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壠其人：兼進步作家與中共情工於一身
阿壠(1907－1967)，原名陳守梅，筆名S•M、聖門、亦門、張懷瑞等。杭州人。幼年因家境貧寒只念了幾年私塾和高小後便不得不輟學去綢布店當學徒以謀生。他刻苦自學，喜愛文學，青年時期即開始創作詩歌和散文，發表在杭州的報刊上。1929年入上海工業專科大學就讀。1933年，又考入黃埔軍校第十期。此時接受中共地下黨影響，思想逐漸進步，傾向革命，並在當時大型的《文學》等刊物上發表作品。抗日戰爭初期，他以少尉排長的身份參加淞滬戰役不幸負傷，為保衛祖國而流血，寫有反映此戰役的報告文學集《第一擊》。1939年到延安進「抗大」學習。
由於在野戰演習中眼球受傷，經組織同意去西安治療。養傷期間寫成報告文學體長篇小說《南京》(現改名《南京血祭》，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內容系描寫國民黨軍隊在南京的大潰退和日本侵略者滅絕人性的血腥大屠殺。此書曾應全國抗敵文協的徵文評獎，獲第一名。傷癒後，由於回延安交通線被國民黨封鎖，才未能回去。後來，他從西安至重慶，又入國民黨陸軍大學學習，畢業後任戰術教官。他利用在國民黨軍事系統工作之便，將大量軍事情報交胡風及有關同志轉送給黨，並掩護和幫助了許多革命同志轉往延安。此時，他還寫了大量詩歌和論文，發表在《七月》和《希望》上，並編輯出版了進步文藝刊物《呼吸》。1946年12月，因革命活動被發覺，受國民黨軍政當局通緝，便逃離成都，匿名浪跡於南京、杭州、上海等地；即使在如此困難情況下，他仍利用機會為中共提供軍事情報，並創造條件進行策反活動。這一時期，他潛心探討詩歌理論和詩人詩作，著述甚豐。解放後，任天津文聯創作組組長和天津作協編輯部主任。
1955年5月28日，因「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被捕，被定為「骨幹分子」。1966年2月，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1967年3月15日，因患骨髓炎，瘐死於監獄醫院。
在逮捕阿壠後，作為中共地下工作的首腦，周恩來明確交代：阿壟是我方的地下情報人員，給我方送軍事情報的。
阿壠前出版有詩集《無弦琴》、報告文學集《第一擊》、詩論《人和詩》；解放後出版有論著《詩與現實》三卷、《詩是什麼》、《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創造》等。（材料主要錄自曉風編《我與胡風》，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千古奇冤有阿壠
胡風集團的各個成員中，冤情同中有異。我記得「材料」公布的當時，最具有轟動效應的人物之一數阿壠，因為根據信件和按語的解讀，他確實是一個反動透頂、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兩面派，披著羊皮的狼。
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中，其第四封是摘引了阿壠1946年7月15日寫給胡風的信。摘引的信文是：「至於大局，這裡一切充滿了樂觀，那麼，也告訴你樂觀一下。三個月可以擊破主力，一年肅清。曾經召集了一個獨立營長以上的會，訓話，他底自信也使大家更為鼓舞。同時，這裡的機械部隊空運濟南，反戰車部隊空運歸綏。一不做，二不休，是膿，總要排出！」
這時，阿壠的身份是南京陸軍大學的軍事教官。當毛澤東摘出這幾句話的時候，一定是非常滿意的，因為，他早已經對胡風一案作了有罪推定，即胡風「他們的人大都是有嚴重問題的。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斯基份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但是他仍然要根據繼續搜查到的信件，進一步充實這個有罪推定的結論。在胡風案中，他充當最高檢查長兼最高法官，他當然是希望「罪證」多多益善。
毛澤東終於又得到阿壠的這封信。他真是喜出望外。6月8日他致信陸定一和周揚說：「我以為應當藉此機會，做一點文章進去。」兩天後，在公布的第三批「材料」中，他寫出了這樣的按語：「胡風的主子究竟是誰？」「胡風和胡風集團中的許多骨幹份子很早以來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他們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繫，長期地偽裝革命，潛藏在進步人民內部，幹著反革命勾當。」
於是，給阿壠的信件，以《人民日報》編者的名義寫下了這樣的按語：「阿壠在一封給胡風的信裡，對蔣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開始的在全國範圍發動的反革命內戰『充滿了樂觀』；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力』『三個月可以擊破』，『一年肅清』；並對蔣賊的『訓話』加以無恥的吹噓，說甚麼『他底自信』『使大家更為鼓舞』。阿壠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膿」，認為『總要排出』，並認為進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須堅決徹底，『一不做二不休』！」
諳熟中國古典戲曲的人，知道有「屈打成招」之說。貴為英明領袖的毛澤東，看到阿壠的信後，既不審訊胡風，也不「屈打」阿壠，瞭解這封信說了什麼，為什麼要這樣說。這位高倡「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英明領袖，他不需調查，不需審問，就以如椽大筆，想當然地斷定阿壠是「國民黨特務分子」、「反動軍官」，並且寫下了上面的序言和按語。
政治運動就是這麼搞的，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威逼下，被整的對象只能交代，不能抗拒，不能申訴，不能翻案，更不能抗辯，否則罪加一等。記得文革中，在批鬥我的時候，許多人擂著桌子吼道：「李昌玉，共產黨的案是鐵案，鐵板釘釘，你休想翻案！」偉大領袖一句頂一萬句。他作結論在先，這案確實是翻不了了。從延安整風到文革，再到整FLG，所謂政治運動，就是這麼運動的。
可是這回是倒霉的阿壠以自己的倒霉運給偉大領袖開了一個玩笑：實際情況恰恰相反，阿壠是一個長期地偽裝反動教官，潛藏在國民黨陸軍大學，幹著為共產黨收集、傳送軍事情報勾當的中共特工人員。這封信的語言都是反語，是用他和胡風之間約定的習慣的反語寫成的。他們之間互相能夠「破密」，解讀。
胡風在交代材料中曾對這封信做了詳細的解釋說明：
當時是在和談和軍事調解期間，但蔣介石在瘋狂地暗地裡準備發動內戰。阿壠在陸軍大學，有些同學在軍界做事，知道了信裡所說的情況，就急於告訴了我。為了防止信被檢查，所以用了偽裝的口氣，但受信人是一眼可以感到那所包含的嚴肅的戰鬥的心情的。
1，他告訴了我關於蔣介石發動內戰的罪惡事實：三個月擊破主力，一年肅清－－計畫；獨立營長以上的會，訓話，自信－－正式的動員；兩個重要的軍事佈置和行動－－軍事行動。
2，「那麼，也告訴你樂觀一下」。這是一句包含著凜然的諷刺感情的反語。這在「一下」這個用語上表現得最深、最銳利。
3，「他底自信……」云云，也是包含著凜然的諷刺感情的話，說明瞭事實，但卻表現出來了寫信人的警惕感情。用「他」代表蔣介石，就是雖然不好用敵性的身份稱呼或直呼他的名字，但至少也不願用官之類說到他的一種敵對感情的表現。由於「他」字所造成的「詞感」，寫信人底敵對感情就完全吐露出來了。收信人會知道「他」是誰的！
4，「一不做，二不休，是膿，總要排出！」……最後，他隱忍不了，還是正面地吐出了他的感情，不過用的是郵檢員不會瞭解的說法。「一不做，二不休」，這就表現了對這個軍事計畫的深刻的仇視情緒（人民武裝一定無畏地迎接他們的進攻），這些空運的部隊等反動武裝非走向滅亡不可，一定像膿一樣從解放區被排出，從中國人民中間被排出！它們是毒菌，非化成膿不可，因而，非被排出不可，只能是這個意思。文字構成也表現了「是膿」是指上面的空運武裝說的。……
5，阿壠這樣具體地寫信告訴我，現在想來完全可以肯定：他是希望我把這個情況告訴組織上的，……。
由此看來，作為作家的阿壠，他對自己從事的革命事業，全情灌注，愛憎交加，所以在用反語傳送情報時，不但要表達情報內容，還要表達主觀感情。這樣的文字，「外人」是難以破解的，也難怪毛澤東如獲至寶。
這個情報經過胡風，轉交給廖承志的女兒廖夢醒等人，送到延安，人證具在。
據胡風女兒曉風記載，阿壠從1933年到1949年春，前後多次向中共傳送了大量非常有價值的情報，為中共打江山、奪政權，功不可磨。這些情報的內容以及傳送人當時都健在，並且作了證明，而且也從中央的檔案中得到查證。本文不必一一轉述。
時間正好過了半個世紀，今天的年輕人大家可以想想，這樣的冤案奇不奇，怪不怪？說它是千古奇冤恰當不恰當？阿壠於1966年被判有期徒刑12年。被正式立案定為「胡風分子」的人中共有三人被判刑，其他二人是，胡風被判14年，賈植芳被判12年。
判刑之後半年多的1966年8月，天津市法院曾宣布過對阿壠「予以提前釋放」，卻並未執行，1967年3月17日，在病痛（骨髓炎）和悲憤的折磨下，阿壠病逝於監獄的醫院中，正當年富力強的六十歲。
（三）巴金•胡風•阿壠//阿壠：「可以被壓碎 決不被壓服
最近，巴金逝世。在大陸和香港，輿論讚譽有加，好評如潮，發表在海外的評論，表面上有所貶抑，但卻顯得深刻，公允。巴金晚年在反思中，不斷懺悔，大力倡導「講真話」，主張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些話在當時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而且如徐友漁所說，「他的願望並沒有實現，他的理想仍然是我們努力奮鬥的目標。」（《繼承巴金和超越巴金》）因為今天在中國並非人人時時處處在「講真話」，可以「講真話」。
但是，巴金仍然給我們留下了許多遺憾。他並沒有與時俱進，提出更多更深刻的思想。他幾乎沒有觸動這個龐大的體制的一根汗毛，所以他成了籠中的金絲鳥。他算不上思想家。在人格魅力方面，在反對專制方面，他比起胡風集團的許多人員來說，實在是相形見絀，難以比肩。
胡風不論是作為正面形象，還是反面形象，今天的人大多不知道。反胡風的時候，真是大張旗鼓，驚天動地，萬炮齊轟，神州地動，可是給胡風平反的時候，成了「這裡的黎明靜悄悄」，媒體無聲無息。那時，1980年，香港還沒有回歸，輿論還比較自由開放，對胡風報導比較多。其中《中報》的《關於胡風》云：
胡風死了，如果魯迅在天之靈有知，我肯定他是最悲痛的一個。
胡風死了，他是中國現代文人蒙難史中，悲劇色彩最濃的一個。
胡風的一生充滿了缺點，他自信，孤傲，甚至有些過敏和猜忌，但他又是中國現代文化人中，最堅韌、最勇敢的一個！有幾多文人能看清真理後，至死不回頭的？有誰能夠忍受單身監禁三十年－－其間又屢傳將被處死的消息－－而信念不變的？我認為，除了胡風，再難舉出他人了。
……
在中國現代史上，勇於講真話而不惜以生命抗爭的文人是不多的，大陸將來要樹文人紀念碑的話，我堅信，胡風決不會沒有的。
（轉引自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
比起胡風來說，巴金就算不上「勇於講真話而不惜以生命抗爭的文人」了。胡風則不同，阿壠也不同。
非常幸運的是，阿壠留下一篇遺書。那是為自己抗辯的文字。他向那個神聖不可抗拒的偶像昂然不屈地宣布：我「可以被壓碎，決不被壓服」。
請讓我全文轉錄如下：
審訊員，並請轉達：
這份材料，是由於管理員的提示而寫的。其中的話，過去曾經多次重複過，不過採取的形式有些不同而已；事實還是事實，還是那樣，沒有產生新的東西。但管理員提示，可以反映上去，推動問題的解決。這當然好。
我還需要說明：一，這份材料，是一份內部材料。二，為了揭露事物的本質，為了指出事實真相，為了說話避免含糊，我不用避忌隱諱，單刀直入。這點請諒解。
首先，從根本上說，「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全然是人為的、虛構的、捏造的！
所發布的「材料」，不僅實質上是不真實的，而且還恰好混淆、顛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駭人聽聞的。「材料」本身的選擇、組織和利用，材料發表的方式，編者所做的按語，以及製造出來的整個氣氛，等等，都說明瞭、足夠的說明瞭「案件」是人為的。現在，我坦率地指出：這樣做法，是為了造成假象，造成錯覺；也就是說：一方面歪曲對方，迫害對方，另一方面則欺騙和愚弄全黨群眾，和全國人民！
因此，我認為，這個「案件」，肯定是一個錯誤。
就像巴西政變當局一樣！就像「松川事件」一樣！但那是資產階級政權，那是資產階級政客。
如果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也暗中偷干類似的事，那它就喪失了無產階級的氣息，就一絲一毫的無產階級的氣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無產階級政黨了！
何況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並非敵人。即使是打擊敵人，也應該用敵人本身的罪過去打，不能捏造罪名，無中生有，更不能顛倒是非，混淆黑白。
在「材料」中，歪曲事實真相的地方並不是個別的。其中的一些，本身就含有明顯的矛盾點，如果有人細心觀察，這些本身已經暴露的矛盾是不難揭露的，因為，人是並不厲害的，事實才是真正厲害的。因為，事實有自己的客觀邏輯，事實本身就會向世界說話。因為，事實本身是歷史的客觀存在，它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哪怕是一個一時巧於利用了它的人的意志，對它，到最後也是全然無力的，枉然的。歷史就是這樣告訴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樣告訴我們的。國會縱火案不是已經破產了嗎？！……
謊話的壽命是不長的。一個政黨，一向人民說謊，在道義上它就自己崩潰了。並且，欺騙這類錯誤，會發展起來，會積累起來，從數量的變化到質量的變化，從漸變到突變，通過辯證法，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自我否定。它自己將承擔自己所造成的歷史後果，再逃避這個命運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蓋事實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樣。
舉兩個具體例子：
第一個例子，我給胡風的一封信，內容是反映國民黨決心發動內戰，在「磨刀」了。我反對的是國民黨，蔣介石，關心的是共產黨，左翼人士。就是說，為了革命利益，我才寫這封信。
但「材料」卻利用這封信的灰色的形式，當作「反對」共產黨、「支持」國民黨的東西向人民宣告了！這是可恥的做法，也是可悲的做法。
第二個例子，胡風回覆我的信，打聽陳焯這個人的一封信。在這封信的摘錄後面，編者作了一個「按語」，說胡風和陳焯有政治關係，現在被揭露了云云。這顯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騙！別的解釋是不可能的。
如果按照編者的邏輯，胡風和陳焯顯然有什麼真正的政治關係，那胡風為什麼不直接給陳焯去信而這樣向我打聽呢？為什麼在前一封信中胡風還把「陳焯」這個名字搞錯為「陳卓然」呢！？為什麼你們所發現的「密信」不是陳焯等人的信，而是像現在這樣的東西呢！矛盾！矛盾！
關於這些「材料」等等，現在沒有必要，也沒有心情來做全面詳盡的敘述和分析。只有作為例證，要點式的指出一兩點也就足夠了。
正因為我肯定這是迫害和欺騙，五八年以前，我吵鬧過一個時期。而且，直到現在，我還仍然對黨懷有疑懼心理（所謂「德米特里」心情，見契訶夫小說《第六病室》）。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壓碎，但決不可能被壓服。
但由於時間過長，尤其是近一、兩年間，我對黨的信念，又往往陷入動搖。
從1938年以來，我追求黨，熱愛黨，內心潔淨而單純，做夢也想不到會發生如此不祥（原文如此）的「案件」。當然，我也從大處著眼，看光明處。但這件「案件」始終黑影似的存在。我還期望著，能夠像1942年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整風的結果那樣，能夠像毛主席親自解決問題那樣，最終見到真理，見到事實。只有那樣，個人吃了苦也不是毫無代價。
整個「案件」，就是這樣一個主要矛盾，基本矛盾。
我的心情，如同行星，圍繞著這個矛盾中心而旋轉。
這是一個錯誤。但相對於黨的整個事業和功勛而論，這個錯誤所佔的地位是很小的，黨必須拋棄這個錯誤。
所以，最後，我惟一的熱望是，通過這次事件，能夠得到黨和同志們的諒解和信任，得到喜劇的收場。
陳亦門 1965年6月23日
這篇抗辯文字寫在被捕10年後。雖然他極力為自己做無罪抗辯，但是仍然被判刑10年。但是今天讀來，其擲地之聲，仍然鏗然鏘然，砰砰作響。
「謊話的壽命是不長的。一個政黨，一向人民說謊，在道義上它就自己崩潰了。」
「國會縱火案不是已經破產了嗎？！」……
40年前，在共產黨的監獄裡，一個欽犯，敢於說這種話，應該是真英雄。
這份抗辯書因為感動了審判員，所以才保存了下來，但是未能上達天聽。
至於阿壠的收場，是喜劇，還是悲劇，還是悲喜劇，還是喜悲劇？誰能說得清？！
（四）一言九鼎與一言不頂
關於阿壠給胡風的那封傳送情報的信件，到1980年，由公安部給黨中央的複查報告中做出結論：
「阿壠給胡風信列舉蔣的軍事部署，後言是膿總要排出，說是反共的，其實是阿壠說的話是報告當時蔣在準備發動內戰。根據後來阿壠送情報等，阿壠、胡風的申辯是合乎情理的。」
根據廖夢醒、張執一、鄭鍈、蔡幟甫、胡風等人以及阿壠自己的證詞和申辯，早在案件初期，公安部門就已經完全搞清楚了阿壠的無辜和他對革命的貢獻，甚至周恩來也對定阿壠為「反動軍官」「國民黨特務」提出了異議。但這一切均由於最高領導早已定了調，而未能改變阿壠的命運。
從阿壠的遭遇，我們不得不問：如果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法治國家，如果憲法能夠保護人民的基本權利，如果人民的權利有基本的制度保障，甚至於退一步說，如果中共中央政治局或人大常委會有一點點民主，有一點點權力，那麼會因為一個「最高領導」的專橫獨斷一言九鼎造成這種貽笑千古的千古奇冤嗎？
我記得，我聽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大報告，報告人是一位級別很高的軍隊領導。他說，胡風的信件起先周恩來讀過，沒有發現問題，後來是毛主席讀後才發現的。那麼，周恩來為什麼沒有嗅出其中「反革命」的氣味呢？是他的政治嗅覺失靈了嗎？否，原因並不複雜，因為胡風、阿壠這些人的根底他都清楚。他對於這些白皮紅心文人的語言、心態、處境非常熟悉。他們都是可靠的革命者，是可以信賴的中共情報人員。用中共習慣的交際範式去解讀他們之間的信件，自然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了。
但是，當時最有權力、也最有責任為阿壠辯誣的人周恩來，對於曾經在他領導下從事情報工作的阿壠，受到如此顛倒黑白的誣陷，竟然對於昏君暴君毛澤東的錯誤一言不頂，沒有挺身而出予以證明、澄清、糾正，實在是表現了工作的失職和人格的卑污。但是我們首先要譴責的是這樣一個野蠻邪惡的反民主制度：哪個領導敢於保護下屬，哪個校長敢於保護學生，就把他一起打倒，所以五十幾年間，沒有出現蔡元培，沒有出現傅斯年。
周恩來一向以嶔崎磊落、儀錶堂堂的氣質展示在世人當中，被稱為人民的好總理。但是在毛澤東的面前，他卻是俯手低眉，逆來順受，一副猥瑣卑微的形象。解放後，反高饒、反潘（漢年）楊（帆）、反胡風、反右派，其中有很不少的人，一批批，都是三四十年代在周恩來親自領導之下出生入死幹革命的精英，但是都在劫難逃。周恩來理應為他們證明清白與忠誠，但是他無所作為，退避三舍。例如山東大學的第一任校長華崗，是一位著作等身、為人正直、作風民主的高幹，曾經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為中共奪取全國政權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解放前官至中共上海市工委書記。他在陷身莫須有的牢獄之災後，一不認錯，二不向周恩來求救，直至瘐死獄中。周恩來對於這些為他效過犬馬之勞、陷身政治運動的老部下，他從不伸出援救之手。明哲保身至此，反而賺得了「保護幹部」的美名，未免有點滑稽。
（2005/11/9於山東大學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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