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统治则只有38年，国民党统治大陆只有22年。
这38年民国统治，的确战乱频频，却是当时世界民主和专制较量的大势所致，更是共和国婴幼儿时期人心妄动的结果。但走过这个岁月里的李慎之、于光远、刘宾雁、许良英、苏绍智、方励之、李泽厚、万润南、陈一谘们却并没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以至于当高尔品变成辛灏年来做“谁是新中国”的历史辨析时，他几乎是从黑暗中摸索。这使不仅使得辛灏年挨骂，还让我们痛骂国民党。
的确国民党没有在大陆实行普选，也没将国民培养成合格的公民，但国民党统治大陆22年国民是有自由是被当人看待的，没有比战乱还可怕的频频的政治运动，却有万象更新的“黄金十年”和艰辛的14年卫国战争的坚守。但是，是李慎之、于光远、刘宾雁、许良英、苏绍智、方励之、李泽厚、万润南、陈一谘们协助中共创建党文化，让我们及我们的孩子们居然相信国民党是“刮民党”。
由于李慎之、于光远们往日的努力，青天白日寓意的光明中国的追求被肆意抹黑，而共产党杀伐气息浓烈的锤子镰刀血旗和五星红旗——黑夜里才有星星，血凝固后鲜红就又脏又暗——明显寓意的黑暗中国的现实，居然成为这样的歌：红星照我去战斗，大同世界杀出来！仲维光的研究结论是比较到位的：李慎之、刘宾雁们使得共产党宽松了一些，但他们绝不是自由民主追求者的思想旗帜。
从文革到八九年中国的弯路和李慎之、于光远、刘宾雁们有直接的关系。
他们阻碍和误导了作为后辈的我们的民主化奋斗道路。他们入错共产党，选择了对民主和自由威胁最大的极权主义和革命、以及它的政治及文化，却从没反思过，这引导着我们对知青荒唐历史的无悔、对六四时后的政治检讨、对“法轮功自焚伪案”后的谩骂缺乏道德上的担当和忏悔。他们不愿面对一生与“文化革命”和共产党血肉相连，引导我们不愿面对一生接受中共邪恶文化教育头脑里充满了邪知的事实。他们对二十世纪历史和政治、思想的认识，对文化和传统的看法，对共产党的定位和分析，没合上世界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潮流，引导我们深受中共伤害却长期认识不清中共是什么，至今不愿相信法轮功正在以讲真相的方式书写清除中共的光彩夺目的崭新历史。他们之中相当多的人以保持学生运动纯洁为名在六四时期远离运动、远离历史冷眼旁观学生们在第一线受难，引导着我们今天许多人以各式各样的理由远离法轮功讲真相活动——或冷眼旁观或冷嘲热讽传九退三——坐视法轮功学员受酷刑迫害、器官被卖、活人被焚。他们身体力行带我们走一条绝对走不通的路：改良比纳粹党更为邪恶的极权主义强权。
仲维光先生在《从追随专制到逃避自由》一文里对我们的父辈——李慎之、刘宾雁们——的批评话语中，“防火墙”之比喻最为生动形象，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觉。客观地说，李慎之、刘宾雁们是中共党员中的好人和精英，却不是什么中国精英（从来都不是）。他们因其“好人和精英”形象而干的对中华传统与文明世界的抹黑和轻蔑的活，使得至少三代人的头脑如同中共国里使用的电脑——装上了把外来网络资讯当病毒隔离的防火墙——不了解中华仁义的过去和世界宪政的今天，反人文的唯物史观和反逻辑的辩证法思维使我们咬定王国、民国都不如中共国，听人赞美美国自由民主就心里别扭。他们批评暴政不批评邪恶，误导我们把共产党的罪行归结为王明、林彪、四人帮的个人或小集团失误，要我们相信共产党是好的——党章是好的、党的历史是好的，党的整体是好的。他们就这样在海内外配合着转移我们直接认识、批判共产党罪行，让我们相信共产党誓死要反对的自由民主世界可以由中共内部改革派好官在某个时候引领着进入。
以我为例，我可是把于光远主编的那套《政治经济学》翻烂了，写了好多批注，我可是差不多十年时间里被方励之的全盘西化的思想引领着走。比于、方两位更知道中华传统是什么的陈寅恪，更知道西方现代科学文明是什么的洪谦、黄万里等，就因为他们隔着让我不认识。像任不寐、余杰、刘晓波之类对基督教文明无限好感，却不乐见法轮功比基督教更风光的学士、硕士、博士，其实并非天然这样的，而实在是于光远们导师群体在其头脑里编写了特别程序的结果。我曾经近听任不寐在九评研讨会上的杂音，远看余杰在澳洲对九评的无知厥词，越看越发现刘晓波跟郑贻春对九评和法轮功的态度天远地远，曾百思不解，是仲维光先生让我茅塞顿开。我由衷希望任不寐、余杰、刘晓波们好好读一读《从追随专制到逃避自由》，能够在国家面临着巨大灾难的今天，别再跟中共玩擦边球了，像高智晟那样做一个勇敢的、真正的自由主义战士，跳出邪恶的党文化圈子。
也许有人会以历史的局限性来宽恕我们的父辈——李慎之、刘宾雁们——道德上的过错和对中华传统犯下的历史罪过。但历史并没给他们如此必然的局限。欧洲波普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九八四》的作者奥维尔曾经共产党并肩作战过，但是，当看到共产党为了政治目的不惜牺牲普通人的生命、没有道德约束的相互倾轧，立即都变成了最坚定彻底的反极权主义者。李慎之、刘宾雁等知道这一切，而且参加过许多这样的活动，却仍然是坚定的共产党人，直到他们被打成右派后，仍然坚定忠于中国共产党，直到六四学生的鲜血也没有换到他们像高仓健那样的主动唾弃共产党——登报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的李德齐教授，同样是四十年代参加共产党，五七年右派，但是平反后拒绝重新回到党内。八九六四期间更直接抨击了共产党的极权专制。由此可见，我们的父辈——李慎之、刘宾雁们——的弱点反映的并非历史局限性，而是思想上道德上的局限性。
唐子赞同仲维光先生的意见：从文革到八九，走过了二十多年，正是在这批中共精英的影响下，中华黄土地没能走出三十年代他们为中国社会奠立的共产极权的文化，没能打出追求另外一种生活，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政治制度；从文革到六四，中国民众没有能够彻底摆脱共产党的极权专制的历史教训是，在共产党的文化中产生不出真正具有自由、人权和民主的文化精神。
读过《从追随专制到逃避自由》之后，回想我还不到九岁就死去的父亲（出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他没入过中共的任何组织，还可能是最早写反映中华民国抗战的小说的人，对中共极权主义的革命肯定有根本的否定，却在中共发动的反右斗争中一言不发，对我母亲从没透露一点反共思想，但最终没能躲过文化大革命大扫荡般的打击，早早走上了自杀的路，没给我留下真正的思想遗产。而通过血液遗传给我的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却是《九评》横空出世之后，通过传九退三活动不断洗涤党的邪恶毒素过程中才升华，心智才终于冲出中共的文化牢笼。
手边有一本诗集、一本散文集。作者是一位跟我岳父同龄的女性，比刘胡兰稍大一点就入了党，右派。她年轻时很漂亮，年老也依然有风韵。她的文字很美。我跟她见过几次面，很和善地跟我谈话，却绝口不说中共和政治。手边这两本诗文，写了她的生活苦难。但造成这苦难的根源——中共极权政治——被她过滤得没留一点痕迹。她现在享受着离休高干的待遇，舒适和安逸让她乐于为中共掩盖。
跟中共共建党文化的毁坏传统罪和包庇中共邪恶的道德罪，上苍笔笔记着。父辈们，好心入错了党的热血过错上苍不会计较，但知错不改不忏悔是得不到上苍原谅的。好党员障碍着子孙们认识和批判中共的罪恶，快忏悔，快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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