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占山将军愤愤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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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战命令下达后，最抱不平的是东北的老将马占山将军。记得我在停战令下以后。到马占山的公馆，去看他时，他右手端着一碗蛤蟆油，很激动的说：我反对停战命令，我反对马歇尔的这项决定，其他你所要问的问题，你随便写好了！我相信你写的会比我说的更好。那一天他表情十分激动，托着碗的手，微微发抖。然后他一会从一个沙发上站起，坐到另一个沙发上，一会再回原座。他的短髯，已经竖了起来，他说东北人民，已经苦了十四年，他们不能再受共匪的蹂躏，我们该拯救他们，因为那些住在松北平原的人民，也是黄帝的子孙。
马占山那天穿的是便服，头带瓜皮小帽，他的两眼，炯炯有神。那一年他大约已超过六十岁，但是他说：如果国军能把他空投在哈尔滨以北地区，他仍愿号召家乡子弟，编组游击队。在东北和共匪一决雌雄。
在那次谈话中，我了解了马占山何以被称为民族英雄，何以在九一八以后，他能在东北北部地区，和日军一拼，并轰轰烈烈的打了几次大仗。当时我的感觉是他的宝刀未老，豪气犹存。
现在让我把问题再回到五月二十三日，国军克服长春的当天的情形，那一天杜聿明将军的参谋长赵家骧，在他的办公室中，接见了五名往访的记者，他当时就预言，国军收复东北全境，有绝对把握，但他所怕的不是松花江以北匪军部队的抵抗，而是怕调人马歇尔将军，压迫国军，不得继续前进。不幸的是那些话在半个月后。被他言中。
我更能清楚的记起，五月廿三日当天下午我在长春第十四地区空军司令金恩心沈阳的家里，访问金氏时，他对当时的局面，也表示忧虑，他说：他急须飞往长春，因为长春以北地区的战斗，须空军侦察支援。我们需要速战速决，否则军调部的停战令一下，便给予共匪一个喘息机会。同时他告诉我，四一四的那次长春防卫战，刘德溥将军指挥的东北子弟兵七千多人，能够和四万多匪军打了四天，足以显示东北子弟，保卫国家的战斗能力。他也想到他的参谋长曹志瑚在那次战役中被俘，他十分怀念。
金恩心司令，在四一四战斗以前，曾指挥空军运输机把刘德溥的部队，自北平运到长春，他在长春时，就曾坦率的告诉过我，我们运到多少部队，苏俄红军，都纪录的清清楚楚，有多少弹药，他们也纪录的清清楚楚。
金恩心是东北人，他在东北行辕进驻长春后不久，即在长春成立了第十四地区空军司令部，苏军自长春撤退时，他奉命飞沈阳述职，留下了他的参谋长曹志瑚代理他的职务，后来因为长春战起，飞机无法降落，他只好停留沈阳待命。
国军接收后的长春
有家归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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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夏天，我离开沈阳，搭中长路火车赴长春。那时所有到东北工作的新闻记者，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都发给一套美式装备的军装，仅是上衣上，不挂阶级，其他的一切和校级军官，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坐火车，也不必买票。而且受到相当的礼遇。那是国军出“山海关”后的黄金时代。当火车停在每一个小站时，穿军装的人，购买食物，小贩都自动减价。──是出自内心的对军人尊敬──不过当时车行得很慢，沿路都有“交警总队”的士兵荷枪站岗──当时的交警总队，是一个特殊兵团，都着军队服装。
六月的东北农村，高梁还没有达到“青纱帐起”的程度，从火车上眺望铁路两旁的人家，烟囱上冒着缕缕青烟，在田里工作的农民们吸着旱烟袋，看着火车来了，直直腰露出一些笑容。予人以一种宁静闲适之感。那是一种经过“兵荒马乱”以后，迈向“太平岁月”的景象。
我自六岁时，从山东的蓬莱大水坡“下关东”，由孩童时代起，就在辽南平原长大，对于那里的黄土地带、高粱地和大豆田，王瓜架，石头砌成的庭园、特别熟习。我的母亲，也就葬在辽南的一个小村庄中，我家后园的白杨树下。所以在搭车赴长春途中，感慨也特别多，回忆童年时代的往事，不禁热泪盈眶。但在当时，我却不能回家，看看我的老父和二哥，以及童年时的游伴，因为我家的村庄，在一个偏僻地区并没有国军驻守，共匪的正式武装部队，时常出没。不过在车厢中，我的脑中，一直出现我住的村庄南边的桃花林，当春天到来时，开得漫山遍野的花海。在春雪溶化时，青草从地层上长出来，一片绿意，还有毛茸茸的毛菇杜花，秋天的山梨红，野生的欧粒儿，牛群和羊群，还有秋天的雁阵，山神庙的钟声。那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外面流浪久了，就是想吃自己家井水煮的高粱米饭和山东煎饼。就是想嗅一下那里大地的土香。追回童年的那一段日子。
一个怀乡病患者，一个离家多年的孩子长大了，但所遇到的 是一个离乱的岁月。一路上想了很多，在火车到达长春时，巳是黄昏时候，巿内一片灯火。
不欢而散的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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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随吉林省政府撤退，离开长春，仅三个多月，但这回所看到的情形不同了，在那里巳经没有一个俄国兵，我们三月间撤退时，长春正是冰天雪地，回来后正万木葱笼。一切充满了希望和青春的生命力。
这一次我住在“军民联谊社”，也是军方的一个招待所。那里边住了许多军官和二三十名新闻记者。过去俄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的司令部，已改为孙立人将军的第四绥靖区司令部，长官部在长春有一前进指挥所，由郑洞国将军负责。郑洞国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副长官，另一位副长官是梁华盛将军。当时梁华盛巳被中央发表为吉林省政府主席，但仍兼副司令长官，那年他才四十岁左右挂着中将官阶，真是威风凛凛，英年得志。这位少壮派将军和郑洞国将军，孙立人将军，廖耀湘将军，是当时长春的“风云人物”。梁将军主持吉林省政后，长春驻军曾为他举行一次庆祝晚会，那一晚，长春的名媛仕女，都参加了那个规模很大的晚会。晚会开始后，梁将军应邀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给与我印象最深刻的两句话是“华盛是来做事的，不是来做官的”。在演说之后，接着是舞会开始，一时衣香嫔影，交换舞伴，在玄黄的灯光下，在乐声悠扬中，使每个人都陶醉在年轻女孩的柔情蜜意中，当乐队高奏“香槟酒气满场飞”，舞伴们并行向前迈步时，突然在一个角落上，掌声大作，一个青年人站到舞池中央，激动的发表演说。他首先说：“今晚看到这样盛大的舞会，衷心至感激动，他的良知告诉他，他必须在这个时候，说几句扫兴的话。
接着他痛哭流涕的说：东北同胞沦陷于日本军阀的铁蹄之下，已经整整十有四年，受苏俄红军蹂躝也已九个多月，在悠长的岁月中，同胞们天天盼望中央政府来接收。现在我们来了，我们该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抚揖流亡，慰问父老，但是我们现在却在这里跳舞，享受醇酒美人之乐，这样我们能对得起苦难的东北同胞吗？松花江北岸，现在犹在共匪盘踞之下，他们正在厉兵秣马，待机反扑，而我们却沉醉于歌舞升平之中，请问这是个什么时代？大家该不该这样的狂欢曼舞？......
讲话的年轻人，是吉林省教育厅的主任秘书魏际昌。在场中最感到尴尬的是吉林省主席梁华盛将军，他没有答辩，也没有向别人讲什么，会场沉寂得一点声音都没有。那一次舞会，自然是在“不欢而散”的情形下落幕。那时教育厅长胡体干先生，还留在沈阳接洽公务。不过梁华盛将军事后似未向体干先生提过那件事。体干先生也一直继续担任吉林省的教育厅长。
赵君迈换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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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必须向读者们做一个交代，当东北行辕初到长春接收时期，中央发表的吉林省主席是郑道儒，郑道儒是政学系中的重要角色之一，吴鼎昌任贵州省主席时，他是秘书长。郑抵达长春后，在第一批人员撤回关内时，便回到北平，因健康不佳留在北平养病。他的主席职务，由财政厅长王宁华兼代，我们第二次撤回山海关时，王宁华和长春市长赵君迈，继续留在长春，三十五年四月十四日苏军撤出时，共匪立即围城，长春的保卫战，随即展开，在四天四夜的战争中，文职人员全部被俘，其中包括吉林省代主席王宁华和长春巿长赵君迈。王宁华被俘后，誓死不肯屈服，破口骂贼，死于共匪的俘虏营中。在那次战役中，长春防守司令陈家珍少将，也负伤被俘，突围而出的仅有保安第二纵队司令刘德溥少将和督察处长崔志光少将。以及中央社长春分社主任刘竹舟先生。
刘德溥少将突围后，抵达沈阳时，行辕主任态式辉将军，曾经和他握手达两分钟之久，让新闻记者拍照。国军收复长春后，刘德溥出任五十六师师长，仍统帅整编后的第二纵队官兵。那支部队后来棣属四十九军。四十九军的老军长是王铁汉将军，王铁汉出任辽宁省主席后，由他的副军长郑廷笈升任军长。三十七年秋四十九军在锦州作战失败，郑廷笈被俘，但五十六师则一直驻防长春。
在四一四战役被俘的赵君迈，被共匪解往哈尔滨，当时共匪对俘虏的政策是怀柔，除了他们认为“反动的死硬派”像王宁华代主席那样的人，倍加虐待，对一般官员，则加以优待。因而赵君迈巿长在被俘期间，共匪除了相机加以“洗脑”以外，没有受到什么折磨，但那不是共匪的“仁慈”，而是要利用俘虏，作他们的宣传样本。
果然那年秋天，他们透过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三人小组，提出交换俘虏，他们要换的人是以赵君迈换回共党著名作家金人。金人曾翻译过苏俄作家萧洛霍夫所写的“静静的顿河”。但是我方遍找俘虏名簿查不出金人这个人。而共匪俘虏也不透露谁是金人。一直到他们确知金人要被释放回哈尔滨时，金人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赵君迈换金人”故事。
“赵君迈换金人”，对共匪而言，是他们的胜利，它的影响是使左倾的作家们，死心塌地的跟着共产党走。给与知识界的错觉是“共匪尊重知识份子，而不重视官员”。和他们建立伪政权以后，杀萧军、萧红、清算胡风，整吴唅、郑拓等的情形，大不相同。
接收、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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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把话题，再引回长春。长春自国军在五月廿三日收复后，社会秩序，迅速恢复。但那时的军队的权力，也迅速膨胀。他们在所有的机关，乱贴封条，并派军驻守，新六军先到的地方，贴上新六军的封条，新一军先到的地方，则贴上新一军的封条。许多漂亮的洋房都成为军官们的住宅。甚至当时的中央宣传部，想接收日本人办的官方报纸“日日新闻”的厂房，改为长春的中央日报，也要费很大的交涉。
那时将领们对于办报，极感兴趣，新六军首先在长春接收了俄军占领期间的“光明日报”，改为“前进报”，新一军则办了一份“华声报”。梁华盛将军则接收了一座银行分行的建筑物和一家印刷厂，创辨“中正日报”。我回到长春不到两周，胡体干先生也回来了，当时他要我参加中正日报工作，同时也在长春大学教书。中正日报的筹办工作极为顺利，梁华盛将军从广州中正日报调来总编辑张知挺，张先生那年巳五十岁，为人和善，他是副社长兼总编辑，社长则是梁华盛吉林省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王候翔将军。王候翔在吉林办公，不问报社的事，一切由张知挺全权处理。我当时被聘为中正日报的采访主任，由军方拨来三辆吉普车，作为采访记者之用。在当时吉普车是车子中的“权威”，比轿车更受人重视。那时梁华盛将军和廖耀湘将军，都喜欢自己开吉普车，让司机坐在后边，前座右边，则常坐着将军的贵宾或朋友及家人。
第一做记者，就养成坐车采访的习惯，应该是受害于中正日报的车子太多。因此到现在，我还未养成记路的习惯，我脑子里可以记住上百个电话号码，不必翻电话簿，但现在要我找台北巿的谷正纲的公馆，我还是找不到。虽然我到过谷先生家，不止二十次。这个不记路的习惯，现在巳经无法改正。
“记者”不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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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正日报做采访主任那一年，仅廿六岁，每天可以连续工作十六小时，不知疲倦，那时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回来看稿、写稿，仿佛混身是劲。那时各报所重视的是军事新闻，吉普车开到第四绥靖区司令部和各地的师部，因为穿的是军官的服装，车子一开进大门，卫兵便喊“敬礼”。采访上十分方便。
不久长春大学开学了，我是专任讲师，开的课程是国际公法、刑法和社会学，而不是新闻。那时我写的新闻稿文艺气息很重，常受到张知挺先生的警告，他说：“记者不是作家”，把一件事情写清楚就够了，不必用文学笔法去描绘，更不可像写小说般来写等写。这些毛病，以后逐渐改正过来。与我受大学教育无关，因为我在大学时读的是法律。而对国际公法，特感兴趣。
教书时讲法学方面的课程，虽是我的本行，但我真正的兴趣仍是文学，我在高中时代，是一个文学迷，一心想成为作家，这倒和我的家世有些关连。因为我的伯父是个秀才，他下关东，比我父亲早了几年，是个私塾先生，他的书桌上摆 红楼梦、西游记、三个演义、水浒传等闲书，但他不许我们看，他要我们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和易经以及全本古文观止。甚至连大学的注解“此章言天道也，此章言人道也”也要背。而我在背书之余，却常偷看他的红楼梦，于是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没想到后来作家没有作成，却做了半生拿笔杆的新闻记者.
长春的中正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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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长春中正日报工作得很愉快，报社除供应三餐之外，还分配给我一间九坪大小的寝室，一具军用电话，一个办公桌，一个大牀，四张沙发，于是报社就成为我食于斯、寝于斯、工作于斯的“家”。特别是那具军用电话，给我工作上的帮助更大，它可以接到驻军前方的司令部，给予采访上很大方便。报社真正的老板梁华盛，每次从吉林到长春来，必定偕同他的主任秘书施白，到报社来“巡视”，也常用毛笔下条子，指示社务。有一次他兴致来了：写了八个大字“节省公帑涓滴归公”，压在张知挺的玻璃板下，第二天张先生就告诉锅炉房的人，午夜三时以后，停止开放暖气四小时，因为那时各办公室和宿舍，都设有“暖气包”，二十四小时输送暖气。
当时编辑部大约有十几个人，采访记者九人。总编辑仅管编务，不管采访组，因此采访主任的权力很大，不像今天台北各报的“权力集中”。那时采访主任如果发现记者的程度不够，或者工作不力，只讲一句“明天你不必来了”，或者是“明天你到经理部结清薪水”。那位记者，就要卷铺盖走路。
当时那时的采访主任也够辛苦，不但自己要采访，要指挥同仁采访，而要要看稿改稿。一个人几乎要做三个人的事。最苦的是晚间的应酬，特别是军方举行的舞会。因为在舞会中，可以从高级将领的口中，得到一些新闻。当时的将领中，除了孙立人外，多喜欢发表谈话，而且希望见报，那情形仿佛今日的官员们，愿意出现电视，愿意接受电视记者的访问一样。
孙立人将军，对于记者，采取“被动的友善”态度，不拒绝接见记者，但他和记者见面时，是谈生活情趣，谈他所看到的日本人在东北的建设，谈苏俄军队的掠夺，一问到他所主管的军事方面的事，则肯定的回答：“军事无预言”。或者：“无可奉告”。这大约是与他受的美国教育有关。
“主席”召见“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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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正日报工作的初期，有两件我自己认为满意的事。其中之一，是我访问了溥仪在长春做“执政”及“康德皇帝”时的宫殿。
那是一所房顶上镶着黄琉璃瓦的建筑，分内苑与外苑，那座“皇宫”，虽经苏俄军队洗劫，里面仍残留在许多东西。其中包括“皇帝”的菜单，宫女们的绣鞋，网球拍，郑孝胥写给溥仪的书信，罗振玉的奏章，以及挂在正殿的“勤政楼”匾额。
因为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溥仪仓惶逃往通化，被俄军俘虏后，一直没有新闻记者，想到这座宫廷以及宫廷中的故事。
在“宫中”我也检到了溥仪之妹二格格三格格给他哥哥的信，还有粉红色的浴缸中，残留的脂粉盒。虽然都是些“一麟半爪”的东西，写起来也具有高度的趣味性。
我的“溥仪故宫访问记”，在中正日报发表后，王候翔社长，还特地自吉林打来长途电话，向我致意。不久后他到长春开会，和我拥抱着，拍拍我的背，对那篇文章，多所称道。王候翔讲起话来，很像黄少谷先生，慢条斯理的温文典雅。
我的第二件得意的事，是有一天梁华盛将军，约总编辑张知挺到吉林去谈话，发表他治理吉林的大政方针。他的谈话指定由中正日报和在吉林出版的省府机关报吉林日报发表。
知挺先生回来自己写稿，他文中有吉林省政府主席梁华盛将军，“召见”本报总编辑张知挺发表谈话称：“吉林省将建设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他稿子写完后，交给我看，我把召见两子改为接见。知挺先生怕梁华盛不悦，仍主张用“召见”字样，我坚持如果写召见，只能写召见张知挺，而不能召见一家报社的总编辑。我请张先生两者选择其一，因为那是件关系“新闻记者职业尊严”的事，一旦发表，会成为报坛笑柄。知挺先生最后让步了，没有写“召见本报总编辑”而改为梁主席接见本报记者。
那时我对于新闻学上的若干问题，是一张白纸，但总觉得新闻记者面对达官贵人们，不能失格，不能卑躬折节。在二十四年后的今天，我想到这件事时，觉得我确是做对了！
政策上的重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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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五年沈阳是东北的行政中心，长春则是东北的军事重心。孙立人将军的第四绥靖区司令部所指挥的部队是自长春起到松花江畔。不过在当时新一军和新六军两支劲旅，常做战争胜利的竞赛，因为这两个军是全美式装备。甚至作战的方式，也是美国方式，先使用强大火力，作地毯式的攻击前进。
这两个新军，在收复长春以前，都作了急行军，希望先到达长春，不过新一军在沈阳长春间的四平一带，和共匪打了很猛烈的一仗。被阻碍了一些时间。后来两支劲旅，又在长春会师。孙立人第四绥靖区的副司令是贾幼慧将军，参谋长是史说将军，贾幼慧将军是孙立人的老搭挡，他有一个特征是清瘦得出奇，头上也是灰发比黑发多。史说是个矮胖子，带着深度的近视镜。参谋处的作战科长邓超和情报科长李明璁，是和长春中外记者接触较多的两个人，他们常和记者作友谊式的聊天，有时也作背景式的说明。
在停战令下达到各军之后，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匪我双方没有战斗，但松花江岸的共匪则大事扩军，当时共匪的重要军事据点是佳木斯、牡丹江，他们的地区行政中心，则在哈尔滨，那时军调部的美国联络机常常飞往哈尔滨与长春之间。
三十六秋天在双方达成换俘以后，吉林小丰满的发电厂也恢复对哈尔滨输电，供给敌人动力，当然是一件失策的事，但当时军方却无法阻止政治上的决定。
此外政府在决策方面，另一项重大错误是：对于日据时代编组的东北军队，一律解散，不予收编。那些部队在日据时代，是专门用作剿共之用，平日灌输的也是反共意识，政府不要他们，而共匪却十分重视那些武力，因而林彪的部队中，中下层干部几乎全部是东北的地方武力。而我们的士兵，却大多来自南方。把生长在江南一带的士兵，派往寒冷的东北作战，也不适宜。但这些都未为当时的参谋本部所注意。
“小工头”伍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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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三人小组，也把重心放在长春。当时在长春的匪方代表是伍修权，伍匪修权在长春的安全，受到国军的特别保护，有一次美方代表和国军代表，匪方代表，举行联欢晚会，中外记者也被邀请参加，伍匪修权，就坐在一个角落上，记得当时他穿的是中山装，个子矮小而瘦弱，长春的中央社记者王万钧指指他告诉同业们说：那个像小工头的人，就是伍修权。没想到这个小工头，在毛伪的“秧歌魔朝”成立后，竟然跑到美国去大骂美国一通，和我们的蒋廷黻博士，唱了一场对台戏。伍修权现在巳不知下落，大约已被毛匪整肃。
当年在长春，最痛恨共匪的一位军人是邹壁将军，邹壁当时的职务，是长春军运办公处主任，记者们常到军运处去找他聊天。因为他在西安事变时，在蒋委员长身边作事，所以他也被困在华清池。因为早年受过共匪的迫害，所以一提到共匪，他就咬牙切齿。
他主管的军运办公处，交通方面的消息，极为灵通，所以他也常供给匪军调动的消息。他被长春的新闻同业，称为“记者之友”。有时记者要到长春北部一带采访，他也会给大家调动一辆专车。凡是到过长春的记者，直到现在还很怀念他。
青年学生投奔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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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五年下半年，长春地区的人民，过的是太平日子，那时每天都从松花江北岸，涌来大批逃亡的学生，那些青年，因为要奔向自由，投向祖国的怀抱，都抱着满腔热血，南下参加反共的行列。于是政府成立了教育部青年辅导处，辅导处下，并成立了青年训导班，训导班似乎像大学的先修班，处主任由姚彭龄担任，他的主任秘书是刻在内政部担任科长的刘胜超。有一段时期，我也被姚先生去教了几个钟点书。讲国际组织与国际现势。我很喜欢那一批大孩子，既懂事而又热情。
也就在三十五年那一年，教育部并在长春成立了松北五省联中，由现在的立法委员王寒生担任校长。姚彭龄先生和王寒生先生也常跑到军方，去借些军装大衣，为那批大孩子们作冬天御寒之用。那些孩子后来继续随政府南迁，大部份到了台湾。这一批在烽火中长大的人，现在也都巳四十多岁了！
三十五年冬，我在长春一位亲戚家里，度过一个快乐的旧历年，也是胜利以后，长春巿民，开始燃放爆竹过年的第一个年。因为三十四年冬天，仍在苏俄军队占领之下，人们对于未来的日子，不敢预料。甚至对苏军是否要长久占据东北，也不敢预料。三十五年冬天，总算是真的看到了汉家旌旗，从异族的统治下，被解救出来，所以那一年的过年，居民们着实的大鱼大肉的吃了几天，有些商家并把国军的军官们请到家中吃年夜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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