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死于“八一八”后的红卫兵杀戮高潮
在北京，红卫兵学生打死人是从1966年8月初开始的，最早的杀戮对象是教育 工作者。8月5日，在与华锦的学校距离不远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字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活活打死。红卫兵暴力在文革领导人的鼓励下急速升级发展，在8月下旬达到高潮，每日有数百人被红卫兵打死，还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后自杀。华锦就死在红卫兵杀戮的高峰期间。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这一接见的第二天，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三个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大会，“斗争”这三个学校的负责人和北京市教育局的领导人。
这三个中学都位于北京西城区。在1966年8月，西城区是北京各区中打死人最多的区，也就是说，是暴力行为最为严重的地方。
中山公园紧靠天安门城楼西侧，距离第八中学大约两三公里。现在我们不知道那一天华锦是怎么去那里的。当年八中的人印象深刻的是：副校长温寒江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在一个红卫兵学生手里。那个学生骑在自行车上，用手牵着绳子，拖着温寒江跑。温寒江跟在自行车后从八中校园跑到了中山公园。他身后还有学生用鞭子抽他。
文革发展到那个时候，“斗争会”也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在群众大会上对“斗争”对象不但责骂诅咒，而且凶猛殴打甚至打死。8月19日那天，在音乐堂的舞台上，在上千观众面前，被斗者跪成一长排，被拳打脚踢，被用铜头军用皮带抽打。
红卫兵打一阵，发言“批判”一阵，高呼口号一阵，又打一阵。如此下来，北京教育局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了三根肋骨。温寒江浑身是血昏死在舞台上。其他人也被严重打伤。目击者说，被“斗争”者都被打得“不象人样”了，因为个个头肿如斗，满脸是青紫和血渍。
在8月19日的会后，华锦等人在第八中学里继续被关押殴打。8月22日，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宣称华锦自杀了。他们说，华锦夜里吊死在关押她的房间的窗栓上。窗栓很低。他们说，华锦采取俯卧撑的姿势，趴在地上把自己吊死。
在当时，“自杀”被称作“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自杀本身就是“对抗革命”的一项大罪。
二，自杀还是被打死？
华锦的家属和第八中学的一些老师都坚持认为她是被打死的。他们无法提供目击证据，因为华锦是被单独关押的。最后见到活着的华锦的人是红卫兵而不是他们。但是他们有如下理由：
1、在8月21日夜，第八中学的一个工作人员，住在附近，听到有人在楼道里打华锦，打到很晚，打了很长时间，直到深夜，才安静下来。他没有看到，但是听到了声音。
2、华锦已死，已经不能说出她到底受到怎样的折磨和摧残，但是从被打的别的人的经历可以了解八中红卫兵打人的严重程度。
韩九芳是第八中学的副校长和化学老师。就在华锦死亡的同时，韩九芳遭到残酷殴打后，高烧昏迷不醒。韩九芳的丈夫周昕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的老师。他闻讯后从清华大学赶到城里，把韩九芳送进医院。韩九芳的背上被铜头军用皮带打出两个大洞。医生说这是重创后感染引起的“败血症”，已经没有希望，救不活了。周昕抽了自己的四百毫升血输给韩九芳，又拿了韩的血样送到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做细菌培养，化验出红霉素能起作用。找到红霉素后，医生超量给韩九芳注射才起了作用。因为用的剂量太大，周昕曾经听到打针的护士问医生：“这样治合理吗？”大夫说：“这就叫‘死马当作活马医’。”那时候韩九芳已经被认为是“死马”了。
经过种种努力，几个星期后韩九芳退了烧，保住了生命。但是从那以后开始有癫间症和其他后遗症。医生说，想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是不可能了。她后来一直表现迟钝，不能走路，背上的两个大洞变成了两个大伤疤，也不能自理生活，坐在轮椅上。她被打成这样的时候，是43岁。她比华锦年轻9岁。
3、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在同一时期还打死了学校外边的“牛鬼蛇神”8个人。
4、华锦生前无任何自杀征象。作为资深干部，她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不是没有经验的人。当她被打后，她没有说悲观的话，还曾经鼓励别的跟她一起被“斗争”和毒打的老师坚持下去，不要绝望。
第八中学有一个语文老师申先哲，在被打和侮辱后自杀了。但是申先哲当时没有被单独关押，自杀前向家人表达了他的绝望的心情。虽然申先哲的“自杀”其实不同于一般的自杀，他是在受到很大的暴力攻击和侮辱之后，看不到改变的希望，面临的是更多的折磨，所以才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的死也是红卫兵暴力压迫的结果，但是和华锦的情形有所不同。
5、制造假自杀的事情在别处发生。在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打死了校工徐霈田之后，把徐的尸体用绳子吊起来，在尸体下面放了一个倒下的凳子。他们把尸体吊得太高，根本不可能踢倒那个凳子。所以虽然警察当时不敢管红卫兵，后来提供了目击者见证。
但是，尽管持被打死看法的人有以上这些理由和证人，在1966年8月，他们无法说出他们的判断。因为在那时候，即使是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那样明明白白被打死在很多人参与或目睹的施暴现场，也被当作理所当然。卞仲耘在8月5日就被打死，不但未见有任何制止的措施，反而成为大规模虐杀教育工作者的开端。报纸广播和电视每天对红卫兵表示极其热烈的支持，从未对他们有任何批评。从卞仲耘之死到华锦之死，已经相隔半个多月。
在华锦死去的同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沙坪也被打死。在他们之后，北京还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打死。在文革后的教育系统写的一份材料提到，1966年8月的两个星期中，西城区有近百名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被打伤致残的不可计数。但是这份材料未曾提供确切人数和死者的姓名。
三，她是什么样的“牺牲”？
华锦和其他与她身份相似的人得到正式平反，是在华锦已经死了22年之后。那时候，她是自杀还是被打死的事情才被提出来。但是没有结果。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胡耀邦的说法是，对文革的案子平反时，“水落石不出”。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给被迫害的人平反，但是不追究迫害死人的人的责任。
“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1978年6月3日作出的“关于华锦通知的昭雪决定”写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锦同志积极参加运动，严守党的纪律，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勇于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却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残酷迫害，严刑拷打，不幸于1966年8月22日凌晨壮烈牺牲。
三十年来，华锦同志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和好干部。华锦同志的牺牲，是我党教育事业的一个损失。
这种说法是当时所有平反文书的公式。实际上，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是毛泽东。林彪是跟在毛泽东的身后挥动他的小红书的人物。没有材料可以证明在“红八月”里毛泽东和林彪及“四人帮”有何冲突。他们之间的冲突发生在以后，原因也与是否要对人民比较人道这样的问题无关。
在华锦的“昭雪决定”中，关于华锦的死，用了“牺牲”一词，既不是“被杀害”，也不是“迫害致死”－－一度被用来描述那些受到暴力迫害后自杀的人们的一个常用说法。“决定”的写作者也许是不得已才这样写的。但是这个词实在用得不对。
“牺牲”一词在现代的意义，《现代汉语词典》说是“为了正义的目的舍弃自己的生命”。华锦在6月就被“揪出来”被作为“黑帮”“斗争”，显然不是她所愿意的， 8月被打和被关押，以至失去生命，更不是出于她的选择。是文革的领导者为了他们的目的而剥夺了华锦和她的同事们的生命，而不是华锦为了什么目的舍弃生命。华锦的死和这一意义上的“牺牲”毫不相干。
“牺牲”在古代的意思，是“古代为祭祀宰杀的牲畜”。在古代的祭祀仪式中，人们宰杀牲畜，表示对上帝或者祖先的敬意。最隆重的仪式要宰杀猪牛羊各一，举行仪式后，再分肉吃。华锦和她的同事们从未对毛泽东的文革表示反对，他们也显然没有能力反对文革。在文革前，他们也就只能根据上面发下的教学大纲并使用统一的课本教学生，并不能由他们的意愿构造学校。他们还非常努力地试图跟上文革的步子，但是文革给他们排定的角色是充当“斗争”对象直至结束他们的生命。因此，有人想也许他们真可以被比喻为是文革的“牺牲”：杀害手无寸铁的教育工作者，没有别的意义，只是为了刺激搅动红卫兵的忠诚、残忍和疯狂，推进文革的后来的步骤。
把华锦等人的死亡比喻为古代意义的“牺牲”，可能成为对文革领导人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整死华锦和她的同事们的一种解释。但是这个说法有很不准确的一面：在古代，人们用被饲养的猪牛羊作“牺牲”，而不是活人；另外，古人宰杀猪牛羊，用刀子一下子杀死，还有专门的屠夫，古代的漫长复杂的祭祀仪式是用于崇拜上天的，而不是用于折磨猪牛羊的。在1966年8月，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和在密室中被拷打的华锦，和古代的“牺牲”相差太远了。
是文革造成了华锦的这样可怕的死亡。再用“牺牲”这样的词语来掩盖她所遭受的残杀，则是文革的遗产的表现。
作者惠寄 原载《文革受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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