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四合院形形色色既有那种高门楼、朱漆大门、雕砖画梁、抄手回廊、几进院的大宅门，也有大大小小的大杂院。随着时代的变迁，独门独户的院落越来越少了，在北京更多的是居住着各色人等的大杂院，除了乱、挤、几户甚至十几户共用一个厕所外，已经看不出任何建筑特点。但它造就了独特的邻里关系。只要你身居其中，人与人、家和家的关系就由不得你不想知道，也由不得你不想掺和进去。
宣武区新帘子胡同83号（1961-1962）
这里是我姨姥姥家。因父母长期在驻外使馆工作，我和妹妹无人照顾，我母亲委托我的姨姥姥作为我们姐妹俩的监护人，负责在周末和寒暑假把我和妹妹从寄宿学校接回她家住，我在这里度过了小学一、二年级的节假日。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院子，里外两个小院没有一间北房。这里一共住着三户人家。姨姥姥家住里院，当时家里有四口人，姨姥爷和两个还未结婚的表姨。里院有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南房和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西屋。西屋进门就是一个大炕，窗子下是一个窄窄的长桌，桌下一个纸箱里有一只花猫和几只小猫。我和妹妹去了就和表姨挤在大炕上。南屋里除了一张双人床，我记不起还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只是墙上一张姨姥姥和姨姥爷年轻时的上色照片给我印象很深，姨姥爷穿着白色西服打着领带，姨姥姥烫着头穿着淡绿色的旗袍。这张照片和这个家极不协调。
姨姥姥家虽然很穷，但姨姥爷和姨姥姥从未让我和妹妹亏过嘴，吃饭总是我们俩先吃。记得有一次家里包饺子，我和妹妹比着看谁吃的多，那次我吃了40个饺子，也不管别人还够不够吃。那天晚上小表姨哭了……每个星期六下午，姨姥爷从育才学校接我们回家时总要带我们逛一下天桥，我和妹妹在这里看了当时还有的天桥玩意儿，什么撂跤的、拉洋片儿的、耍大刀的、变戏法儿的、说相声的……
暑假里，外院东屋有一个叫黑子的男孩常常和我们在胡同空场上玩逮人，黑子光着膀子，晒得像个黑泥鳅，跑出一身臭汗，滑溜溜的叫你摸的着抓不住。
姨姥姥南屋窄窄的窗台上总是摆着一排西红柿，我们在外边玩累了，随手拿到外院水龙头下冲冲就吃。那个窗台好像有魔法，西红柿就像永远取不尽似的。要知道，那个年代西红柿就是最好的水果了。
西城区辟才胡同12号（1963-1967）
这里是我姑姥姥家。我的姑姥姥是小学教员，她解放前就来到北京在宏庙小学教书。我父亲认为把我们姐妹放在她家对我们的教育更有益。我在这里度过了“文革”中最难过的时期。
这个大院解放前是前后两个院，前院大门像大部分的四合院一样开在东南角，后院还有个门开在西北角。
在前门南墙外，斑驳的墙皮中依稀可见某某眼科诊所的大字广告。前院的北房有着高高的台阶和宽宽的已经看不出什么颜色的木廊子。这个北房住着同仁堂乐家一个七十来岁干瘦的老太太和她胖胖的五十多岁一辈子未嫁的女儿。我的姑姥姥住的是解放后在前院中间盖的一排平房，这样就把乐家隔成中院了。姑姥姥在门前种了一棵从来不结果实的葡萄，葡萄架下搭了一个大大的鸡窝，里面养了五六只母鸡，她家的鸡蛋基本上自给自足了。
乐家的母女从来不工作，冬夏经常穿着和那个时代极不相称的厚厚的棉袍或薄薄的长衫。听说她们吃的饺子都是螃蟹肉包的。姑姥姥说她们有吃不完的利息。她们很少和院里的邻居来往，没人进过她们的家，每次我去厕所都要好奇地看着这两个奇怪的女人，她们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永远是我想知道的谜。
乐家儿子的一家住在后院，和他母亲与姐姐的生活状况完全不同，他们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而正是这强烈的反差造成的心理上的不平衡，在“文化大革命”中给这家及这个大院带来了悲剧。
“文革”初期那个夏天，在中学读书的乐家的孙子，不满奶奶对他爸爸的不公待遇，从他就读的中学叫来了一队红卫兵，驻进了我们这个院子。
红卫兵进院后从我们家拉了根电线到院子中间安了个灯泡开起了长明灯。我们家的门因为这个电线就关不上了，几天晚上我们都不敢睡觉。姑姥姥吓得剪掉了脑后漂亮的纂儿，砸了我父亲放在她家的一个青花香炉，杀掉了所有正在下蛋的母鸡。因为这些在那个年代都被认为是封建的。记得我和妹妹一连吃了好几天的鸡，姑姥姥却一点都没吃，她不忍心吃这些为她下过那么多蛋的鸡。
在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年代里，乐家孙子的父母也没能逃脱厄运。红卫兵整完他的奶奶、姑姑，就开始抄他的家。在他家里发现了一张撕破了的伟大领袖的画像，这个不恭敬的罪名使他父亲为此而棒下丧命。“文革”后期我在胡同里见过他的母亲，她真是命大，躲过了一劫，而她的儿子又如何却不得而知了。
被牵连的还有我们对门南屋的池家。这一天池家二儿子一个二十左右的小伙子下班回家，刚进院发现情况不好转身就往大门外跑，被红卫兵挡住，老二挣扎着终因寡不敌众被抓了回来。这回池家可是大祸临头了，红卫兵说他竟然敢打革命小将，红卫兵命令他们全家跪在院子中间，老二也在其中。他们就这样跪到天明。没多久，我看见老二身子一歪倒在地上再也不动了。几天后池家搬出了这个大院被赶回了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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