事已经十分了得。一首五十年代末采集自河南的民谣说：“一顿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一顿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司务长是地方沿袭军队编制设立的一种官职，主管饮食杂务。这首含泪的民谣当是食堂化到大饥荒这段时间的产物。中共那些芝麻粒儿大的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夺人口中食，哀鸿遍野的大饥荒惨状不言而喻。
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虽然也常常冠以反贪的名目，但贪腐一直是毛时代至今的不治之症。七十年代分别采集自河南和安徽的两首民谣刻画了文革时代农村干部的贪婪。其一“拖拉机来犁地，大小干部过节气。有的吃，有的看，社员气得团团转。”其二“干部干部穿着料裤，看着怪烧，其实是个粪包。”毛时代每个公社设有一个农机站，有一两台拖拉机供各大队使用。拖拉机下乡犁地，要以好饭好酒招待，大小队干部乘机吃吃喝喝。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从日本进口尿素，包装袋为一种软料化纤织物。农民撒完化肥，包装袋必须上交，因为干部们要用包装袋做裤料。这种现象和当下成万上亿的贪污受贿无法相比，但本质上并无区别。在物资极为匮乏的年代，毛的干部们并没有因为人民生活的艰辛，而收敛自己的贪婪本性。
社会公平的第二个层面是所谓社会财富的公平，主要是指赢得财富的机会平等和投入与收益的对称。毛时代的广大民众连基本生活资料都难以保障，说到个人财富实在很勉强。但是，社会阶层的区分和距离权力中心的远近，依然凸显出赢得财富机会的不均等。一首七十年代采自上海的民谣从女人择偶的角度勾勒出社会各阶层的不平等——“一干二工三合同，解放军同志等一等，最后落个老百姓。”由于干部可以利用职权掠夺财富，成为女性择偶的首选，百姓无职无权，任人宰割，成为无可奈何的选择。
这首民谣从另一个角度也打破了毛时代男女平等的神话。当女人们把自己明码标价，以社会地位而非感情志趣作为半生的选择，实在看不出她们在社会生活中能有什么平等可言。
作为弱势群体的女人，往往是社会灾难的最大受害者。毛泽东的胡作非为，自然给中国妇女带来了无穷的遭际。一首七十年代初采集自辽宁的民谣语言露骨，不便直接在此引用。主要意思是说，城里的暗娼一次交易只是一个馒头的价钱。这首民谣让人想起夹边沟饿得半死的女右派，情愿跟看守干部上床，换得一顿饱饭；想起不久前官方报纸披露的四川某地散见于菜市场的简易性交易场所，价钱只有五到十元不等。虽然币值有涨落，收入有高低，生活在毛及其徒子徒孙治下的中国女人的“身价”却只能在一个馒头一顿饭之间游弋。不管是以改造反革命分子的借口，或是以发展经济的借口，中国的女人们总逃不了被中共践踏在脚下的宿命。
社会公平的第三个层面是指社会成员对非物质的公共资源的公平占有。对于信息的占有、对于公共权利的分享等都属于这个问题。换一个角度，这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选举与罢免政府的自由等一系列基本人权。但是，毛时代的普通民众基本被固定在忧衣愁食的动物性生存状态，对于高一层的权利关注较少，至少反映这类问题的民谣较为少见。
尽管这些民谣数量有限，地域分布不均衡，表达的主题也不是面面俱到，但作为由千千万万传播者认可的历史“证言”，足以使人们看清毛时代的所谓“公平”、“廉洁”的庐山真面目。当一个社会的基本生活资料、财富和人的基本权利，被一个独裁者及其专政机关肆意掳掠，依着自己的好恶进行再分配；当公器私用，独裁横行，政治歧视大行其道之时，它的社会公平从何而来，如何生根？这样的问题简单到连回答都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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