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晓明：盛世里的矿难

一团巨大的瓦斯埋伏在春天的门口。它和漠视生命的人们合谋，割断了200多名矿工的生存之路。2005年中央电视台以歌颂盛世为主题的春节晚会刚刚落幕，200多矿工就离开了这个无法触摸的盛世。2005年2月14日15时03分，阜新矿业集团公司孙家湾煤矿发生一起特大瓦斯事故，到记者15日5时发稿时止，遇难者人数上升至203人，尚有13人仍下落不明，另有22人受伤，已送往医院救治。当今中国，股市指数连年下跌，矿难死亡人数连年上升──2001年7月，广西南丹矿井发生透水事故，81人遇难；2002年6月，黑龙江鸡西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24人死亡；2004年10月，河南大平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47名矿工遇难；2004年11月28日，陕西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发生一起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矿工人数达到166名；166这个记录仅仅保持了近3个月就被203所打破，矿难之黑似乎已经黑到了极致。从股市和矿山的一升一降中，我们看到了社会的混乱在加剧。

现在，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已经一反常态地赶赴辽宁阜新督导救援活动并调查事故真相；如果此行仍然不能阻止矿难的频繁发生，那么中国是不是就应该向矿难低头，并取消所有的宏大目标？连矿难都遏制不了，还有什么资格立志实现宏大目标？实际上矿难发生的原因并不复杂，例如，在陕西铜川陈家山煤矿爆炸事故发生前，安检员已发现井下一氧化碳和沼气超标，但他3次汇报均无人理睬。尤其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当矿工们以井下不安全为理由拒绝下井工作时，煤矿的管理人员竟然威胁工人说，谁不干活就让谁下岗。这就是说，避免类似的矿难并不难，可是矿难还是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在今天的中国，国家之内各种社会设施也算是应有尽有。这里有政府、有司法机关、有工会、有人民代表大会、有新闻媒体，更有无处不在的各级共产党组织。从理论上说，上述机构都应该为工人提供相应的服务或帮助。可是在现实中，工人很难得到他们的服务或帮助。看一看北京的上访人群，我们就可以知道上述机构在解决社会纠纷时是多么无能为力。

由于各个社会设施不能发挥它们的功能，因此权利遭到侵犯的工人，就只能用自救来保护自己。当矿工发现矿山的安全管理有漏洞的时候，矿工应该有权利拒绝工作，并得到相应的工资。我们的法律在理论上允许工人自救，可是在现实中，工人的自救经常遭到执政者的猜疑，因此游行示威的工人有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比如在2004年4月21日，参加东莞市兴雄鞋厂工人罢工的5名员工就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样一来，权利受到侵犯的工人们几乎是无路可走了。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最后它就会发生剧烈的变化。现在的矿难和民众的群体性暴力行为，都是社会问题剧烈变化的结果。高明的执政者应该避免激烈的社会动荡，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应该允许人们用罢工、游行等理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当人们能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诉求的时候，一些社会问题就会被暴露出来。这就为解决它们创造了条件。如果社会问题都能得到及时的解决，那么社会动荡就不会出现。中国的执政者应该明白这一点。可是，他们的行动并没有显示出他们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他们并不愿意给民众一个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诉求的机会。中国的公民在申请游行的时候，经常得不到政府的批准。民众理性地表达诉求的活动，难以得到新闻媒体的报导。人们的诉求无法传播出去，一些社会隐患就会被隐藏下来。久而久之，这些社会隐患就能转变为社会灾难。

中国的执政者为什么不愿意给民众理性地表达诉求的机会？首先这与他们的自我感觉良好有关。中国的当政者总是攫取巨大的权力，以为权力巨大，能力也会跟着巨大。可是，在巨大的权力之下，却是混乱的现实。堂堂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连矿山事故都遏制不了，混乱的现实对巨大的权力表示了一次又一次的讽刺。无论权力多么大，它都不能管理到社会上的每一个角落，因为，那样的管理成本是社会难以承受的。压制社会上各个组织的组织功能，社会就不会有序地发展。巨大的权力象一个要拦住江水的渔网，它眼睁睁地看着水流穿过网眼，空有其身、难遂其志。迷信权力的恶果清清楚楚地摆在人们面前，人们何时才能明白过来？

中国执政者阻止民众理性地表达诉求的第2个原因是，共产党过去是一个革命组织。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发动过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农民运动。他们发动这些民众运动的目的，就是要给他们的敌人制造麻烦。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非常注意工人、学生和农民的动态。他们害怕反对他们的人也象他们过去一样利用群众运动来反对他们。他们严密地控制着工会、共青团、学生会等群众性组织，使其成为共产党的派出机构。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学生等社会成员就无法在共产党的控制之外组织自己的独立活动。

现在已经不是革命的年代。但是，共产党在革命年代所养成的习惯却依然没有变化。他们仍然防范着民众的自发活动。实际上，民众的游行示威，只是表达自己的某种诉求。这与推翻国家政权根本就没有任何联系，所以，象防贼一样防着民众表达诉求的群体性活动，是很荒唐的。假如我们能使人们都拥有一种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诉求的习惯，那么矿工们就能在企业和政府都漠视他们的诉求的情况下，顺利地走上街头表达自己对煤矿的安全生产的担忧。这时候，新闻媒体就能迅速地报导这方面的情况。这就能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从而为消除煤矿的安全隐患创造条件。工人的游行假如还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还可以用罢工来保护自己的生命。矿工们如果都拒绝下井，而政府又不因此制裁他们，那么煤矿的管理人员就会被迫做出让步，因为他们不能开除所有的矿工。只要社会允许工人们罢工，工人们就会养成一种利用罢工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的习惯，这种生活习惯就会在关键时刻给他们以巨大的帮助。

公民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诉求是保护公民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社会不允许它存在，那么社会离动荡的距离可能就只剩下一步了。鲜血总会在器物上留下自己的痕迹。尸骨即使在地下也不会马上腐烂。这些生命的遗迹时常会敲打着我们的良心，使我们的那些宏大的口号变得异常可笑。在以前的一篇未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我曾写过下面一段话：如果陈家山煤矿矿工的166个冤魂仍然不能使我们变得文明一些、理性一些，那么世界上就难以有另外的力量能影响我们了。今天，当阜新又传来矿工遇难的消息之后，我们还能说什么？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止社会就这样衰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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