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国：试说乾隆初期的人权“巨大进步” ——五驳“公民写作”

人权的最重要权利是“言论自由”；只要承认“言论自由是人权”，就可以说，人权问题在每一个时代都值得研究。

近些天，因杂文家鄢烈山在“第三届鲁迅文学（杂文）奖“领奖辞”中说，现在（2004年）的中国人权状况与过去（“新中国”以来）的中国人权状态相比，中国人权有了“巨大进步”，使我忽然想到，清代的乾隆朝，也出现过一次人权“巨大进步”。可惜的是，这一次人权“巨大进步”，不但没有导致中国人权持续进步，反而导致了悲惨的大倒退，一直影响到今天。

（二）

清朝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一次恶化，起于顺治四年（1647）－－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次年（1648），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

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从此诞生了中国言论检查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二次恶化，是顺治十八年（166１）至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龙明史案。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龙双目皆盲，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励，出钱购买明末人朱国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然后延揽名士，增润删节，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实，窃改为己作，定名《明史辑略》。因所续诸传多有冒犯清朝开国事，被落职知县吴知荣在敲诈未遂后举报京城，从顺治十八年查至康熙二年，历时二年，重辟７０余人，凌迟１８人，已故庄廷龙，也被“戳其尸”。

这一次恶化的重要标志在于，“文字狱”可以“株连极广”，不仅九族须灭，所有撰稿者、作序者、校对者、抄写刻字者以及购书者，“一个也不能少”，“皆不免于难”。中国“文化恐怖主义”的言论钳制至此上了一个新台阶。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三次恶化，起于雍正三年十二月的汪景祺以《西征随笔》问斩枭示案。汪景祺之所以成为雍正朝第一个以文字之故被杀的文人，是因雍正“恨屋及乌”所株连的－－雍正在铲除功臣年羹尧后，发现党附年羹尧的“入幕之宾”汪景祺曾称颂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雍正恨得咬牙切齿，但却深知，仅仅以汪景祺党附年羹尧，高歌年羹尧，罪不致死，于是就借在年寓中查抄出汪景祺所写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大做文章，栽赃诬陷其书中有“皇帝挥毫不值钱”之诗句，有“功臣不可为”和“历代年号论”等“诽谤先帝”的“悖谬狂乱，至于此极”之大罪，令“着将汪景祺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遗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遗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俱着查出，一一革职”。

汪景祺案不仅仅创造了株连政敌的“帮闲文人”之先例，而且立下了可将“文字狱”案犯枭示十年的创举－－汪景祺立斩后，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悬挂）了十年！这一残酷“文字狱”使许多士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纷纷立下了“不当烈士”的犬儒座右铭，中国文化人的气节从此每下愈况。

（三）

谁也没想到，1736年（乾隆元年），25岁的乾隆皇帝即位后，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遗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违反封建法制的事，乾隆皇帝“从之”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

这一“刷新前朝弊政”的改革，立即煞住了雍正后期疾剧蔓延的“文字狱”风。1741年（乾隆六年）的“谢济世私注《大学》案”，虽然为乾隆亲自揭发，但没有依祖制上纲到“谋逆”政治问题，只说谢济世“迂”，只是将谢济世私注的经书及书版一并烧毁，谢济世仍在湖南粮道官职上稳稳当当。

如此放松对文化思想的严密禁锢，“请宽妖言”，“大煞文字狱”，“禁挟仇诬告诗文”－－“文艺不必从属于政治”的人权“巨大进步”－－可让文人秀才高兴透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走进新时代”，“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必然生悲。1751年（乾隆十六年），“文字狱”突然死灰复燃，一个空前残酷的“字祸”高潮突兀而起，七十多起“文字狱”一个接一个连年“扑面而来”。

“文字狱”“还乡”起于轰动一时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七月，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谋，编造了一个指责乾隆帝错误的奏稿，假托是孙嘉淦写的，意图借此制止乾隆劳民伤财的首次南巡。乾隆十六年六月，“伪孙嘉淦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乾隆帝发现了，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到当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即逮获传抄伪奏稿犯二百八十余人，湖广、江西为数更多。十八年（1753）二月，乾隆帝下令将所谓正犯卢鲁生凌迟处死，刘时达斩决，草率结案。

本来，两个地方官以“言官”孙嘉淦名义写个希望皇帝不要“劳民伤财南巡”的建言奏折，虽然有冒名之不当，但其心意却是正直善良的，借用名臣孙嘉淦名义，无非是怕自己人微言轻，劝不动皇帝。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正说明此议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哪知道，在处理“伪稿案”的一年又八个月中，乾隆帝坐卧不安，疑神疑鬼，一时怀疑伪稿是曾静、张熙余党所造，一时怀疑出自那些读书失志的文人之手，怀疑可能是被杀掉的川陕总督张广泗的亲友故旧流落怨望，造谣生事。面对突发的伪稿案，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的暗潮在全国涌起，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人权“巨大进步”使大政方针出了毛病。联想到在廷讯时，张广泗曾供称：“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

乾隆深有感触，对臣下说：“朕闻之，深为抱愧。水懦而玩，亦朕所深戒！”乾隆由此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停止“人权巨大进步”，继承和发扬列祖列宗的严猛精神，降旨说：“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乾隆创造性地提出，要提高“皇权”（提高执政能力），就要对文化思想厉行统治；而将一切禁书统统烧毁，要比单个打击一个个文人更快更彻底。乾隆独创了借“搜集古今群书”而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查办禁书，欲将一切“反清文字”作品的旧刻新编之作者、出版者、收藏者一网打尽。

就这样，迷惑人们十五年的乾隆时期“人权巨大进步”的烟雾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代之而来的是乾隆朝长达三十一年的两次“文字狱高峰”（即“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一年的”第一次“文字狱高峰”和“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的”第二次“文字狱高峰”），“高己卑人，雄才易事”的乾隆，不仅有了在位六十三年的奇迹，更有创造有清一代乃至中国封建专制史上文禁最严，文网最密的“文字狱高峰”之辉煌政绩，远远胜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其将“文字狱”对象由上层官绅扩展到粗通文墨的下层平民（连精神病患者也不放过）的招术，其开创的“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的“有中国特色”的“言论检查”制度，一直让后世无数“独夫”和努力“提高执政能力”者代代受益。

（四）

今天的学者们仔细比较了“康、雍、干”三朝的“文字狱”，发现，三朝的文字狱虽有程度不同、方式不同，但本质却是一致－－皆是“热衷于提高皇权”的封建专制王朝的必然产物。考之中国三千年封建历史，并非每朝每代都有残酷的“文字狱”，汉唐封建盛世基本上没有大“文字狱”，宋代虽以苏东坡“乌台诗案”开了“文字狱”先河，不过是贬官三级，下放黄州流放琼崖而已；直到明代衰弱的万历皇帝，才创造了“中国第一思想犯”－－将只是“不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的李卓吾，以“敢倡乱道”、“妄言欺世”罪名拿下诏狱，逼其自刎。

但是，既然“康、雍、干”三朝的“文字狱”都是“热衷于提高执政能力（皇权）”的封建专制王朝的必然产物，为何三朝的“文字狱”又有疏密宽严之异呢？专家们认为这是“文字狱”除了主要受制度影响，还受到“朕”之个性影响。

史家一致公认，康熙崇尚“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的宽厚之风，所以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只有“文字狱”11起，康熙从未“亲自揭发”，“文字狱”多由“汉人互相攻讦”而起；而雍正则生性刻薄猜忌，发誓“提高皇权”，虽在位只有十三年，却有残酷而大规模的“文字狱”近20起，其中不少是“亲自揭发”，“亲自审讯”；乾隆一向“高己卑人，雄才易事”，所以虽在即位初期准行“请宽妖言”，假造“人权巨大进步”，一旦根基稳固，“得志便猖狂”，在六十三年的帝王生涯中，竟创造了130多起酷刑“文字狱”，创造了比此前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总和还多一倍多的空前奇迹。

（五）

这时就出现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何在初期十五年中有“人权巨大进步”的乾隆朝，反而成为了有清一代乃至中国三千年封建专制史上文禁最严，文网最密的“文字狱高峰”？

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

其一，错把“让步”当“进步”。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有一个独创性观点：每当农民造反推翻了一个封建王朝后，新登基的皇帝往往不得不吸取前朝覆灭的教训，在一段时间内对百姓作一些让步。这是中国专制统治的一个规律。

乾隆初期十五年的“请宽妖言”，“大煞文字狱”，正是这样一种“让步政策”，不过是一种权宜的“绥靖政策”，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并非什么“人权巨大进步”。因为，皇帝既可今天因一时痛快下诏“大煞文字狱”，也就可以在明日因一个不高兴的偶然事件而“水懦而玩，亦朕所深戒”，顿改“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停止“人权巨大进步”，为提高“皇权”（执政能力）而借“搜集古今群书”冠冕堂皇地将一切“反清”者投入诏狱，杖毙、凌迟、戮尸……只要“口含天宪”、“朕即国家”的专制制度不改，纵有多少“刷新前朝弊政”的改革，也只是一种“让步绥靖”，如若人们将它颂为“人权巨大进步”，必然会“一响贪欢”，“更匆匆几番风雨春归去”，“夜长人奈何”。以敢于直言极谏名震两朝的孙嘉淦，曾称颂乾隆采纳“三习一弊疏”“光明如尧舜”，在“八约”“自宫”之后，尚且仍逃不脱被“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吓得“惊惧而亡”，还有何人能阻止“万马齐喑究可哀”？

误“让步绥靖”为“人权巨大进步”，实乃古今奴性士子和“焦大”之通病！

其二，误将量变当质变。

康德说：“区别德性与邪恶之间的差别不能用精确的量的标准，只能用特殊的质的标准（即它们与法则的关系）。换言之，亚里斯多德自诩的善恶标准－－善是两种恶之间的中道－－是错误的。”（《康德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P370）

这就提醒我们，在考察乾隆初期的人权是否有“巨大进步”时，不能单纯以其时的“文字狱”数量或方式柔软去衡量，而要“用特殊的质的标准”去分析比较－－乾隆时期的的法制到底是一夫“乾纲独断”，一切为加强一党（入关的十万八旗人其实也就是一个八旗党）“皇权”？还是“君权民授”，来自百姓民主，走向市民社会？如果没有民主法治保障的真正的“言论出版自由”，而只是有皇帝一时高兴后的“准宽妖言”，又岂能郢书燕说为人权“巨大进步”？“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回顾乾隆初期“文字狱”数量减少、方式缓和并不意味人权“巨大进步”的历史，对于今日我们鉴别鄢烈山的中国人权“巨大进步”和“公民写作”论，极有帮助。只要回忆一下，抗清名士毛奇龄见到康熙设立“博学鸿儒”诱奸汉人秀才，便上“平滇颂”献给康熙，从“少年苦节，有古烈士风”沦为“晚节不忠，媚于旃裘”，就可以想到今天有人献人权“巨大进步”“领奖辞”，将有何等后果；只要想想乾隆宽待“谢济世私注《大学》案”，在将谢济世私注的经书及书版烧毁之后，仍让谢济世呆在湖南粮道官职上，就可明白今日焦国标先生为何可以在《讨伐中宣部》之后，仍未丢进秦城，仍可算是“不许授课”的北大教师。此类一时“让步”古已有之－－恰如今日之“减免全国农业税”，也早已是康熙宣布过多次的“新政”－－丝毫不能证明今日人权“巨大进步”，更不能证明中国将从此告别封建“文字狱”，可以“公民写作”。

鄢烈山之类的中国人权“巨大进步”论，只能说明，乾隆和毛奇龄、焦大又回来了；或者，他们从来就未曾离开过中国社会－－有人替他们唱“真想再活五百年”，实非杜撰。

（注：本文清史资料出处为《清朝文字狱》，郭成康、林铁钧着，群众出版社（北京）1990年10月第一版。）

朱建国 (深圳)(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