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竟然可以这样布置：“到每个月20号，必须把钱给我弄来，哪怕你去偷去抢去借，任务你交齐。”于是，什么车都扣。连车牌照挂歪了、牌照脏了的、灯光不全的都罚完了，就趴到车下数钢板，用皮尺量车高……雁过拔毛，弄得知情的过境车，宁可走弯路也绕道不从灵璧走。罚来的钱，全额交大队，大队给中队返还30%，中队留20%，10%归在岗人员……作为食物链的最高端，是该县公安局的原局长，除了从交警队一次十几二十万元的拿，还把一个中队划归县局直管，每月几十万元的罚款收入直接交县局；这还不过瘾，又挑了几个交警，配了一台车，随便上哪条路扣罚，收入全部交县局(2月15日《中国青年报》)。
面对如此极端的事例，可以慨叹百姓的懦弱与无奈，可以指责敛财者的贪婪与无耻，更可以指斥制度的先天缺陷和后天失控；但所有这一切令人愤慨的现象，都发生在普通警官、交警队领导、公安局长，甚至是肯定早就知情的县领导之间，因为县领导联系的企业车子，就凭着一张盖有县政府公章的“免罚证明”，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装了百十吨的货，将一座桥压断了，交警也拿它没办法－－这不能不让人对可怕的官场生态，顿感惊异。如此明目张胆地分组下达扣罚任务，如此明目张胆地鼓动“去偷去抢”，如此明目张胆地把一个中队、一台车划归自己手下肆意敛财，而且明目张胆地敛了两三年的财……怎么能够成为政令，而且政令畅通？即使是再普通的警官，也该知道这样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也该知道按国法应该怎么做。
别忘了，两三年以前的公安机关，搞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法制教育”为主要内容的 “三项教育”；两三年以来，反反复复搞过“三个代表”的学习教育、先进性教育……也就是说，贪婪到公然、无耻程度的行为，和这个教育、那个教育，几乎同时进行。所有漂亮的话，肯定都在说；所有卑鄙的事，肯定也在做。说得脸不发臊，做得心不生怵。谁都觉得正常，而这正是最不正常的事。孟子都知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如果“上下交征利”而连异样的感觉也没有，则可能在价值判断上就发生了倾斜，在是非标准上就发生了颠倒，在行为取向上就发生了异化。一级吃一吃，最后吃百姓，在灵璧相当多的警官那里，已经正常、合理到类似本能的地步。所以，形近搜括、勒索的行径，可以在公安系统作为工作来部署，警官们可以当作职责去完成，最后还“吃”成了一条层层相扣的“链”。这种“吃”法，未必只发生在公安系统，未必只出现在安徽灵璧。
那么，需要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官场生态，容忍了这样一套“吃”的法则？什么样的教育才能管用？什么样的惩罚才算有效？什么样的制度才算切实？这可能还是几个相当沉重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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