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父辈们犯了什么样的罪》的重要结论之一——李慎之、于光远、刘宾雁等中共党员精英，成了阻挡其后面至少三代人认识中华传统、走向文明世界、认识和批判共产党罪行的“防火墙”——提出问题，再深入一些探究。
从年龄层面上看，李慎之、于光远、刘宾雁们是我们这些四十、五十、六十岁的人的父辈，他们是同辈人中公认的党员精英、知识分子（准确的说法是邪知分子，但中共国寨里像我这样理智思考的人凤毛麟角），可以说引领着绝大多数目前七十、八十、九十岁的父母辈的人。他们首先通过家庭伦理这个环节，先让儿孙们相信一个魔法：中共誓死要反对的自由民主世界，二、三十年后可以由中共内部改革派好官在某个时候引领着进入。刘宾雁们已成符号。实际上，我母亲、岳父辈人对我辈人长期播撒的就是这个信念。而我辈人对我辈儿女又基本上在传输大体上相似的认识、可以说，中共国寨的父母都是中共的“防火墙”。
除了父母对于孩子来说普遍充当了中共的“防火墙”，普遍充当了中共的“防火墙”还有老师、官员、学者教授、作家记者、演员歌手等。
唐子在学校做老师时，就把从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和刘宾雁《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里的党文化观念灌输给学生（现在的年龄比余杰们稍大，跟任不寐们差不多大）。我学生中间也曾有对改良中共不以为然的，那时候就看共产党跟国民党一样，主张革命。我却以师者的学识和长者的权威让他们也成了改良派。我是六四之后三年逃离了学校，不敢继续误导那些崇敬我的学生。但我的同事们大都在学校，继续引领学生接受“改良绝不接受改良的中共”，这些学生如今30、20、10多岁。最近在网上遇到一位老师，根本没觉得替党教学生是罪过。
中共对中华仁义道德的传统是基本上否定的，却一开始就继承了以吏为师、为父母的传统。中共官员可以在土改时擦泪把地主父母或者爷奶的土地分掉或人干掉，却决不敢不向下属和民众灌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谎言。李慎之、于光远等中共官员学者、教授们就是这样干的。由于他们跟许世友、吴法宪那些山大王似的粗鲁官员不同，他们温文尔雅、言谈引经据典、说话比较尊重人，因此充当中共的“防火墙”的效果就特别好，犹如今天电脑上使用的国产的瑞星、国外的诺顿。一旦他们以右派经历来宣扬中共会改正错误，会改良为实行宪政的民主政党，百姓要像他们一样给二、三十年时间，百姓就会信就会给。
作家记者们对其读者充当中共“防火墙”的作用也非同小可。我在《父辈们犯了什么样的罪》一文里提及的那位女作家就这样教育她的后辈人的。跟她交往的不少诗人、作者们当面临中共的邪恶时就会想，这是暂时的，××她熬了20年苦尽甘来，现在离休悠哉游哉——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为什么不可以熬？于是他们也换眼光看中共邪恶，换文笔表现眼前的生活，写中共乐于见到的，不写中共不乐于见到的。就像敢于批判中共如余杰者，虽然不在文字内容上效法我说的那位女作家，但却会在寻觅中共的批评底线和熬二、三十年的改良期待上效法。刘宾雁对我走改良路子多年的影响也是通过笔，通过他当记者时写的报告文学。刘宾雁把《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里的党文化观念卖给我，我又转卖给我的学生。而今的记者已无刘宾雁对党的第二种忠诚，但希望它由兽成人的幻想大多数人没变。他们又以自己的方式给报刊读者们充当中共的“防火墙”。
演员歌手们充当中共的“防火墙”在今天更功不可没。大多数晚上，我岳父母便坐在电视屏幕前观看中央三台的文艺节目，每到七一、八一、十一这些党的节日，更是要笑吟吟地从第一个节目看到最后一个。那些“没有共产党（锤镰帮），就没有新中国（大井冈山）”的歌百听不厌。看冯巩、赵本山们对党官们来一点小骂，而后一个闪亮的尾巴——代表党的某书记或者某某长出来拨云见日——他们也先叹息后欢笑。他们未必真信却宁愿是这样。他们已经想不出在中共统治下还能怎么样。我岳母一个月的退休工资还不够如今贪官半顿酒菜钱，可总不时地唱“社会主义好”。三民主义好，她当姑娘时民国没让上海那些演员这么干，给了她很健康的生活。中华民国的歌我一句没听她唱过。如果谁给她唱一句“法轮大法好”，保证她会心惊肉跳。我曾经传送六四、九评的真相资料给网友，网友首先会问：有病毒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不由自主地被颂党节目中演员歌手注入的情感同化，引领得近乎本能地抗拒党的邪恶文化之外的一切新资讯了。
谁是中共的“防火墙”？谁只要站在党的邪恶文化圈子里，看中共是政党而非邪教，视党国为国寨而非国家、还有改良的希望，谁都可能充当中共的瑞星、诺顿，将自由门和无界当病毒防，阻挡他人看到真正的中华传统和世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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