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年反右，到五八年暑期的深挖补课时，广大中小学教师蒙难者不计其数。我的姑父母，非常忠厚老实的一对夫妇也遭此劫难。
姑父冯天逸在安徽省桐城县中学任语文教员，姑母是桐城东关小学教师。夫妻两人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来没有非分之想，从来不作闲话多议，政治问题更是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他们 双双分别在学校被评为模范教师。姑父能在五七年全省中学教师暑期集中整风反右学习中逃过一劫，正是得益于他的这一个人特质。
可是，到了五八年暑期，各地区、各学校的抓右派的指标大大加码，滥抓无辜、陷害善良已是家常便饭了。姑父和姑母两人向来都是温顺自持、谨小慎微的人，整风学习中也从来不鸣不放，哪怕是‘提意见’也不愿多嘴。在反覆攻心、逼迫交待、深挖一闪念时也多是说好话或是一些不痛不痒的事。就是这样，因为你是‘解放’前过来的人，划你右派没商量。最后，以深沉、坚持反动立场等莫须有的罪名双双被打成右派，并以家庭成分问题为由，开除公职，遣返回家。
姑父姑母开除回家时，家中已无立锥之地，房子早已全部被没收，因而只好寄住在我家。当时，戴着帽子回家的人是要受街道委员会管制，监督劳动，改造思想。三天一汇报，五天一 批判，天天扫大街，随时听调遣。姑父姑母一贯规行蹈步，一切按街道的规定去做。扫大街时扫得干干净净，一尺不少、一块不拉，写思想检查时，一丝不苟、一次不拖。久之，街道倒也满意，一般对他们就不太苛求。
为了解决生计，经街道同意，姑父在城关篾业社接了编斗笠的篾活，每天在家编斗笠，可以挣一角多钱。姑母在一副业厂接了纺石棉绳的活，置自身健康于不顾，成天吸着石棉粉在家纺石棉绳，每天可以挣二角多钱。两个人一天下来挣的钱，在当时只值五个鸡蛋，勉强可以支付国家配给的粮食和食油。夫妇两人节衣缩食，艰难度日，一分钱掰成两半化，连自己的衣着都拿出去或卖或当，补贴生活所需。没有钱买菜，春天腌的一坛咸菜要吃到第二年，虽糜烂和生蛆仍日日以释饥就食；为节省柴禾，头天放一把米到热水瓶中，第二天就当熟饭。
六０年六月，街道组织‘五类分子’去农村公社参加夏收、夏种劳动。自背铺盖、自带碗筷，公社给饭吃。这对于长时间处于饥饿状态的这些监督改造五类分子，倒是一件好事，他们期望着能吃上一顿饱饭。为了照顾家庭活计，街道允许姑母留家做自己承包的活，只要姑父一人参加。
劳 动的第二天，时值端午节。中午饭，公社食堂为给这些无赏劳力一点过节嘉奖，每人一碗饭，外加一根油条。午响收工后，精疲力尽、饥渴交加的劳工们排队顺序领饭时，有一人大摇大摆走到队列前面，申手就领饭。姑父在队列中平和地说了一句：“不要插队嘛”。那人一听，转过身来一拳就把姑父打倒，然后在他胸口猛踹上 几脚。当时姑父就被打昏过去，不省人事了。
实际上，那个插队的是另一个街道五类分子劳工的带队，姑父没有意识到他在这群人中有着至高无上的生杀大权。他命令两个劳工，把姑父抬到集体地铺的公社大棚里。有劳工问，是否送到附近医院去看一看，回答很干脆：“不用！”
晚上收工后，劳工们吃过晚饭回到大棚，见姑爷苏醒过来，但神情恍惚，精力微弱，已经无法起身、无法进食了。地铺与姑父紧邻的难友是同一街道的另一个中学教师，姓张。他看情况可能有生命危险，再次提出送医院去看一看，领队凶神恶煞地说：“你不用多管闲事”。
晚上睡觉时，据张老师说，他还听到姑父喃喃地念诵着诗词，其中有一首记得是元稹的一首《遣悲怀》诗：
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显然，他已觉得自己将要不行了，这是死前对妻子的思疚和感念。由于过于疲劳，张老师没有听清姑父所念叨的其他是些什么诗词就酣酣入睡了。
第二天难友们发现姑父真的断气了。报告给领队，领队毫无反应地说了声：“知道了”。他在分配劳工下地任务时，指定两个人留下，要他们把姑父的尸体抬到附近的一块荒地，挖个坑就地埋掉。
打死一个人和打死一只苍蝇一样，没有任何责任，无需任何处置，连通知家属认尸领尸都不需要，像把死苍蝇扔到垃圾桶一样随便在荒地挖个坑埋掉就可以了。身处境外之人是不可想像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道。
直到一个星期的三夏劳动结束，难友张老师回来之后来我家，才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姑母。可怜的姑母只能一个人躲到房间里痛哭。身陷囹圄，膝下无子，又突然丧夫，可以想像姑母是多么地伤心，真是泪干肠断，哀痛欲绝。
担心姑母悲伤过度而走不回来，张老师当时劝她不要去埋葬之地看望了。在很多日子之后，姑母在张老师的陪同之下去埋葬地看望，然而这块“墓地”已经被翻犁成稻田了，姑父的尸骨也就成了田里的上等肥料。
此后，姑母在浴血的政治迫害和残酷的经济困苦双重枷锁下，伴随着眼泪，伴随着饥饿，伴随着石棉粉尘，坚韧地又渡过了十六年的漫漫长夜，直到1978年的平反和恢复教职
姑父冯天逸在安徽省桐城县中学任语文教员，姑母是桐城东关小学教师。夫妻两人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来没有非分之想，从来不作闲话多议，政治问题更是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他们 双双分别在学校被评为模范教师。姑父能在五七年全省中学教师暑期集中整风反右学习中逃过一劫，正是得益于他的这一个人特质。
可是，到了五八年暑期，各地区、各学校的抓右派的指标大大加码，滥抓无辜、陷害善良已是家常便饭了。姑父和姑母两人向来都是温顺自持、谨小慎微的人，整风学习中也从来不鸣不放，哪怕是‘提意见’也不愿多嘴。在反覆攻心、逼迫交待、深挖一闪念时也多是说好话或是一些不痛不痒的事。就是这样，因为你是‘解放’前过来的人，划你右派没商量。最后，以深沉、坚持反动立场等莫须有的罪名双双被打成右派，并以家庭成分问题为由，开除公职，遣返回家。
姑父姑母开除回家时，家中已无立锥之地，房子早已全部被没收，因而只好寄住在我家。当时，戴着帽子回家的人是要受街道委员会管制，监督劳动，改造思想。三天一汇报，五天一 批判，天天扫大街，随时听调遣。姑父姑母一贯规行蹈步，一切按街道的规定去做。扫大街时扫得干干净净，一尺不少、一块不拉，写思想检查时，一丝不苟、一次不拖。久之，街道倒也满意，一般对他们就不太苛求。
为了解决生计，经街道同意，姑父在城关篾业社接了编斗笠的篾活，每天在家编斗笠，可以挣一角多钱。姑母在一副业厂接了纺石棉绳的活，置自身健康于不顾，成天吸着石棉粉在家纺石棉绳，每天可以挣二角多钱。两个人一天下来挣的钱，在当时只值五个鸡蛋，勉强可以支付国家配给的粮食和食油。夫妇两人节衣缩食，艰难度日，一分钱掰成两半化，连自己的衣着都拿出去或卖或当，补贴生活所需。没有钱买菜，春天腌的一坛咸菜要吃到第二年，虽糜烂和生蛆仍日日以释饥就食；为节省柴禾，头天放一把米到热水瓶中，第二天就当熟饭。
六０年六月，街道组织‘五类分子’去农村公社参加夏收、夏种劳动。自背铺盖、自带碗筷，公社给饭吃。这对于长时间处于饥饿状态的这些监督改造五类分子，倒是一件好事，他们期望着能吃上一顿饱饭。为了照顾家庭活计，街道允许姑母留家做自己承包的活，只要姑父一人参加。
劳 动的第二天，时值端午节。中午饭，公社食堂为给这些无赏劳力一点过节嘉奖，每人一碗饭，外加一根油条。午响收工后，精疲力尽、饥渴交加的劳工们排队顺序领饭时，有一人大摇大摆走到队列前面，申手就领饭。姑父在队列中平和地说了一句：“不要插队嘛”。那人一听，转过身来一拳就把姑父打倒，然后在他胸口猛踹上 几脚。当时姑父就被打昏过去，不省人事了。
实际上，那个插队的是另一个街道五类分子劳工的带队，姑父没有意识到他在这群人中有着至高无上的生杀大权。他命令两个劳工，把姑父抬到集体地铺的公社大棚里。有劳工问，是否送到附近医院去看一看，回答很干脆：“不用！”
晚上收工后，劳工们吃过晚饭回到大棚，见姑爷苏醒过来，但神情恍惚，精力微弱，已经无法起身、无法进食了。地铺与姑父紧邻的难友是同一街道的另一个中学教师，姓张。他看情况可能有生命危险，再次提出送医院去看一看，领队凶神恶煞地说：“你不用多管闲事”。
晚上睡觉时，据张老师说，他还听到姑父喃喃地念诵着诗词，其中有一首记得是元稹的一首《遣悲怀》诗：
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显然，他已觉得自己将要不行了，这是死前对妻子的思疚和感念。由于过于疲劳，张老师没有听清姑父所念叨的其他是些什么诗词就酣酣入睡了。
第二天难友们发现姑父真的断气了。报告给领队，领队毫无反应地说了声：“知道了”。他在分配劳工下地任务时，指定两个人留下，要他们把姑父的尸体抬到附近的一块荒地，挖个坑就地埋掉。
打死一个人和打死一只苍蝇一样，没有任何责任，无需任何处置，连通知家属认尸领尸都不需要，像把死苍蝇扔到垃圾桶一样随便在荒地挖个坑埋掉就可以了。身处境外之人是不可想像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道。
直到一个星期的三夏劳动结束，难友张老师回来之后来我家，才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姑母。可怜的姑母只能一个人躲到房间里痛哭。身陷囹圄，膝下无子，又突然丧夫，可以想像姑母是多么地伤心，真是泪干肠断，哀痛欲绝。
担心姑母悲伤过度而走不回来，张老师当时劝她不要去埋葬之地看望了。在很多日子之后，姑母在张老师的陪同之下去埋葬地看望，然而这块“墓地”已经被翻犁成稻田了，姑父的尸骨也就成了田里的上等肥料。
此后，姑母在浴血的政治迫害和残酷的经济困苦双重枷锁下，伴随着眼泪，伴随着饥饿，伴随着石棉粉尘，坚韧地又渡过了十六年的漫漫长夜，直到1978年的平反和恢复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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