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垅其人：兼进步作家与中共情工于一身
阿垅(1907－1967)，原名陈守梅，笔名S•M、圣门、亦门、张怀瑞等。杭州人。幼年因家境贫寒只念了几年私塾和高小后便不得不辍学去绸布店当学徒以谋生。他刻苦自学，喜爱文学，青年时期即开始创作诗歌和散文，发表在杭州的报刊上。1929年入上海工业专科大学就读。1933年，又考入黄埔军校第十期。此时接受中共地下党影响，思想逐渐进步，倾向革命，并在当时大型的《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作品。抗日战争初期，他以少尉排长的身份参加淞沪战役不幸负伤，为保卫祖国而流血，写有反映此战役的报告文学集《第一击》。1939年到延安进“抗大”学习。
由于在野战演习中眼球受伤，经组织同意去西安治疗。养伤期间写成报告文学体长篇小说《南京》(现改名《南京血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内容系描写国民党军队在南京的大溃退和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的血腥大屠杀。此书曾应全国抗敌文协的征文评奖，获第一名。伤愈后，由于回延安交通线被国民党封锁，才未能回去。后来，他从西安至重庆，又入国民党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战术教官。他利用在国民党军事系统工作之便，将大量军事情报交胡风及有关同志转送给党，并掩护和帮助了许多革命同志转往延安。此时，他还写了大量诗歌和论文，发表在《七月》和《希望》上，并编辑出版了进步文艺刊物《呼吸》。1946年12月，因革命活动被发觉，受国民党军政当局通缉，便逃离成都，匿名浪迹于南京、杭州、上海等地；即使在如此困难情况下，他仍利用机会为中共提供军事情报，并创造条件进行策反活动。这一时期，他潜心探讨诗歌理论和诗人诗作，著述甚丰。解放后，任天津文联创作组组长和天津作协编辑部主任。
1955年5月28日，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被捕，被定为“骨干分子”。1966年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1967年3月15日，因患骨髓炎，瘐死于监狱医院。
在逮捕阿垅后，作为中共地下工作的首脑，周恩来明确交代：阿垄是我方的地下情报人员，给我方送军事情报的。
阿垅前出版有诗集《无弦琴》、报告文学集《第一击》、诗论《人和诗》；解放后出版有论着《诗与现实》三卷、《诗是什么》、《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创造》等。（材料主要录自晓风编《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千古奇冤有阿垅
胡风集团的各个成员中，冤情同中有异。我记得“材料”公布的当时，最具有轰动效应的人物之一数阿垅，因为根据信件和按语的解读，他确实是一个反动透顶、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两面派，披着羊皮的狼。
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其第四封是摘引了阿垅1946年7月15日写给胡风的信。摘引的信文是：“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底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
这时，阿垅的身份是南京陆军大学的军事教官。当毛泽东摘出这几句话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满意的，因为，他早已经对胡风一案作了有罪推定，即胡风“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斯基份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但是他仍然要根据继续搜查到的信件，进一步充实这个有罪推定的结论。在胡风案中，他充当最高检查长兼最高法官，他当然是希望“罪证”多多益善。
毛泽东终于又得到阿垅的这封信。他真是喜出望外。6月8日他致信陆定一和周扬说：“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两天后，在公布的第三批“材料”中，他写出了这样的按语：“胡风的主子究竟是谁？”“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份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
于是，给阿垅的信件，以《人民日报》编者的名义写下了这样的按语：“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的吹嘘，说甚么‘他底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谙熟中国古典戏曲的人，知道有“屈打成招”之说。贵为英明领袖的毛泽东，看到阿垅的信后，既不审讯胡风，也不“屈打”阿垅，了解这封信说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说。这位高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英明领袖，他不需调查，不需审问，就以如椽大笔，想当然地断定阿垅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并且写下了上面的序言和按语。
政治运动就是这么搞的，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威逼下，被整的对象只能交代，不能抗拒，不能申诉，不能翻案，更不能抗辩，否则罪加一等。记得文革中，在批斗我的时候，许多人擂着桌子吼道：“李昌玉，共产党的案是铁案，铁板钉钉，你休想翻案！”伟大领袖一句顶一万句。他作结论在先，这案确实是翻不了了。从延安整风到文革，再到整FLG，所谓政治运动，就是这么运动的。
可是这回是倒霉的阿垅以自己的倒霉运给伟大领袖开了一个玩笑：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阿垅是一个长期地伪装反动教官，潜藏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干着为共产党收集、传送军事情报勾当的中共特工人员。这封信的语言都是反语，是用他和胡风之间约定的习惯的反语写成的。他们之间互相能够“破密”，解读。
胡风在交代材料中曾对这封信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
当时是在和谈和军事调解期间，但蒋介石在疯狂地暗地里准备发动内战。阿垅在陆军大学，有些同学在军界做事，知道了信里所说的情况，就急于告诉了我。为了防止信被检查，所以用了伪装的口气，但受信人是一眼可以感到那所包含的严肃的战斗的心情的。
1，他告诉了我关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恶事实：三个月击破主力，一年肃清－－计划；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自信－－正式的动员；两个重要的军事布置和行动－－军事行动。
2，“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这是一句包含着凛然的讽刺感情的反语。这在“一下”这个用语上表现得最深、最锐利。
3，“他底自信……”云云，也是包含着凛然的讽刺感情的话，说明了事实，但却表现出来了写信人的警惕感情。用“他”代表蒋介石，就是虽然不好用敌性的身份称呼或直呼他的名字，但至少也不愿用官之类说到他的一种敌对感情的表现。由于“他”字所造成的“词感”，写信人底敌对感情就完全吐露出来了。收信人会知道“他”是谁的！
4，“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最后，他隐忍不了，还是正面地吐出了他的感情，不过用的是邮检员不会了解的说法。“一不做，二不休”，这就表现了对这个军事计划的深刻的仇视情绪（人民武装一定无畏地迎接他们的进攻），这些空运的部队等反动武装非走向灭亡不可，一定像脓一样从解放区被排出，从中国人民中间被排出！它们是毒菌，非化成脓不可，因而，非被排出不可，只能是这个意思。文字构成也表现了“是脓”是指上面的空运武装说的。……
5，阿垅这样具体地写信告诉我，现在想来完全可以肯定：他是希望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组织上的，……。
由此看来，作为作家的阿垅，他对自己从事的革命事业，全情灌注，爱憎交加，所以在用反语传送情报时，不但要表达情报内容，还要表达主观感情。这样的文字，“外人”是难以破解的，也难怪毛泽东如获至宝。
这个情报经过胡风，转交给廖承志的女儿廖梦醒等人，送到延安，人证具在。
据胡风女儿晓风记载，阿垅从1933年到1949年春，前后多次向中共传送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为中共打江山、夺政权，功不可磨。这些情报的内容以及传送人当时都健在，并且作了证明，而且也从中央的档案中得到查证。本文不必一一转述。
时间正好过了半个世纪，今天的年轻人大家可以想想，这样的冤案奇不奇，怪不怪？说它是千古奇冤恰当不恰当？阿垅于1966年被判有期徒刑12年。被正式立案定为“胡风分子”的人中共有三人被判刑，其他二人是，胡风被判14年，贾植芳被判12年。
判刑之后半年多的1966年8月，天津市法院曾宣布过对阿垅“予以提前释放”，却并未执行，1967年3月17日，在病痛（骨髓炎）和悲愤的折磨下，阿垅病逝于监狱的医院中，正当年富力强的六十岁。
（三）巴金•胡风•阿垅//阿垅：“可以被压碎 决不被压服
最近，巴金逝世。在大陆和香港，舆论赞誉有加，好评如潮，发表在海外的评论，表面上有所贬抑，但却显得深刻，公允。巴金晚年在反思中，不断忏悔，大力倡导“讲真话”，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些话在当时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而且如徐友渔所说，“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他的理想仍然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继承巴金和超越巴金》）因为今天在中国并非人人时时处处在“讲真话”，可以“讲真话”。
但是，巴金仍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遗憾。他并没有与时俱进，提出更多更深刻的思想。他几乎没有触动这个庞大的体制的一根汗毛，所以他成了笼中的金丝鸟。他算不上思想家。在人格魅力方面，在反对专制方面，他比起胡风集团的许多人员来说，实在是相形见绌，难以比肩。
胡风不论是作为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今天的人大多不知道。反胡风的时候，真是大张旗鼓，惊天动地，万炮齐轰，神州地动，可是给胡风平反的时候，成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媒体无声无息。那时，1980年，香港还没有回归，舆论还比较自由开放，对胡风报道比较多。其中《中报》的《关于胡风》云：
胡风死了，如果鲁迅在天之灵有知，我肯定他是最悲痛的一个。
胡风死了，他是中国现代文人蒙难史中，悲剧色彩最浓的一个。
胡风的一生充满了缺点，他自信，孤傲，甚至有些过敏和猜忌，但他又是中国现代文化人中，最坚韧、最勇敢的一个！有几多文人能看清真理后，至死不回头的？有谁能够忍受单身监禁三十年－－其间又屡传将被处死的消息－－而信念不变的？我认为，除了胡风，再难举出他人了。
……
在中国现代史上，勇于讲真话而不惜以生命抗争的文人是不多的，大陆将来要树文人纪念碑的话，我坚信，胡风决不会没有的。
（转引自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比起胡风来说，巴金就算不上“勇于讲真话而不惜以生命抗争的文人”了。胡风则不同，阿垅也不同。
非常幸运的是，阿垅留下一篇遗书。那是为自己抗辩的文字。他向那个神圣不可抗拒的偶像昂然不屈地宣布：我“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
请让我全文转录如下：
审讯员，并请转达：
这份材料，是由于管理员的提示而写的。其中的话，过去曾经多次重复过，不过采取的形式有些不同而已；事实还是事实，还是那样，没有产生新的东西。但管理员提示，可以反映上去，推动问题的解决。这当然好。
我还需要说明：一，这份材料，是一份内部材料。二，为了揭露事物的本质，为了指出事实真相，为了说话避免含糊，我不用避忌隐讳，单刀直入。这点请谅解。
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
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和利用，材料发表的方式，编者所做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个气氛，等等，都说明了、足够的说明了“案件”是人为的。现在，我坦率地指出：这样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因此，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
就像巴西政变当局一样！就像“松川事件”一样！但那是资产阶级政权，那是资产阶级政客。
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暗中偷干类似的事，那它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气息，就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的气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无产阶级政党了！
何况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并非敌人。即使是打击敌人，也应该用敌人本身的罪过去打，不能捏造罪名，无中生有，更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在“材料”中，歪曲事实真相的地方并不是个别的。其中的一些，本身就含有明显的矛盾点，如果有人细心观察，这些本身已经暴露的矛盾是不难揭露的，因为，人是并不厉害的，事实才是真正厉害的。因为，事实有自己的客观逻辑，事实本身就会向世界说话。因为，事实本身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哪怕是一个一时巧于利用了它的人的意志，对它，到最后也是全然无力的，枉然的。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国会纵火案不是已经破产了吗？！……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
举两个具体例子：
第一个例子，我给胡风的一封信，内容是反映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在“磨刀”了。我反对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关心的是共产党，左翼人士。就是说，为了革命利益，我才写这封信。
但“材料”却利用这封信的灰色的形式，当作“反对”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东西向人民宣告了！这是可耻的做法，也是可悲的做法。
第二个例子，胡风回复我的信，打听陈焯这个人的一封信。在这封信的摘录后面，编者作了一个“按语”，说胡风和陈焯有政治关系，现在被揭露了云云。这显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骗！别的解释是不可能的。
如果按照编者的逻辑，胡风和陈焯显然有什么真正的政治关系，那胡风为什么不直接给陈焯去信而这样向我打听呢？为什么在前一封信中胡风还把“陈焯”这个名字搞错为“陈卓然”呢！？为什么你们所发现的“密信”不是陈焯等人的信，而是像现在这样的东西呢！矛盾！矛盾！
关于这些“材料”等等，现在没有必要，也没有心情来做全面详尽的叙述和分析。只有作为例证，要点式的指出一两点也就足够了。
正因为我肯定这是迫害和欺骗，五八年以前，我吵闹过一个时期。而且，直到现在，我还仍然对党怀有疑惧心理（所谓“德米特里”心情，见契诃夫小说《第六病室》）。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
但由于时间过长，尤其是近一、两年间，我对党的信念，又往往陷入动摇。
从1938年以来，我追求党，热爱党，内心洁净而单纯，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如此不祥（原文如此）的“案件”。当然，我也从大处着眼，看光明处。但这件“案件”始终黑影似的存在。我还期望着，能够像1942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整风的结果那样，能够像毛主席亲自解决问题那样，最终见到真理，见到事实。只有那样，个人吃了苦也不是毫无代价。
整个“案件”，就是这样一个主要矛盾，基本矛盾。
我的心情，如同行星，围绕着这个矛盾中心而旋转。
这是一个错误。但相对于党的整个事业和功勋而论，这个错误所占的地位是很小的，党必须抛弃这个错误。
所以，最后，我惟一的热望是，通过这次事件，能够得到党和同志们的谅解和信任，得到喜剧的收场。
陈亦门 1965年6月23日
这篇抗辩文字写在被捕10年后。虽然他极力为自己做无罪抗辩，但是仍然被判刑10年。但是今天读来，其掷地之声，仍然铿然锵然，砰砰作响。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
“国会纵火案不是已经破产了吗？！”……
40年前，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一个钦犯，敢于说这种话，应该是真英雄。
这份抗辩书因为感动了审判员，所以才保存了下来，但是未能上达天听。
至于阿垅的收场，是喜剧，还是悲剧，还是悲喜剧，还是喜悲剧？谁能说得清？！
（四）一言九鼎与一言不顶
关于阿垅给胡风的那封传送情报的信件，到1980年，由公安部给党中央的复查报告中做出结论：
“阿垅给胡风信列举蒋的军事部署，后言是脓总要排出，说是反共的，其实是阿垅说的话是报告当时蒋在准备发动内战。根据后来阿垅送情报等，阿垅、胡风的申辩是合乎情理的。”
根据廖梦醒、张执一、郑锳、蔡帜甫、胡风等人以及阿垅自己的证词和申辩，早在案件初期，公安部门就已经完全搞清楚了阿垅的无辜和他对革命的贡献，甚至周恩来也对定阿垅为“反动军官”“国民党特务”提出了异议。但这一切均由于最高领导早已定了调，而未能改变阿垅的命运。
从阿垅的遭遇，我们不得不问：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法治国家，如果宪法能够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如果人民的权利有基本的制度保障，甚至于退一步说，如果中共中央政治局或人大常委会有一点点民主，有一点点权力，那么会因为一个“最高领导”的专横独断一言九鼎造成这种贻笑千古的千古奇冤吗？
我记得，我听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报告，报告人是一位级别很高的军队领导。他说，胡风的信件起先周恩来读过，没有发现问题，后来是毛主席读后才发现的。那么，周恩来为什么没有嗅出其中“反革命”的气味呢？是他的政治嗅觉失灵了吗？否，原因并不复杂，因为胡风、阿垅这些人的根底他都清楚。他对于这些白皮红心文人的语言、心态、处境非常熟悉。他们都是可靠的革命者，是可以信赖的中共情报人员。用中共习惯的交际范式去解读他们之间的信件，自然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但是，当时最有权力、也最有责任为阿垅辩诬的人周恩来，对于曾经在他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的阿垅，受到如此颠倒黑白的诬陷，竟然对于昏君暴君毛泽东的错误一言不顶，没有挺身而出予以证明、澄清、纠正，实在是表现了工作的失职和人格的卑污。但是我们首先要谴责的是这样一个野蛮邪恶的反民主制度：哪个领导敢于保护下属，哪个校长敢于保护学生，就把他一起打倒，所以五十几年间，没有出现蔡元培，没有出现傅斯年。
周恩来一向以嵚崎磊落、仪表堂堂的气质展示在世人当中，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但是在毛泽东的面前，他却是俯手低眉，逆来顺受，一副委琐卑微的形象。解放后，反高饶、反潘（汉年）杨（帆）、反胡风、反右派，其中有很不少的人，一批批，都是三四十年代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之下出生入死干革命的精英，但是都在劫难逃。周恩来理应为他们证明清白与忠诚，但是他无所作为，退避三舍。例如山东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华岗，是一位著作等身、为人正直、作风民主的高干，曾经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解放前官至中共上海市工委书记。他在陷身莫须有的牢狱之灾后，一不认错，二不向周恩来求救，直至瘐死狱中。周恩来对于这些为他效过犬马之劳、陷身政治运动的老部下，他从不伸出援救之手。明哲保身至此，反而赚得了“保护干部”的美名，未免有点滑稽。
（2005/11/9于山东大学附中）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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