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内蒙古高原上刮来的风沙使北京的天空变成了迷茫的灰黄色。袁红冰住所的门突然被撞开了，陈坡像一团飞旋的风沙闯进来，他眼睛里兴奋的闪光灼热得似乎要把眼镜镜片都融化了。他高声说：“我见到了胡德平。我是藉着为编写‘文化大革命’词典进行采访的名义去见他的，他同意明天和我们谈一次话！”
袁红冰激动地站了起来。他知道，胡德平是胡耀邦的长子，现在任共产党中央统战部秘书长，而同胡德平建立起政治关系，就意味着获得了直接接触胡耀邦的可能。望着陈坡像流浪汉一样落满沙尘的头发和面容，袁红冰忽然产生了一阵冲动，想要短促而有力地拥抱一下这位生气勃勃的战友的肩头，尽管冷峻的个性使他没有那样做，但是，他的心已经拥抱了。
袁红冰和陈坡对如何同胡德平谈话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袁红冰认为，第一次谈话要着重观察胡德平，以对他的灵魂做出判断；谈话的内容要只限于表达对胡耀邦的尊敬，而不涉及更深层次的政治问题。陈坡同意袁红冰的意见。第二天，他们按照约定的时间，走进统战部胡德平的办公室。
胡德平表现出纯朴动人的平民作风，完全没有一些高级官员子女那种缺乏灵魂内在感的、浮华的傲慢。他个子不高，头发稀疏而憔悴，虽然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可是，仍然使人觉得透过厚厚的镜片能够真切地触到一个诚实、善良而又稍显软弱的灵魂。他有些口吃，说话时唇边的皱纹会忽然变得像裂缝一样深刻，并下意识地显出痛苦的神情。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精神的痛苦，而不是物性的痛苦－－产生于物性挫折的痛苦，虽然有时会令人怜悯，但却有一种洗不净的污浊感；刻在精神上的痛苦，尽管让人黯然神伤，然而却有一种沉重的诗意。
在第一个注视中，袁红冰就确信，胡德平是这样一种人－－他可能不愿意说出某些话，但凡是他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真实的心灵的印记。因为，袁红冰感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不会虚假的、极其干净的生命。
虽然胡德平谈话也比较谨慎，不过，诚实的天性还是使他无法完全掩饰住对专制政治的厌恶。他神情激动而痛苦地谈到，连台湾的国民党政权都已经开始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可是，共产党内却仍然有人要因呼吁政治改革而获罪。从胡德平的谈话中，袁红冰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民主良知的灿然闪光。
那天离开胡德平的办公室后，袁红冰立刻决定，要尽快用锐利的真诚击碎隔在他与胡德平之间的谨慎的屏障，以实现灵魂与灵魂的碰撞－－一定要碰撞出金色的火花。一个星期后，袁红冰和陈坡发电报把柴治国招到北京，并同胡德平约定，一起进行一次谈话。谈话的地点，订在袁红冰和离异的妻子杨晓冰住过的房间中。
此时，袁红冰已经搬到圆明园旁安静的农村中居住，不过，他还没有把原来房间的钥匙交给杨晓冰的母亲。这是因为，他不愿意伤这位中年妇人的心。杨晓冰的母亲是建设部的中级官员，她具有满族血统。长期的官场生活并没有抹去那个剽悍的游牧民族遗留给她的善良、净洁的女子天性。她为人诚恳、热情，总希望做一些有益于别人的事，而她的眼睛清澈得像长白山积雪下流出的清泉。她曾给袁红冰以终生难忘的慈母的关怀。对于女儿离婚这件事，她没有讲一句话，可是，离婚后，她经常打电话，要袁红冰去看望她。以前，她看到袁红冰时，清澈的眼睛里总会闪耀起阳光般明丽的欣喜，而现在，袁红冰却从她的眼睛里发现了烦愁的阴影。每当袁红冰想把房间的钥匙交还给她时，都是这双眼睛，这双眼睛里的烦愁阻止了他。袁红冰怕交还钥匙会使这位具有慈母胸怀的妇人产生某种误解，以为他不愿意再见到她－－袁红冰想等到时间洗去她眼睛里烦愁的阴影之后，再把钥匙交给她。
谈话的时间订在一天下午两点。袁红冰把双人木板床上的被褥掀开，将从熟食店买来的熏猪腿、烤鸡摆在床板中间，袁红冰和柴治国按照内蒙古牧马人的习惯，盘膝坐在木板床上。柴治国壮实的身体像一只蹲踞的黑虎；袁红冰英挺的身姿如同峭立的冰峰。胡德平和陈坡则坐在床边的两张椅子上，陈坡习惯地伸直脖颈，把身体倾向胡德平，那急切的神情使人觉得，他恨不得立刻扑上去，把胡德平的心从胸膛里掏出来。胡德平仿佛站在峻峭的海岸上，不知是否该跃入蓝色的波涛一样，显露出踌躇不安的神情，而他审视的目光，时时从柴治国和袁红冰的面容上掠过。
显然，这四个人都不屑于讲出庸俗的客套话，而一时又似乎难以进入生动的话题。于是，狭窄的房间里好像凝聚了属于万里荒原的沉寂。袁红冰用牙齿咬掉啤酒瓶的金属盖－－由于房间里没有酒杯，他们只好对着瓶口喝酒。在沉默中，袁红冰高举酒瓶，以狂放的姿态仰起长发凌乱的头颅，将一整瓶啤酒倾倒进雄狼怒嗥般张开的嘴里。
“好男儿不必闪烁其词。”袁红冰放下酒瓶，声调刚毅地对胡德平说，他想要说出一句能裸露出他的激情的、峻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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