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厕所“高峰时间” 摄影/叶健强 广州 1991年
一年一度的春运，急切的生存心理，人口在同一时间大量流动，产生了中国特有的民工潮。如此拥挤的如厕场面，让人可以想见打工者乘火车时的混乱。跑在最前面身着旧方格上衣的（袖口已磨毛了边）女孩尽管满脸欣喜，但严酷的打工现实已不像她们想象的那么浪漫，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沿海省市对劳动者的需求量不断上升，一些不满足原有土地回报的农民开始到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捞世界”，最终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在广东，甚至曾上演过80万民工滞留广州火车站的惊人一幕。1991年，春节刚过，南下的民工就已如同潮水般地涌入广州火车站，女厕为此“爆棚”，为了上趟厕所等上个把小时是常有的事。
正值春运高峰期间，广州火车站的民工连上厕所都造成了拥挤。跑在最前面的女孩子脸上挂着欣慰的笑容，她好像随时都要冲出画面。
西部买妻 摄影/文/马宏杰 2000-2001年
正民在家排行老三，3岁时得过小儿麻痹病，左手和左腿留下了行动不便的残疾。从他十八九岁的时候起，母亲就开始给他物色媳妇,我也是从那时开始跟着他到农村去拍照片，没想到这一拍就是十几年，走了无数的村庄，见过的姑娘不少于“一排”，花了数万元的积蓄。1998年离村子不远的一个乡村中有人给老三介绍了一个从小得过脑膜炎、留有后遗症的憨姑娘，哪想到这位憨媳妇就是不和他同床睡觉，用了各种方法也不见效，在结婚满一年的时候，老三终于提出了离婚，一段不幸的婚姻到此结束。
2000年的一天，一位从宁夏嫁到洛阳新安县乡村的媳妇再次给老三当起了媒人，说只要肯花钱，保证给老三娶个媳妇回来，已经60多岁的母亲动了心。于是由当地媒人领着先后3 次前往宁夏招媳妇。由于我的特殊关系，得以贴近拍摄到了婚姻也是一个残疾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看到了另一层面人的生存方式，看到了心酸、无奈、幸福、渴望及改变命运的方式。
2000年11月1日下午3时30分，我们一行5人登上了上海至银川的1397次列车。经过16个小时的旅途，早上7时我们到达宁夏的固原县。固原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是宁夏西海固的一个组成部分（西吉、固原、海原统称西海固地区）。我们中午时分终于到了大湾乡绿塬村媒人的娘家。下午我跟着媒婆和她妈妈带着老三前往10公里外的女方家去相亲，女方年方18，也是一个从未上过学的女孩子，家境贫寒。二位媒婆忙着向她的父母介绍男方的情况，是媒不是媒，全靠媒婆的嘴，经简单的相互认识，女方父母同意了这门亲事，约好第二天来谈价格。但是由于彩礼价格原因和在付钱方式上双方有很大的差异，我们虽然几经周折，这门亲事还是没有成功。
之后我们便和老三转到开城乡，几天之内先后见了几个年龄从16岁到18岁的当地姑娘均告失败，人家媒人都说老三的命硬不好找。9月17日已经是第8天了，眼看事情一个个都黄了，便和老三踏着大雪赶回了固原县，乘两点钟的火车返回了洛阳，第二次招亲失败而归，花费2000多元。
2001年2月4日，立春，这次老母亲不顾自己的年老体弱，带着老三和本地的一个媒婆第3次前往固原县，发誓这次一定要把媳妇娶回来，固原这次接应的媒人是媒婆的兄弟，2月12日，老三打来电话说，媳妇已经基本说成，如要拍照片最好快来，并且请他嫂子一起去，准备接媳妇回家。
2001年2月13日我和老三的嫂子第3次登上了北上的1379次列车，下午两点我们才急匆匆赶到了这个名叫大疙瘩的村庄，一进村就看到老母亲在村口焦急地张望，当我们的车停在她的身边，看到我们时她泪流满面，哇哇大哭，哭着说：“又不行了，给人家掏了1万5千块钱，人家还不答应，你看这可怎办哩？上来3次了都没把媳妇娶回来，回去了村里人说起闲话来多丢人哪。”
第二天一早老三和嫂子便将当地的几个媒人统统赶走，下午两点钟又将疲惫不堪的老人送上了火车让她先回洛阳，我们又回到了开城村，到媒婆的妹妹家想再做最后一次努力。我们在这个人家住了3天，等待着周围媒人为老三介绍媳妇。
这种来宁夏招妻的现象，十几年前，甚至更早就有，自然条件好的地方有很多人前来这里招妻，他们多是在当地找媳妇有困难的残疾人，年龄大的、相貌丑的或着是二婚、三婚的。这里的姑娘多嫁到河北、河南、山东、内蒙、天津、北京等地。人的生命有时就像一粒种子，随风飘落在什么地方都得生根发芽成长，哪怕这种生长有时是扭曲着的。恶劣生存环境中的人们想要改变生存条件，惟一选择就是迁移到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去，现在还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想地做到，所以对这里的姑娘来说远嫁就是惟一的出路。家里既得到了经济补偿，自己又改变了生存环境，应该说是件好事。对男人们来说，挣钱娶媳妇成家传宗接代是天经地义的事。挣扎在贫困边缘的人，他们会抓住每一个到来的希望。这种希望有时是不能用正常的伦理道德去衡量的。
2月16日媒人跑了一天，带来的姑娘都看不中老三，看来是山穷水尽了，老三很失落。回家后的老人打来电话说曾经有泾源县新民乡的3个人要饭到洛阳时，老人曾招待过他们，他们也答应老人为老三在当地找个媳妇，现在他们回信说让去找他们并留了电话，于是当天便和泾源县的媒人禹全得取得联系，他说没有问题，请我们尽快赶到他那里。
等到9点多，第一个媒人准确说应叫媒汉禹全得才来和我们接头，禹全得在当地就是以说媒为收入的人，在当地如果说一个媒，媒人的收入一般可得酬金600元左右，对当地人来说一年如能说成几次媒，在当地也算是高收入者了。我们跟禹全得到了姑娘家，见到了这位上过一年小学年方19岁的姑娘禹香玲。香玲家中一贫如洗。香玲和老三见面半小时后便同意了这门婚事，之后便是大人们商量着要多少彩礼钱的问题。香玲他爸出口要1万3千元，而老三与嫂子压到1万1千元成交。
2月21日早晨，老三带着他的媳妇回到了家中，22日家中宴请宾客。
4 月份，村中又有一位无双臂的男孩从宁夏固原县开城乡带回了一位姑娘成了亲，对姑娘来说生存环境的改变将会使她摆脱恶劣贫穷的生活，对男方来说娶到了媳妇，生活和幸福虽付出了金钱，但毕竟是他们完整生活的开始。近日，新民乡香玲的父亲又打来电话说那里还有两位姑娘想远嫁到这里，请老三尽快帮她们联系愿意娶亲的人家。
摄影/徐晋燕 云南 1991年
一盆浑水，一个凉水澡，四周众人熟视无睹的打量，画面上身处边远小煤窑上的矿工，对生存底线的要求显然比平常人已降格了许多，为了生存，他们别无选择。洗澡矿工的左边，一个背煤人在吃力地撑着身体走出狭窄黢黑的井口（工作环境的恶劣由此可见一斑），在他俩中间则站着一个即将下井的浑身煤污的背煤人，在工友爬出井口之前，他还能背着空篓再歇息片刻。
云南的东北部产煤，分布广、煤质好、开采容易且方便，向来被称为燃料基地。靠山吃山，有煤就挖煤，煤矿是这里最常见的产业。除国有的煤矿外，这里还有许多集体和个体开采的小煤窑，工作的环境简陋得令人吃惊。矿工们大部分是来自昭通、会泽一带的贫苦农民，为生活所迫，不得已从事了这项危险的职业。
在城市的边缘舞蹈
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一批特殊的“艺术团体”－－他们带上简单的道具和服装，开着大篷车（通常是废旧的大卡车），游走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城乡结合部，以其特殊的表演来维持生存。
其时，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经济变革和社会转型期，由主流群众分离出若干类型的边缘人，“流浪艺人”就属其中的一种。
我从1997年春节开始关注和拍摄“大篷车”，从潮州到鹤山，从粤北到粤西……
每到一个地方，剧团就会搭起一个帐篷或租一个剧院。观众主要是打工仔和当地的农民。只要花上5元人民币，你就可以看一场完整的演出。
演出内容包括歌舞、魔术、气功和杂技等。但这些并不能成功地引来观众。于是剧团就会在表演中增加一些涉及性和暴力的内容。虽然这不为中国的法律所允许，但剧团依然能活跃在那些缺乏文化生活和少有政府管制的地方。
演出的收入虽然不高，却是“演员们”在家务农的好几倍。当然同男演员相比，女演员们的演出更受欢迎。原因就在于她们是女人。她们的表演相当大胆，就算没有受过专门的表演艺术训练，但观众们也很少是冲着表演艺术来的。
团员大多是农民。他们主要来自于一些经济不发达的省份，如湖南、河南、江西等地。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这些省份的农村在经济上与外面、尤其是沿海地区有了很大的差距。既然从事农业的收入相当低，对于这些地方的农民来说，还不如组一个剧团去表演，那样既能增加收入，又可以顺理成章地离开家乡，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由于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土地和环境，他们表现出从未有过的豪放和浪漫。在这个相对保守和封闭的国度里，他们的行为改变了别人的观念也影响着自身。
“流浪艺人”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的出现既有自发的一面，又离不开特殊的社会背景。随着中国农村的不断城市化，他们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减少，不知何时，他们可能就成为某个特殊时期的历史记忆了。
摄影/王彤、石宝等 1997－2001年
这组照片从不同角度向我们展示了无论是酣睡的麦客、矿工、市民、小商贩还是农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在没有床的夜晚里度过了他们的各自睡眠。
麦客们都是农民，照片上吃苦耐劳的他们就枕着自己的包裹，和衣睡在西安火车站的地板上，出门务工的艰辛由此可见一斑。和麦客不一样的是，在高高钢架上和矸石山上入眠的两位矿工，一位睡在高空的窄板上，全然不顾危险，另一位则睡在倾斜矸石山上，繁重的工作已让他们疲惫不堪，对于他们来说，只要能睡个好觉，明天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工作就可以了，至于睡在哪里已无关紧要，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别无选择。相比之下，在交通亭下、河滩边、汽车旁和店铺门前露宿的人们就稍稍好一些。而为了避暑在河滩上睡觉的农民显然就本分多了，石头填充的纸盒就是他们安置美好梦乡的小枕头，凉爽的河滩就是天然的大空调……而在悬挂着“新疆拉条”“羊肉汤烩面”的小店门前，小店主正在三腿凳拼对的“床”上安卧，他们的店铺没有门，晚上只是用塑料帆布围拦了一下了事，在外面凉爽入睡的同时，也看店照顾了生意，小店主对此也早习以为常。另一幅睡在豪华车旁的人，显然是位穷人，他一无所有的无床夜晚与富人的豪华坐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全家人在一领凉席上酣睡，河滩上废弃的包装箱和编织袋里装满石头就成为了他们的枕头。
天气越来越热，但是，由于农村用电受限、经济过于拮据，大部分农民家庭仍然无力购买空调等电器。这四口之家为了凉快将床移到了附近的河滩上。
摄影/马宏杰 陕西米脂 2001年
2001年过年的时候摄影师马宏杰和几位影友到米脂县榆林洼去采访，恰好遇到了县支书的小姨子结婚远嫁，大年初二，早上8时一帮迎亲的吹鼓手便在新娘家院中吹了起来。新娘子打扮一新，大红色的衣服，红色的手套，胸前一朵纸扎的大红花，崭新的皮鞋，满面红晕，憨厚、朴实，有山乡的黄土气息，有传统的生活神态，也有现代变革的追求。
姑娘叫李永丽年方19，远嫁的地方离此约有30公里的山沟路，男方家在横山县党岔乡，位于榆林河畔，是黄土地上的鱼米之乡。女方陪嫁的是一辆摩托车、四条被子、两条毛毯、水瓶、衣架和箱子。
上午9时，迎亲的婆家和送亲的娘家上路，娶亲的是一辆老式吉普车，送亲的是几辆拖拉机，颠簸了3个小时才到了男方家门。在陕北有这么一个风俗，就是每一个送贺礼的亲朋好友都可在男方家连吃3天的婚宴，3天之中新郎家热闹非凡，新婚夫妻的生活也在这热闹的日子里甜蜜地开始了。
摄影/黄一鸣 海口 1993年
镜头里，四个女表演者着装暴露，从她们毫无章法的动作可以看出她们没有丝毫的舞蹈基础与知识，其中最右边的舞蹈者神情冷漠，面带疲惫，厌倦已悄然袭上了她的眼眸，而紧挨着她的舞蹈者则正自顾自陶醉在忘我的表演中，其余两个表演者显然顾及到了现场观众的情绪，动作夸张。有趣的是，这四个舞蹈者穿衣各不相同，最左边的女子甚至因陋就简，脚蹬一双塑料凉鞋仓促上阵，纵观四人的整个表演，竟连草台班子也称不上，而舞蹈者身后的废墟，似乎加剧了海口这种“街头舞蹈”的杂沓凌乱。
摄影/文/舟浩 2000－2003年
2000年的3月8日晚21点，呼啸的警车、救护车和尾随而来的大队记者冲进了济南市北大槐树附近一个小院，头戴钢盔的警察顶着刺鼻的腐臭从一间破烂不堪的小储藏室里将一个双腿严重溃烂、脚上露着白骨、不停惨叫着的孩子连人带被子一起抬进了省立医院的急诊室。10天之后，医院做出了“双小腿坏疽”“营养不良、肥胖症”的诊断，并做了双腿截肢手术。
这个孩子叫李强，13岁，然而他的噩梦并没有随着折磨了他多年的病腿一同被截断，在他永失双腿之后，一场绵延数月的官司再次像那两条病腿一样折磨着李强幼小的心灵。
李强的父亲李文平和生母赵广琴同在济南一家食品厂工作，赵广琴当时是一名普通工人，李文平顶替了父亲的工作，在厂传达室作值班员。1988年2月23日李强出生，夫妻二人惊异地发现日思夜想的儿子竟然是一个脖颈侧弯的畸形儿！李强出生后的第八天因感染肺炎住进了医院，在住院期间李强就被诊断为先天性小脑萎缩。
李强的童年是在父母无休止的争吵声中度过的。由于严重的小脑萎缩、行动不便，李强不但不能躲避父母的争吵，甚至不能举手捂上自己的耳朵；李强的发育比同龄的孩子迟缓，走路很不稳，在有坡度的地方走路总是摔跤，一块小石头也会把他绊倒。3岁的时候，李强接受了颈部的矫形手术，但手术并不成功。到 6岁上学的时候，从家到学校不到100米的路一天两个来回走下来就会摔得鼻青脸肿。就在这时，李文平夫妇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赵广琴再也无法忍受整天面对残疾的儿子和无所事事的丈夫，在无数次绝望的争吵之后她选择了离婚。不久她便和同厂的一名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同事结了婚。随着病情渐重有时李强竟会在教室大小便，万般无奈之下只得退学。辍学回家后，由于行动不便不能出门，家里的一台老掉牙的电视是李强了解外面世界的惟一通道。李强很聪明，电视上经常播放的歌曲他听几遍后就能哼唱，但李强没有一个朋友，邻居家的孩子也被禁止和他一起玩，平时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家里。一次李强独自在家不慎从沙发上滚落，由于双臂没有力量以至在地上整整趴了半天，险些活活憋死。
虽然李强患有严重的小脑萎缩，生活几乎不能自理，但他依然保持着一个正常孩子强烈的自尊心，他决不会承认自己小便失禁在屋子里便溺，他从不会主动向父亲说大便拉在了裤子里、沙发上，为了这些事情，李强不知道挨了多少次打。一次，一个过路人看到他样子可怜，就把自己咬过几口的烧饼给李强吃，出乎他的意料，李强用仅存一点动作能力的右手把烧饼丢到了地上。
李强7岁时，父亲李文平和母亲赵广琴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李强被送回临朐老家，一年之后，父亲再次结婚，王庆莲成了李强的继母，生母赵广琴也一直没有来探望。1995年的秋天，8岁的李强再次回到济南北大槐树小学重新上一年级，但半年之后同样的原因再次被学校退了回来，一再的辍学，父母争吵、离异，父亲的再婚给李强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重重伤疤，李强的逆反心理越来越强：他有意在屋子里大小便；故意把继母王庆莲给自己的稀饭撒得满地都是，偷偷把馒头、包子扔到床下任其变质发臭，把吃剩的米饭塞到蜂窝煤炉里，面对人们善意的问候，他则会报以白眼和粗话……
父亲李文平单位不景气，只有农村户口的继母也一直没有固定工作，全家人的生活全指望李文平的一点工资，一家人的生活十分窘迫。为此，父亲李文平改行当了一名叉车工，必须拼命干活才能保住饭碗，继母王庆莲也在服装厂找了一份临时工作。由于夫妻两人白天都要上班，只得把李强放在屋子外面的一间临时搭建的狭小储藏室里，中午央求邻居给热点儿饭吃。1997年底，李强的腿上开始长水疱一样的东西，由于治疗护理不当加上冻伤，李强的病情逐渐加重，双腿开始麻木、发黑、溃烂直至腿上露出白骨、全身浮肿。李强在这间不足三平方米的储藏室里呆了整整 10个月，直至警察将其救出。
在医院里，年仅13岁的李强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段日子。因为在住院的3个月中，他不仅经历了从死到生的两次截肢手术，为了出院后能过上正常生活还在其生母“不说就打死你”“判给房子妈带你过”的挟持和诱惑下对媒体和所有关心他的人说了谎，并表示要以虐待罪起诉父亲。李强的话一时间使继母王庆莲几乎成了歹毒后妈的代名词，父亲也在医院被人追打。但在住院期间，当生母赵广琴得知觊觎已久的房产所有权记在李强的爷爷名下，即使李文平败诉也无法取得房产时，态度陡变，扔下病床上的儿子，携捐赠的善款从此再没有露面。幸而，在社会各方的捐助下李强完成了治疗。
人们期待着李强能够走出这个几乎把他害死的家庭，可是依照我国现行的法律，社会福利单位只能收养“城市中无家可归、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孤老残幼、精神病人”。李强的父母均健在并且有经济来源，显然不符合福利单位收养的条件；有一家老年公寓同意收养李强，但条件是每月必须交纳800元的食宿费。可是当时李强全家一个月的所有收入也不过500块钱。出院后李强只得回到原来的家，继续和父亲生活，与先前不同的是李强搬出了储藏室和父亲、继母住在仅有的一间屋子里，拥有了一把轮椅。李强似乎也懂事了许多，开始改口叫继母王庆莲为“妈”。
摄影/谢海涛 陕西省华阴县 1999年
肩背手提十数个各式袋子的破烂王行走在陕西华阴县阳光下干净的街头，那些袋子里的物什是他用粗糙的双手从肮脏的垃圾中精挑细选来的。
除了摄影师，街头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面对人们冷漠的目光，破烂王神情坦然。的确，照片上的破烂王太穷了，穷得连个收破烂的车子都没有，一辆虚化的轿车，凸现了破烂王的别样存在－－静悄悄的街头，一切似乎早已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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