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帮”与后江时代

外媒体在评析中国的政治圈子时，但凡“上海帮”的一举一动，都被看作是中央高层政治风云的晴雨表。一方面，人们严厉地抨击党国大一统的“中央主义”，另一方面，地方对中央的不同声音又被视为对“新政”的挑战，似乎预示着新一轮斗争的开始，特别是“上海帮”的表现，往往被解读成“江系”与“胡温”之间的斗争。

“上海帮”──毛泽东的发明

从毛时代到当下的“新政”，“上海帮”两度崛起，这是两个什么样的帮派呢？

“上海帮”的真正崛起，临近于毛泽东帝国的悬崖。

发明这个名称的是毛泽东，那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在批评江青的“钢铁工厂”和“帽子工厂”时说：“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份是好的，一部份不太好”，“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是来自上海的“文革”新贵，把江青算在内，可能有二层意思：从六十年代初搞京剧革命开始，到七十年代批林批孔批周公，江与张、姚的紧密合作已有十余年；江青早年的成名，正是在三十年代的上海，然而，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时却改了称谓：“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

把“上海帮”改称为“四人帮”，表现了毛的善于机变，他分明不想因为“上海帮”的称号，而对上海的领导班子以及在他的授意下“掺沙子”到中央部委办的上海干部产生负面的影响。毛对上海的偏爱于此可见。

在历史面前，毛对党内外的派系历来是痛歼的。在他执政的二十七年里，制造了诸如“联盟”、“集团”、“俱乐部”、“司令部”等多种名称，把他的政敌统统塞进去予以镇压，唯独对这个在自己身边坐大的帮派体系，却例外地表现出宽宏大度。个中的缘由再也明白不过了，毛就是“四人帮”之父，“四人帮”就是毛的化身。至于那些“批评”的话语，不过是出于一种权宜的考虑，平息一下党内外的私议而已。谁当真，谁倒楣；邓小平曾舌战过“四人帮”，结果是自己先倒台。

“上海帮”结帮之初，在一九六七年二月。那时，张春桥、姚文元入主上海，担任改朝换代后的第一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和第二书记。几经大浪淘沙，到中共十大，“上海帮”真正成为一个结成死党的帮派，除张、姚、王外，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则是坐镇上海的帮派头目。这个帮派与它的“契爷”张春桥一样，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们在上海这个中国的工业重镇里，既积极充当了夺取前政权的变治为乱的造反者，又摇身而为变乱为治的新政权的建设者。

历史连接下的新“上海帮”

“上海帮”的断层是在八十年代。

中共执政史上开始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凡地方干部跃居中央权力的顶层，地方上的事就好办。凡经济发展一马当先的地方，极易成为挨打的出头鸟，甚至遭到“帮派”的指责。八十年代的广东便是，有所谓“广东帮”之称。可以给予诠释的是，因为朝中有广东籍的顶级元老叶剑英，而主政广东的则是其长子叶选平。有着这般强势的政治背景，即便没有结成什么“帮”，通常也会被视为“帮”。这是自“上海帮”覆灭后，在邓时代崛起的一个地方势力。其间，当过四年党魁的华国锋，曾经提拔了不少湖南籍的干部入驻中央，对湖南省高层领导的任命，亦由华一手掌控，明摆着有“帮”的架势，但从未有人称其“湖南帮”。胡耀邦主持党务工作时期，便出现了“团派”的称号，它和胡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极少有人把它与“帮派体系”挂上口。

因为朝中无人，主政的首脑亦非声名显赫的一流人物，上海在八十年代衰败的速度很快，“上海帮”在毛时代创造的政治辉煌荡然不存，连同他们在经济上的平庸造成的积重难返，仅几年时间，广东的优势就压过上海一头。上海虽然没有组织形式上的帮派，但是，上海首脑陈国栋则是党派色彩极浓的人物。凡中央邓小平与陈云之间的党争，他总是站在陈的一边，力保上海“大鸟笼”的计划经济。对来自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举措，陈国栋则以“上海不为天下先”为由，拒绝得干净彻底。这个在经济上极端保守平庸的上海首脑，却在意识形态方面显得非常强硬，对所谓的“自由化”执行严厉的批判和整肃。这一切的背后因为有陈云作后盾，连邓也无可奈何。与此同时，一批经陈考察栽培的梯队干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如吴邦国、黄菊等。这类与毛时代提拔干部的方式基本相似的“火箭”干部，虽然没有“文革”的血案，但他们都是在毛的极端左倾激进的年代里宣誓入党的，思想的血管里流淌的只能是毛的狼血。

江泽民的当家给上海带来了另一种气象，一方面，大批的技术官僚开始务实地筹划起上海改革发展的方案；另一方面，江力图摆脱党派的倾向，在邓、陈两头左右逢源。这种处事圆滑的作风，暗合了“海派”的风格。政治上不显倾向，周旋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玩弄平衡，试图走中间路线，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倾向。6.4屠城的一个导火索，就是江一手制造的封杀《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说穿了，江之能逆流而上，既是一种投机表现，把赌注押在强人邓的一边，又表明他骨子里信奉的是一党独裁专制。这种人不管怎样处事圆滑甚至长袖善舞，终究是不会容忍民主自由的。

当江入主中南海，他的后任朱镕基上调国务院后，上海的首脑不再由中央外派，全部由本地干部担任。天赐良机，它所具备的组织条件，完全与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海新生政权自行组阁时相似，而且，来自上海的江泽民已跃居党魁，比当年的张春桥更具话语霸权。这样，一个已经覆没二十余年的地方派势力，终于开始复活了。

江泽民政治在上海的缩影

诞生于一九八九年夏季的江泽民政权，是一个有着深重“原罪”的政权，它既有毛时代的遗产，也有邓的6.4血案。而江泽民留给上海政府的“原罪”，则是残暴扼杀新闻自由的罪案。在这个寒风刺骨充满血腥味的时代，朱镕基为首的上海政府，迅速改换脸谱，以浦东开发为标志的新一轮经济发展在上海拉开序幕。

邓九二南巡后，上海的城市建设发生了“三年大变样”的巨变，经济表现异常杰出。然而，精美的包装只不过是江时代的一枚“新桃”，特别在他一举削弱“杨家将”和剿灭“北京帮”后，迅速地着手扩张自己在党政军方面的政治势力，其中，大量提拔上海的亲信进中央任要职，也有升迁到外省市领导班子履新，尤为天下人诟病结党营私，组织新“上海帮”。江作“皇帝”要搞班子，不论是清君侧，还是任人唯亲，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只要他在政治上毫无进取，坚持邓的政改的轮子继续空转，实行军警统治，镇压异见人士，剥夺宗教信仰，那么，江所搞的就是“家班子”，是为了巩固他在位时的政治权威；向上海倾斜的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所栽培的“新桃”，亦是为了换取他退位后的千古功勋地位。

平心而论，当下的“上海帮”并不货真价实，与当年张春桥的“上海帮”相比，他们没有什么坚定的信仰，意识形态的色彩是虚幻的，不似当年那批盲信革命而去寻找主义的激进分子，他们是后毛时代为利禄而进党的都市官场新贵，追求的政绩就是城市的包装以及GDP之类的数据窜升，这正是搞工程技术出身的官僚擅长的所在。当然，更大的因素在于改革后的经济体制的畅通运行，而这又得归功于江时代中央对上海的倾斜性政策。朱镕基说过一句在全国流行的话，叫作“上海人精明，但不高明”。精明的上海技术官僚没有仿效当年的“上海帮”为激进的理想而在政治利益上Ы粢煌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