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国本名朱建国，杂文家，1994年自动脱党，先后任职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评论科长、“广播漫谈”主编、《南方人才市场报》副总编，中华读书报（光明日报报业集团）深圳记者站站长，《大公报、大周刊》主笔兼新闻部主任、《中国市场》（新华社香港分社）专刊部主任，先后在《南方周末》、《新经济》、《文学自由谈》等几十家报刊开专栏。
记者：朱先生，您好。赵紫阳先生这件事，想听听您的想法。
朱健国先生：我觉得赵紫阳被软禁这个事件，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应当更深地想想这件事情背后给我们揭示的一些问题和意义。这个事件本身，我感到是一个现代的光绪版。中国经过了100年的发展，但是在政局的结构方面，几乎是一直没变，这就让我们感到很悲哀，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进步。
在大陆，近两年来流行着一种“公民写作”的说法，就说现在已经是公民社会了。他们说，象鲁迅那样的杂文，都过时了，说时代不同了，鲁迅那个时候，是奴隶，我们现在是公民，我们已经告别了臣民社会了。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虚伪的观念，是一个粉饰现实、痲痹自己的一个虚伪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明明现在，特别是这几年，言论、出版越来越困难，自由度越来越小，几乎是没有了，越来越小。但是偏偏这些人还在说，我们已经走向“公民写作”的时代了。什么叫“公民”，公民最核心的权力就是有参与公共政治的权力，但现在，我们有真正的参与公共政治的权力吗？比如说我，已经52岁了，我从来没有行使一次我能投票选举我所在地的人民代表、官员的权力，更不要说上面的，我从来没有真正参与的权力。我有哪一次能够真正投票？我又有哪一次能够去竞选？这不可能。这怎么叫公民呢？
所以我觉得赵紫阳这个问题最核心的反映了我们依然是一个臣民社会，还是一个奴隶社会。哪怕是你当了党的总书记，当了名义上的一把手，还是会被有军权的太后一下子搞掉。所以赵紫阳这个事件，无论是他生前的被废、被囚禁，还是死后的被禁止悼念，都说明这个问题。
可现在偏偏大陆有些知识分子非要说我们是“公民”社会了。我们要“公民写作”了。所谓“公民写作”，就是通过喉舌媒体审查的那种评论文章，那个审查就是一个杠子，只有符合标准的那种平庸的议论才能通过去，真正的、独立的见解是通不过去的。把这种通过审查、设立杠杠的通过去的东西反而叫做“公民写作”，那不就是痲痹本来就没有什么真正言论自由的人们嘛。
现在的当权者只要自己的自由，不让别人自由，这样只会激化矛盾，不可能和谐。大家都有生存的权力，各种流派、各种思想、各种党派，都有生存的权力。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一种共生的理念。
赵紫阳这件事就体现了这一点，而且赵紫阳，他不是孤立的，他是中共大多数总书记都没有好命运的一个缩影。从陈独秀起，当年陈独秀，他虽然脱离了共产党，但并没有投奔到国民党去，国民党送钱给他，他都不要。但是作为共产党当时在延安已成气候了，但是就没有想到要去关心一下这位曾经当过中共总书记的人，生活上去关照一下。甚至当陈独秀提出要回到延安时，都遭到了拒绝。
共产党对党内的、而且又是一个如此重要的总书记都是这样，他受了那么多的冤枉、磨难，最后还不能给他一个体面的、公正的说法，让大家能够表示对他的公正的悼念，这太说不过去了。
对党内的不同意见的持有者都没有同情心，还怎么能谈得上什么人道主义呢？那就更谈不上公民社会了，哪有什么公民？！连党内的人都得不到公民待遇，对普通老百姓哪还有公民待遇呢？！
所以我觉得，大陆知识界刚形成的所谓“公民写作”的这种呼声，是非常可怕的，自欺欺人，痲痹人们、粉饰当局，而且它的一个理论还说，“公民写作”，只要你心中想写自由，那你就是“公民”，你就可以“公民写作”。所谓“公民写作”，就得有出版自由，首先得有自由发表的条件，现在连网都受到管制，还怎么叫“公民写作”？！
很多中国人以为赵紫阳这件事就是个赵紫阳的事件，与自己无关，实际上是和每个人都相关的。赵紫阳曾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连赵紫阳都得不到公正待遇，你怎么能得到公正待遇？！赵紫阳都享受不到公民待遇，你怎么能享受到公民待遇？！
现在中国很多人没办法表达，但也有很多人淡漠了，他陷入到自己去赚钱了，觉得赵紫阳这件事与自己无关了，这是更可怕的。
记者：共产党最不能让人共生的，一方面它让老百姓依附于他，听命于他，另一方面，它就得靠政治迫害、斗争才能维持，文革时就煽动民众之间互相斗，连家庭成员中都被逼得互相揭发，六亲不认，毛泽东曾经也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您的共生理念和共产党的本质、宗旨是背道而驰的。
朱健国先生：从历史经验来看，共产党是很难邮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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