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记得一个小小细节：劳改营向靠近中国的方向迁移，囚犯们都祈求离国境再近点，再近点。。。索尔仁尼琴写道：多年后，我们才知道，中国更坏！你说对了，老索，但还不够！
对于廖亦武在《中国冤案录》中所记述的二十几个案例，无须一一加以转述。挑一篇不太魔幻的《冤死者杨继年》看看。
杨继年的案情实在简单：偷一只羊，坐牢34年。－－是不是有点像《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但是，雨果认定的悲惨世界对于我们中国人大约还不算很悲惨。冉阿让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了5年刑，我们的杨继年仅仅是－－对不起，我搞错了：杨继年没有偷那只羊，是他的哥哥偷了一只羊被判刑10年。自然，一只羊比起一块面包是多了点，判10年还算不得冤。但接下来全家七八口都成了“偷羊贼家属”，被“管制劳动”4年，这就有一点冤了。后来，因受不了国家煽动组织的群众批斗，“偷羊贼家属”举家外逃。黑夜里，弟弟杨继年迷路失散，转回家中，被警方抓获，在“严惩反革命偷羊贼”、“打倒破坏分子杨小娃”的口号声中开始了他漫长的牢狱生涯。那一年，杨继年刚刚11岁。
这就严重挑战了我们对一般事物的认知能力。怎么可能呢，11岁？是的，11岁。法院刑事判决书上是这样写的：“被告人：杨继连，又名杨志远，男11岁，内江县人，初识字，贫农家庭成份，盗窃出身，住高梁区奉天乡二联社，汉族。”－－如何，你打算相信还是不相信？如若不信，下面还有两张加刑的法律文告为证：1963年发出的加刑起诉书称杨继年18岁，推算回去，1958年杨首次判刑时应为13岁；而另一份文件，1970年发出的加刑判决书则称杨为21岁，也就是说，1958年进监狱时，杨竟然才9岁。－－白纸黑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门一致认定“偷羊贼家属”杨继年是少年入狱。不管是11岁、13岁还是9岁，反正离成年还很有些日子。也许，11岁或13岁入狱应该算是创记录了。但就这个政权之毫无人性，我们还可以找到类似的更加极端的记录。刘宾雁先生在《红色纪念碑》的序言里写道：“……这七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同过去的和正在酿成的各种冤案的受害者接触中间度过的，因而，我便自以为再不会有什么中国人的悲苦和不幸令我惊异了。然而不久我便有机会纠正我的自满。那是到美国以后的事，偶然遇到一位患有精神抑郁症的江西来的留学生，听他的太太说起他的病因－－六岁时（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以及那前前后后辛酸而痛苦的情节，我才发现我对于中国人的苦难的了解还远远没有穷尽。”
我们再来看冉阿让。偷一块面包，判刑5年。四次逃跑，共加刑14年，累计刑期19年。杨继年没有偷一只羊，（我们就算他偷了一只羊，）判刑10年，因抗拒改造等罪名，四次加刑共24年，累计刑期34年。如此看来，很有一点魔幻的味道了。
更加匪夷所思的还在后头：在不停申诉了三十来年之后，1991年法院终于有了一个答复：“判刑时年仅11岁经查不实。”那么，法官老爷认为应该是多少岁呢？便再无下文了。杨继年说：“当时气得我自己扇自己百十个嘴巴，难道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杨继年生于1946年（即被捕时11岁），是有出生证明和村民证词的。－－其实，杨继年能否成功地证实自己11岁被捕入狱并不重要。他手上的三份法律文件（两份判决书、一份起诉书），已经铁定地证明了他首次判刑的年龄分别是9岁、11岁或13岁。出现了矛盾的三个年龄是法院的渎职，而悍然将一位少年判刑，则是执法者明目张胆的残暴。
冉阿让出狱后改名换姓，成了大富翁，而且当上了市长。我们的杨继年没有冉阿让幸运，他不具备发财掌权的想像力，而仅仅是想重新开始一种微贱贫穷的生活。
杨继年回到阔别数十年的家乡。父母、兄嫂、姐姐、侄儿、侄女等一大家人都在那场大饥馑中死绝了。耕地和宅基地已被瓜分净尽，家乡不认他了。乡书记说： “一个大活人还叫尿憋死？杨家冲生不了根，你就回监狱嘛，你在里头混了三十几年，那才是你真正的家，说不定还能娶上个女犯人呢。”杨继年问：“你开玩笑么？”乡书记说：“跟你这种人有啥玩笑可开？你回监狱吧。”于是乡政府就给杨继年开了回监的路条：“原我××市东兴区凤天乡杨家冲村二组村民杨继年，因劳改释放，现家里无一亲人、财产等，所以无法生活。根据本人技术特长，故介绍前来××市第一监狱做工。望贵处给予支持，特证。”走投无路的杨继年一路乞讨着走回监狱，“轰地双膝跪下”，恳求入狱。“……我鼻子一酸就嚎啕大哭，监狱折磨我大半辈子，但此刻，高墙、电网是那样亲切，我真想长一对翅膀飞进去，我的监舍，我的双层钢架床，躺在上面，至少有一个房顶遮着，至少没人撵你，至少还算暖和。”杨继年恭敬地“双手呈上乡政府的路条”，并诉说了自己“重返监狱、誓把余生贡献给祖国的劳改事业的强烈愿望”。监狱方面也对他很有感情了，但他牢已坐够，户口已迁回原籍，爱莫能助。狱方打电话开证明要求地方政府安置，把球踢回去。但地方政府仍然拒绝接收，称“再上门纠缠就打断你狗腿”。此时的杨继年，右手右腿已然残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对于廖亦武在《中国冤案录》中所记述的二十几个案例，无须一一加以转述。挑一篇不太魔幻的《冤死者杨继年》看看。
杨继年的案情实在简单：偷一只羊，坐牢34年。－－是不是有点像《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但是，雨果认定的悲惨世界对于我们中国人大约还不算很悲惨。冉阿让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了5年刑，我们的杨继年仅仅是－－对不起，我搞错了：杨继年没有偷那只羊，是他的哥哥偷了一只羊被判刑10年。自然，一只羊比起一块面包是多了点，判10年还算不得冤。但接下来全家七八口都成了“偷羊贼家属”，被“管制劳动”4年，这就有一点冤了。后来，因受不了国家煽动组织的群众批斗，“偷羊贼家属”举家外逃。黑夜里，弟弟杨继年迷路失散，转回家中，被警方抓获，在“严惩反革命偷羊贼”、“打倒破坏分子杨小娃”的口号声中开始了他漫长的牢狱生涯。那一年，杨继年刚刚11岁。
这就严重挑战了我们对一般事物的认知能力。怎么可能呢，11岁？是的，11岁。法院刑事判决书上是这样写的：“被告人：杨继连，又名杨志远，男11岁，内江县人，初识字，贫农家庭成份，盗窃出身，住高梁区奉天乡二联社，汉族。”－－如何，你打算相信还是不相信？如若不信，下面还有两张加刑的法律文告为证：1963年发出的加刑起诉书称杨继年18岁，推算回去，1958年杨首次判刑时应为13岁；而另一份文件，1970年发出的加刑判决书则称杨为21岁，也就是说，1958年进监狱时，杨竟然才9岁。－－白纸黑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门一致认定“偷羊贼家属”杨继年是少年入狱。不管是11岁、13岁还是9岁，反正离成年还很有些日子。也许，11岁或13岁入狱应该算是创记录了。但就这个政权之毫无人性，我们还可以找到类似的更加极端的记录。刘宾雁先生在《红色纪念碑》的序言里写道：“……这七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同过去的和正在酿成的各种冤案的受害者接触中间度过的，因而，我便自以为再不会有什么中国人的悲苦和不幸令我惊异了。然而不久我便有机会纠正我的自满。那是到美国以后的事，偶然遇到一位患有精神抑郁症的江西来的留学生，听他的太太说起他的病因－－六岁时（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以及那前前后后辛酸而痛苦的情节，我才发现我对于中国人的苦难的了解还远远没有穷尽。”
我们再来看冉阿让。偷一块面包，判刑5年。四次逃跑，共加刑14年，累计刑期19年。杨继年没有偷一只羊，（我们就算他偷了一只羊，）判刑10年，因抗拒改造等罪名，四次加刑共24年，累计刑期34年。如此看来，很有一点魔幻的味道了。
更加匪夷所思的还在后头：在不停申诉了三十来年之后，1991年法院终于有了一个答复：“判刑时年仅11岁经查不实。”那么，法官老爷认为应该是多少岁呢？便再无下文了。杨继年说：“当时气得我自己扇自己百十个嘴巴，难道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杨继年生于1946年（即被捕时11岁），是有出生证明和村民证词的。－－其实，杨继年能否成功地证实自己11岁被捕入狱并不重要。他手上的三份法律文件（两份判决书、一份起诉书），已经铁定地证明了他首次判刑的年龄分别是9岁、11岁或13岁。出现了矛盾的三个年龄是法院的渎职，而悍然将一位少年判刑，则是执法者明目张胆的残暴。
冉阿让出狱后改名换姓，成了大富翁，而且当上了市长。我们的杨继年没有冉阿让幸运，他不具备发财掌权的想像力，而仅仅是想重新开始一种微贱贫穷的生活。
杨继年回到阔别数十年的家乡。父母、兄嫂、姐姐、侄儿、侄女等一大家人都在那场大饥馑中死绝了。耕地和宅基地已被瓜分净尽，家乡不认他了。乡书记说： “一个大活人还叫尿憋死？杨家冲生不了根，你就回监狱嘛，你在里头混了三十几年，那才是你真正的家，说不定还能娶上个女犯人呢。”杨继年问：“你开玩笑么？”乡书记说：“跟你这种人有啥玩笑可开？你回监狱吧。”于是乡政府就给杨继年开了回监的路条：“原我××市东兴区凤天乡杨家冲村二组村民杨继年，因劳改释放，现家里无一亲人、财产等，所以无法生活。根据本人技术特长，故介绍前来××市第一监狱做工。望贵处给予支持，特证。”走投无路的杨继年一路乞讨着走回监狱，“轰地双膝跪下”，恳求入狱。“……我鼻子一酸就嚎啕大哭，监狱折磨我大半辈子，但此刻，高墙、电网是那样亲切，我真想长一对翅膀飞进去，我的监舍，我的双层钢架床，躺在上面，至少有一个房顶遮着，至少没人撵你，至少还算暖和。”杨继年恭敬地“双手呈上乡政府的路条”，并诉说了自己“重返监狱、誓把余生贡献给祖国的劳改事业的强烈愿望”。监狱方面也对他很有感情了，但他牢已坐够，户口已迁回原籍，爱莫能助。狱方打电话开证明要求地方政府安置，把球踢回去。但地方政府仍然拒绝接收，称“再上门纠缠就打断你狗腿”。此时的杨继年，右手右腿已然残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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