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系之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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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自三十五年冬天开始，接收人员内部的派系之争，也越演越烈。那时长春有三个派系，一个是陈果夫、陈立夫先生的系统，一个是朱家骅先生的系统，另一个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其中以陈系和朱系之间的争执较为剧烈，剧烈的程度，甚至到双方互在墙壁上贴标语对骂，在餐馆中吃饭遇到一起时，双方会怒目而视。
长春大学是由朱家骅系的人黄如今校长主持，吉林省议会议长毕泽宇先生，受到朱家骅系人马的支持。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兼中央日报的社长是李锡恩，属于陈系。吉林省政府主席梁华盛和省议会议长毕泽宇，过从较密。因此长春的中正日报也倾向朱系。
那些政治上的争执，政学系的人，似乎没有介入，因为东北行辕行主任态式辉将军，是东北政务的实际负责人。政学系的人，都位居要津，从事作官，对陈朱双方都不得罪。
那些派系之争，阵线十分分明，而且双方互相搜集对方的情报，这些内部之争，使得一些知识份子很失望，因为双方都忽略了共同的敌人共匪。至于军方人士，也未介入派系之争。但中级军官，则忙于和女学生谈恋爱，参加舞会，带女友坐在吉普车上逛街。
共匪破坏停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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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宁静的日子，过了大约半年，但不幸的日子，终于到来，在三十六年的初春，共匪军队首先破坏了停战令，开始进攻长春北部的德惠县城。德惠是长春以北的重要城巿，由孙立人所属的新一军五十师驻守，师长是湖南籍的潘裕昆将军，他率领所部，孤军奋战一周，击溃了十倍于守军的共匪，那次战役中央曾调动了陈明仁将军的七十一军驰援。记得某一个晚上，陈明仁将军自长春乘车东北上时，那辆车子挂满了霜雪，陈明仁的小胡子也结了霜，孙立人将军到长春车站送行，和陈明仁紧紧握手。陈明仁告诉记者们等候他的好消息。不过在陈的七十一军抵达以前，德惠之围巳解。
在德惠解围之后，孙立人将军和中外记者团，先后抵达德惠。笔者是随记者团赴德惠采访的记者之一。那次赴德惠采访的记者，包括北平益世报特员高庆琛，上海申报特派员赵展。我们坐了一火车之后，改乘军用吉普。在出发之前，每一位记者从第四绥靖区司令部领了一幅毡靴，一支手枪，一个手电筒，一套新的军用厚大衣。
一次危险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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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换乘军用吉普车时，巳经天黑，天空并飘着清雪，我清楚的记得，那一天的气候是零下十七度，坐在吉普车的前座上，脚冻得很痛。虽然脚上的毡靴很厚，仍不足以御寒。那次采访确是一次冒险的采访，因为败退的匪军，仍留在我们经过的公路不远的村庄中，虽然我们的车队，有一队士兵保护，但战斗随时可以发生。而且车队前后的距离很远，不能相互照顾。
车行在前不着村，后不把店的东北大草原上，远处看不见灯火，近处也看不见灯火，大地寂寂，风雪凄凄。在午夜时分，才到达潘裕昆的师部。我们到达德惠后的第一件事，是用温水洗脸，吃饭，听取潘裕昆的简报以后，就钻进带拉链的羊绒被中睡觉。第二天一早，出城去看战争的现场。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堆积起来像座小山似的人的尸体。那些匪军的尸体，冻得僵硬像似鱼巿场上的冻鱼。匪军大多穿的是兀拉鞋，其中有十五六岁的女兵，头发上扎着红布条，女兵和男兵的尸体堆在一起，因为是冻的僵尸，看上去都没有血迹。有些胆小的同业，用手挡上了眼睛，战场的四周，用一句 “尸积遍野”来形容，实在不能算过份。
记得那一天早晨，是个晴天，但寒风凛烈。德惠城内，有些房屋被炮火打得倒塌，有些地方，还在冒着一缕一缕的青烟。电线也被打得七零八落。玻璃窗的碎片，也散落到街上。但我们的士兵，却满有精的荷枪站岗。
据潘裕昆将军告诉记者团说：共匪在围城之战中，采用的是人海战术，一波倒下去，一波又冲上来，但他们的人海，最后还是抵不住火海。因此他的结论说：德惠之战，是人海对火海之战。
自然守军也有相当伤亡，但国军的尸体，巳被掩埋。清扫战场的工作，巳初步完成。军用电话线正在修复中。
孙陈计划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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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我们也在战地碰到孙立人将军和陈明仁将军，他们两人一致主张，乘机向松花江北岸进攻，直取哈尔滨。但他们的计划，受到南方方面的阻止。
那一天记者们看到了前所未见的敌人最大的伤亡，也看到共匪部队少年兵、老兵和民兵混合进攻的实际情形，因为尸积如山是最好的证明。同业们回到师部后，便开始和报社通长途电话，大家抢着报告新闻。京沪和北平一带报纸的记者也把电报发到长春，再托人转发到总社。
那一晚我们又住在师部中，但我一闭起眼睛，就想到那个十五六岁头发上扎红布的女兵的尸体，那情景到现在想来，还恍似昨日。那晚很久很久不能入睡，想到共匪的疯狂攻城，进行残忍的战争……听到外边士兵在换岗时的脚步声。
第二天我们回到了长春，连夜赶写了一篇“吊今战场记”。动笔时，似乎毫不吃力。
在那次战役过后不久，潘裕昆将军升任了新一军军长，五十师师长则由他的副师长杨温将军升入任。
那次战争，打过以后，五个月内，共匪的部队未敢蠢动。长春和沈阳两地，继续沉醉于歌舞升平中。
不过民心和士气，却逐渐低落，东北各地的人民，对于接收人员的印象，越来越坏。报纸上也开始对若干接收人员，开始攻击。不论是政治和军事，都开始走向下坡。
当时最大的毛病是军事和政治，不能配合，高级将领和中级干部脱节，中级干部和士兵脱节。军事会议，虽然不断的在沈阳和长春举行，但大家都互相埋怨，互相推卸责任。地方向中央推，第一线部队，指责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则指责第一线部队已成为骄兵悍将。
也就在那一时期，东北的流通券逐渐贬值，通货开始膨胀，东北的人民在谈话时会说：“钱毛了！”东西贵了，于是囤积居奇的情况，开始发生。人民对政治的向心力，日渐衰退。历史该向谁追究责任？于是熊式辉军成了“众矢之的”。
陈诚、熊式辉走马换将
四平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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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年五月廿一日，共匪攻陷公主岭，长春和吉林外围，突然呈现紧张。五月廿四日，共匪又大举向四平进攻。到六月三日被守军击退。十天后再度向四平猛攻，根据当时军方发布的新闻是：共匪进攻四平时，曾经驱使日俘三万多人参加战斗，共匪的指挥部中，并有一个十五人组成的苏俄代表团在内，协助共匪作战。
四平之战，打到六月二十七日，共匪把铁西区的工事碉堡，全部摧毁，并且占据了那个地区。也就在四平之战的紧张期中，最高检察署在六月廿八日下令，通缉毛泽东。
四平之战的守军是陈明仁将军所属的七十一军，在血战的半个月中，七十一军连火夫都走上火线，把民间的黄豆，用作防卫的“沙包”。
在四平之战中，辽北省政府主席刘翰东和防守司令陈明仁之间，相处得十分不好，甚至是在战火最烈，守军撤守铁西区时，没有通知刘翰东。后来在四平解围之后，刘翰东曾经向当时的参谋总长陈诚将军，告了一状，说陈明仁的部队在四平之战中扰民。刘翰东是陈诚将军保定军校八期的同学，因此陈诚对于刘翰东的话，深信不疑。当时的陈明仁则认为他受了刘翰东的害，私下表示不满。
四平解围，是六月三十日，当天自长春和沈阳两地驰援的国军，在四平会师。七月二日，国民政府明令嘉奖四平守军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及其部队，并优恤死伤军民。又过了两天，国民政府的国务会议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四平之战结束后，长春和沈阳两地的记者，分别由军方派飞机送往四平采访。笔者随长春记者团飞抵四平时，飞机降落后，所看到的是一缕一缕的浓烟，从大豆包中冒出；所嗅到的是人的尸体臭气。那是陈明仁从地窖中走出后的数小时。因为他的指挥部就设在一个地窖中。那时他尚没有时间，剃剃长出很长的胡须，所以新闻记者就以他的胡须作为拍照的对象。
断井颓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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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仁为长、沈两地的记者团举行了简报之后，并陪同记者们到铁西区视察，整个铁西区，几乎全部毁于炮火，陈明仁当时曾经表示：这座孤城，得以保存，守军是以寡击众，完全是如兵法上所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
那一天陈明仁留记者们晚餐，仅有一道菜，是猪肉炖黄豆。陈明仁不断的用筷子把菜中的猪肉，向坐在他身边的记者们的饭碗中挑。他并且说：大家来的快了一点，没有什么蔬菜来招待宾客但却可以看到若干战场上的真实情况。
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陈明仁的司令部。由于大部份通讯设备被毁，仅有一条电话线通长春和沈阳，大家约定当天晚上，不发电报和电话，但结果还是有两位同业，偷偷的和通讯连的一位连长联络好，在午夜十二时过后溜出去和自己的报社通了电话。
第二天长春的记者团，又在缕缕的浓烟，和人的尸体的臭气中，飞离四平，当飞机在四平上空绕飞一周时，从机窗向下望去，真是一片断瓦颓垣，景象十分凄惨。
当然这次我们又看到一堆一堆的共匪军队的尸体，也看到了受伤的俘虏，以及我们自己的伤兵。不过辽北省府主席刘翰东，没有和记者们见面，因为当时军政双方，依然在斗气。
四平之战，较诸同年春天德惠之战，打得更为激烈因为德惠之战，仅历时一周，即告解围，而四平之战，则打了半个多月。军方在当时为这两次重要战役所下的评语是：德惠之战，是共匪试探性的反扑，四平之役则是反扑的正式展开。四平之役后，东北国军，便处于被动的状态。
陈诚接替熊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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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四平之战后，中央才真的感到局势严重，因而打出一张王牌，那是三十六年八月廿九日任命参谋总长陈诚将军兼东北行辕主任，来接替熊式辉将军。在陈诚的新职发表以前的半个月，中央先宣布：东北的军政统一，将东北保司令长官并入行辕，司令长官杜聿明将军执行辕副主任，陈诚将军也兼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陈诚将军到任以后，特别注意整饬军队风纪，他不重视地方武力及游杂部队的观念仍然未变。在当时他对于新闻记者，也不具有好感。他在未就任行辕主任以前，以参谋总长身份飞沈阳视察时，便下了一个条子，把军闻社沈阳分社的一名记者，押解回南京法办。原因是那名记者发错了一条军事新闻。陈诚将军兼任行辕主任以后，看到了一批着军装而不戴阶级的记者，常追随在他的前后，采访新闻，他对于这批服装不整的记者，颇为恼火，于是又下了一个条子：新闻记者不得穿着军装，而且这道命令，十分有效。长沈两地记者的军装，都被军方收回，。一直到卫立煌将军接替陈诚将军之后，记者们才又重新穿上了军装。
陈诚将军那一年刚刚五十岁，他在沈阳停留了整整半年，但终于未能扭转危局。在他的任期中，共匪曾经连续发动了四次攻势，一度且曾向沈阳作试探性攻击，但都被击退。
当时陈诚将军在政治上，做了几件重要的事，其中包括裁并骈枝机关，限制东北的资金流向关内，调节物资和稳定物价。三十六年十二月，他的胃疾发作，仍在病榻上指挥军政事宜。一直到三十七年二月，中央派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陈诚才返回南京转赴上海，割治胃疾。
东北人民给与陈诚将军的评语是：他居官清廉，敢做敢为，肩膀有担当。他很爱让人民，但对文武官员，约束得很严，可惜的是对于扭转局势，似乎也无能为力，颇有大厦将倾，一木难扶的模样。当然陈诚将军那时正在壮年，刚愎自用的性格，也特别强，不过他忠党爱国，没有私心，一心一意想把事情做好，也是人们所公认的事实。
孤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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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年夏秋之交，长春市长赵君迈，回到南方，那年八月，孙桂籍接任长春市长，那时孙桂籍还不到四十岁，他常和新一军的师长文小山以及警察局长乐干，到长春郊区视察工事。大事局虽然不好，他工作得倒是满有劲的。他和中央社长春分社主任刘竹舟也有私交，在公余之暇，也常常跑到中央社去聊天。长春市民，觉得他的最大长处，是没有官僚习气，真正想做点事情。
当时的长春市，是一个省辖市，受吉林省主席的指挥监督，但她的重要性却行政院的院辖市。
那时长春的内部，虽然很平静，但除了吉林长春间的交通，尚能维持以外，事实上全城正陷于孤立中。那一年夏天，梁华盛将军，曾经邀请长春各报记者和京沪平一带驻东北特派员到吉林的省会永吉参观。梁将军除了为记者举行简报外，并陪同记者们游吉林北山，看大地荷花池，访问八百陇的长白师范学院。
那时候军人出任省主席，尚无“外职停役”的规定，所以梁华盛总是穿着他的两星中将军装。当时他成立了吉林省工矿联营处，省府的行政效率也很高。他也常倡导“府会一家”。那就是说省政府和省议会，该合作无间。
三十六一整年，对长春而言，虽然外围紧张，但内部的情形尚稳定。当时孙立人将军，己调往沈阳的长官部任副长官，不久他就到台湾凤山，训练新军。长春的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则由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兼任，同时把李鸿的一个师，扩编为新七军，成为防守长春的主力。
宋寿椿和“皇宫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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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长春地区另一位军方重要人士，是空军上校宋寿椿，因为当时他是空军长春站的站长。空军总部，于三十四年冬在长春地区，成立第十四地区司令部，到三十五年七月间结束，由钱国勋上校任留守处主任，实际业务，则交由长春站处理。长春空军站所主管的业务，以空运为主，长春地区本来有两个机杨，一个是大房身机场，另一个是宽城午机杨，已经不能用，于是宋寿椿在日据时代溥仪做“皇帝”时的“皇宫”，另修了一个小机杨，他为它取个名字，叫“皇帝机场”，专作L5小型机起落之用。L5机仅能乘坐三人，是小型联络机。“皇宫机场”在后来大房身机场也被共匪占据时，是当地最后唯一的一个小型机场。
宋寿椿当年刚刚三十出头，他爱和新闻记者做朋友，一有工夫，他就自己开吉普车到中正日报来接我一道打网球。他有时甚至强迫式的要笔者放弃其他工作，拉着骼臂坐上吉普车，开往网球场。
但在他做站长的那段期间，我也送走了许多朋友，自长春飞往沈阳。现在在内政部民政司担任科长的刘胜超，就是宋寿椿在一张纸条上批上“特准”两字，自长春飞往沈阳的。
三十六年底宋寿椿被调回第一军区司令部担任飞行科长，钱国勋也被调回第一军区任第四处处长。长春站的业务由副站长王丕绩中校代理，那时的军事情况，已愈来愈坏。有许多人准备离开那座危城。那一年冬天，长春的燃料缺乏，各机关多以豆饼，作为火炉的燃料－豆饼系榨豆油所余之豆粕，成饼状，大如卡车之车轮，地方人民，用为牲畜之饲料－用以取暖。但城内的粮食，尚不缺乏。
吉林被围十八天
三十六年十月十二日起，共匪开始向吉林进攻，并完成了包围态势。吉林的守军，正是不久前刚刚被云南省主席卢汉宣慰过的云南部队六十一军。那支队伍，当时的士气很高，防守严厉密，而且不大虚发子弹。
共匪在东北地区，所采用的战术，一直是围“点”打“援”，所谓围点，就是围住一座城池。所谓打援，就是埋伏下兵力，截击援军。同时他们善用“口袋战术”，等国军孤军深入袋形阵地中，他们就包围上来。正因为如此，所以吉林省会永吉被围困时，自长春、四平两地驰援的国军，在试探中前进驰援，到了吉林被围的第十八天，长春四平两地的国军，才在吉林会师。
在吉林被围的一段时期中，长春的中正日报，常有极其确实的独家新闻发表，而那些新闻，多是梁华盛将军在长途电话中，自己讲给总编辑张知挺的。
不过在当时，战况愈紧张，报纸的销路愈好，吉林围城时，中正日报的销路，直线而上。但张知挺却说：他宁愿报纸垮台，也希望吉林之围，早日解除。
吉林解围之后，梁华盛来过一次长春，也到中正日报的董事长办公室坐了一下，对中正日报的表现，也多所鼓励。那时中正日报比省府的机关报吉林日报办得确实高明得多。惟一差劲的就是报纸的标题常有广东句法出现：例如称“抵达”为“抵步”……因为编辑部的班子，百分之九十是广东籍的总编。
当然吉林省政府中，也有许多广东人，那些追随梁华盛将军的广东人，在吉林和长春一带，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怕冬天，怕下雪，怕吃高梁米饭，也怕吃面食。所以后来一有机会，中正日报中的广东编辑，便想请假，回广东的中正日报工作。
沈阳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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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把话题再回到长春。三十六冬天的长春，是在宁静而肃杀中度过。那年冬天，共匪林彪的第四野战军部队，自松花江南下，绕过春长，直扑沈阳。当时共匪的行军方法是昼伏夜行，以避开国军飞机的空中侦查。共匪的部队，也不结营，他们专住民房，对新窃据的农村，既不清算，也不斗争，而且呼农民为老伯。部队开走时，替农民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用虚伪的手段来骗农民纯洁的感情。但等他们一站稳脚步，清算斗争，立即展开，等人民觉悟到共匪的作法是“嘴甜心狠”，“先甜后苦”的那一套时，已经为时太迟了。
三十六年冬天，共匪就是用嘴甜心狠的手法，骗过长春以南的农民，昼伏夜行的接近沈阳。那一年的十二月十九日，沈阳外围，突然发生激烈战，十二月廿五日，共匪猛攻沈阳以南的新民和彰武等地，陈诚将军曾调华北剿匪总部傅作义的部队空运沈阳增援。北宁路上，也兵车辘辘，军运频繁。
那时也就是陈诚将军，在病榻上指挥军事调动的时期。在当时中央政府也下定决心，保卫东北。但毫无疑问的是国军所占领的地区是城市，是点，而共匪所盘据的地区是乡村，是面。正符合了共匪所推行的以乡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他们的部队使用的是轻装备，而我们的部队在行军时，要挑着大锅、餐具，以及粮草。
市政府的应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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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政府所作的应变能力，不是准备如何武装民众和共匪进行一次巷战，而是替各级官员，填写假的身份证，盖上真的市政府印章，每位新闻记者，也发给一张假的身份证。市政府在发假身份证时并郑重说明：是给大家作为逃难之用，使共匪在进城后，无法根据身份证逮捕公教人员。同时把市政府保留的户籍册，也先行烧毁。这些作法，都是一些失败主义的作法。但在当时，没有人提出异议。
人们的脑海中所想的是怎么逃难，如何能搭上飞机，当地居民，把“接收大员”，称为“劫收大员”，以发泄胸中的愤怒。事实上那些人民都是爱国而且反共的。甚至有人翻出旧帐说：九一八时候，官员们把人民丢下跑了，让他们受了十四年的异族迫害，现在共匪还没攻城，而大官们却已作逃走的计划，又把他们丢下，任由共匪宰割。
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感情显得特别激动，我每次到长春大学和青年训导班上课时，学生们都要求，替他们分析时局的发展。他们并且表示：在抗战时期，他们没能为苦难的国家尽点力，这次在剿匪之战中，他们倒想替国家流一些血。但是他们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国家的事，似乎没有人管。
面对那些纯洁的灵魂，我实在找不出一句话，来安慰他们。但却觉得这批大孩子，十分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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