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體在評析中國的政治圈子時，但凡「上海幫」的一舉一動，都被看作是中央高層政治風雲的晴雨表。一方面，人們嚴厲地抨擊黨國大一統的「中央主義」，另一方面，地方對中央的不同聲音又被視為對「新政」的挑戰，似乎預示著新一輪鬥爭的開始，特別是「上海幫」的表現，往往被解讀成「江系」與「胡溫」之間的鬥爭。
「上海幫」──毛澤東的發明
從毛時代到當下的「新政」，「上海幫」兩度崛起，這是兩個什麼樣的幫派呢？
「上海幫」的真正崛起，臨近於毛澤東帝國的懸崖。
發明這個名稱的是毛澤東，那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在批評江青的「鋼鐵工廠」和「帽子工廠」時說：「她（指江青）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對她也要一分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太好」，「她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都是來自上海的「文革」新貴，把江青算在內，可能有二層意思：從六十年代初搞京劇革命開始，到七十年代批林批孔批周公，江與張、姚的緊密合作已有十餘年；江青早年的成名，正是在三十年代的上海，然而，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次談到這個問題時卻改了稱謂：「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
把「上海幫」改稱為「四人幫」，表現了毛的善於機變，他分明不想因為「上海幫」的稱號，而對上海的領導班子以及在他的授意下「摻沙子」到中央部委辦的上海幹部產生負面的影響。毛對上海的偏愛於此可見。
在歷史面前，毛對黨內外的派系歷來是痛殲的。在他執政的二十七年裡，製造了諸如「聯盟」、「集團」、「俱樂部」、「司令部」等多種名稱，把他的政敵統統塞進去予以鎮壓，唯獨對這個在自己身邊坐大的幫派體系，卻例外地表現出寬宏大度。箇中的緣由再也明白不過了，毛就是「四人幫」之父，「四人幫」就是毛的化身。至於那些「批評」的話語，不過是出於一種權宜的考慮，平息一下黨內外的私議而已。誰當真，誰倒楣；鄧小平曾舌戰過「四人幫」，結果是自己先倒臺。
「上海幫」結幫之初，在一九六七年二月。那時，張春橋、姚文元入主上海，擔任改朝換代後的第一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第一和第二書記。幾經大浪淘沙，到中共十大，「上海幫」真正成為一個結成死黨的幫派，除張、姚、王外，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則是坐鎮上海的幫派頭目。這個幫派與它的「契爺」張春橋一樣，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他們在上海這個中國的工業重鎮裡，既積極充當了奪取前政權的變治為亂的造反者，又搖身而為變亂為治的新政權的建設者。
歷史連接下的新「上海幫」
「上海幫」的斷層是在八十年代。
中共執政史上開始出現了一個怪現象，凡地方幹部躍居中央權力的頂層，地方上的事就好辦。凡經濟發展一馬當先的地方，極易成為挨打的出頭鳥，甚至遭到「幫派」的指責。八十年代的廣東便是，有所謂「廣東幫」之稱。可以給予詮釋的是，因為朝中有廣東籍的頂級元老葉劍英，而主政廣東的則是其長子葉選平。有著這般強勢的政治背景，即便沒有結成什麼「幫」，通常也會被視為「幫」。這是自「上海幫」覆滅後，在鄧時代崛起的一個地方勢力。其間，當過四年黨魁的華國鋒，曾經提拔了不少湖南籍的幹部入駐中央，對湖南省高層領導的任命，亦由華一手掌控，明擺著有「幫」的架勢，但從未有人稱其「湖南幫」。胡耀邦主持黨務工作時期，便出現了「團派」的稱號，它和胡的名字聯繫在一起，但極少有人把它與「幫派體系」掛上口。
因為朝中無人，主政的首腦亦非聲名顯赫的一流人物，上海在八十年代衰敗的速度很快，「上海幫」在毛時代創造的政治輝煌蕩然不存，連同他們在經濟上的平庸造成的積重難返，僅幾年時間，廣東的優勢就壓過上海一頭。上海雖然沒有組織形式上的幫派，但是，上海首腦陳國棟則是黨派色彩極濃的人物。凡中央鄧小平與陳雲之間的黨爭，他總是站在陳的一邊，力保上海「大鳥籠」的計畫經濟。對來自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的改革舉措，陳國棟則以「上海不為天下先」為由，拒絕得乾淨徹底。這個在經濟上極端保守平庸的上海首腦，卻在意識形態方面顯得非常強硬，對所謂的「自由化」執行嚴厲的批判和整肅。這一切的背後因為有陳雲作後盾，連鄧也無可奈何。與此同時，一批經陳考察栽培的梯隊幹部，開始登上政治舞臺，如吳邦國、黃菊等。這類與毛時代提拔幹部的方式基本相似的「火箭」幹部，雖然沒有「文革」的血案，但他們都是在毛的極端左傾激進的年代裡宣誓入黨的，思想的血管裡流淌的只能是毛的狼血。
江澤民的當家給上海帶來了另一種氣象，一方面，大批的技術官僚開始務實地籌劃起上海改革發展的方案；另一方面，江力圖擺脫黨派的傾向，在鄧、陳兩頭左右逢源。這種處事圓滑的作風，暗合了「海派」的風格。政治上不顯傾向，週旋於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玩弄平衡，試圖走中間路線，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傾向。6.4屠城的一個導火索，就是江一手製造的封殺《世界經濟導報》事件。說穿了，江之能逆流而上，既是一種投機表現，把賭注押在強人鄧的一邊，又表明他骨子裡信奉的是一黨獨裁專制。這種人不管怎樣處事圓滑甚至長袖善舞，終究是不會容忍民主自由的。
當江入主中南海，他的後任朱鎔基上調國務院後，上海的首腦不再由中央外派，全部由本地幹部擔任。天賜良機，它所具備的組織條件，完全與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海新生政權自行組閣時相似，而且，來自上海的江澤民已躍居黨魁，比當年的張春橋更具話語霸權。這樣，一個已經覆沒二十餘年的地方派勢力，終於開始復活了。
江澤民政治在上海的縮影
誕生於一九八九年夏季的江澤民政權，是一個有著深重「原罪」的政權，它既有毛時代的遺產，也有鄧的6.4血案。而江澤民留給上海政府的「原罪」，則是殘暴扼殺新聞自由的罪案。在這個寒風刺骨充滿血腥味的時代，朱鎔基為首的上海政府，迅速改換臉譜，以浦東開發為標誌的新一輪經濟發展在上海拉開序幕。
鄧九二南巡後，上海的城市建設發生了「三年大變樣」的巨變，經濟表現異常傑出。然而，精美的包裝只不過是江時代的一枚「新桃」，特別在他一舉削弱「楊家將」和剿滅「北京幫」後，迅速地著手擴張自己在黨政軍方面的政治勢力，其中，大量提拔上海的親信進中央任要職，也有升遷到外省市領導班子履新，尤為天下人詬病結黨營私，組織新「上海幫」。江作「皇帝」要搞班子，不論是清君側，還是任人唯親，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只要他在政治上毫無進取，堅持鄧的政改的輪子繼續空轉，實行軍警統治，鎮壓異見人士，剝奪宗教信仰，那麼，江所搞的就是「家班子」，是為了鞏固他在位時的政治權威；向上海傾斜的一系列的優惠政策所栽培的「新桃」，亦是為了換取他退位後的千古功勛地位。
平心而論，當下的「上海幫」並不貨真價實，與當年張春橋的「上海幫」相比，他們沒有什麼堅定的信仰，意識形態的色彩是虛幻的，不似當年那批盲信革命而去尋找主義的激進份子，他們是後毛時代為利祿而進黨的都市官場新貴，追求的政績就是城市的包裝以及GDP之類的數據竄升，這正是搞工程技術出身的官僚擅長的所在。當然，更大的因素在於改革後的經濟體制的暢通運行，而這又得歸功於江時代中央對上海的傾斜性政策。朱鎔基說過一句在全國流行的話，叫作「上海人精明，但不高明」。精明的上海技術官僚沒有仿效當年的「上海幫」為激進的理想而在政治利益上Ы粢煌牛
「上海幫」──毛澤東的發明
從毛時代到當下的「新政」，「上海幫」兩度崛起，這是兩個什麼樣的幫派呢？
「上海幫」的真正崛起，臨近於毛澤東帝國的懸崖。
發明這個名稱的是毛澤東，那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在批評江青的「鋼鐵工廠」和「帽子工廠」時說：「她（指江青）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對她也要一分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太好」，「她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都是來自上海的「文革」新貴，把江青算在內，可能有二層意思：從六十年代初搞京劇革命開始，到七十年代批林批孔批周公，江與張、姚的緊密合作已有十餘年；江青早年的成名，正是在三十年代的上海，然而，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次談到這個問題時卻改了稱謂：「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
把「上海幫」改稱為「四人幫」，表現了毛的善於機變，他分明不想因為「上海幫」的稱號，而對上海的領導班子以及在他的授意下「摻沙子」到中央部委辦的上海幹部產生負面的影響。毛對上海的偏愛於此可見。
在歷史面前，毛對黨內外的派系歷來是痛殲的。在他執政的二十七年裡，製造了諸如「聯盟」、「集團」、「俱樂部」、「司令部」等多種名稱，把他的政敵統統塞進去予以鎮壓，唯獨對這個在自己身邊坐大的幫派體系，卻例外地表現出寬宏大度。箇中的緣由再也明白不過了，毛就是「四人幫」之父，「四人幫」就是毛的化身。至於那些「批評」的話語，不過是出於一種權宜的考慮，平息一下黨內外的私議而已。誰當真，誰倒楣；鄧小平曾舌戰過「四人幫」，結果是自己先倒臺。
「上海幫」結幫之初，在一九六七年二月。那時，張春橋、姚文元入主上海，擔任改朝換代後的第一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第一和第二書記。幾經大浪淘沙，到中共十大，「上海幫」真正成為一個結成死黨的幫派，除張、姚、王外，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則是坐鎮上海的幫派頭目。這個幫派與它的「契爺」張春橋一樣，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他們在上海這個中國的工業重鎮裡，既積極充當了奪取前政權的變治為亂的造反者，又搖身而為變亂為治的新政權的建設者。
歷史連接下的新「上海幫」
「上海幫」的斷層是在八十年代。
中共執政史上開始出現了一個怪現象，凡地方幹部躍居中央權力的頂層，地方上的事就好辦。凡經濟發展一馬當先的地方，極易成為挨打的出頭鳥，甚至遭到「幫派」的指責。八十年代的廣東便是，有所謂「廣東幫」之稱。可以給予詮釋的是，因為朝中有廣東籍的頂級元老葉劍英，而主政廣東的則是其長子葉選平。有著這般強勢的政治背景，即便沒有結成什麼「幫」，通常也會被視為「幫」。這是自「上海幫」覆滅後，在鄧時代崛起的一個地方勢力。其間，當過四年黨魁的華國鋒，曾經提拔了不少湖南籍的幹部入駐中央，對湖南省高層領導的任命，亦由華一手掌控，明擺著有「幫」的架勢，但從未有人稱其「湖南幫」。胡耀邦主持黨務工作時期，便出現了「團派」的稱號，它和胡的名字聯繫在一起，但極少有人把它與「幫派體系」掛上口。
因為朝中無人，主政的首腦亦非聲名顯赫的一流人物，上海在八十年代衰敗的速度很快，「上海幫」在毛時代創造的政治輝煌蕩然不存，連同他們在經濟上的平庸造成的積重難返，僅幾年時間，廣東的優勢就壓過上海一頭。上海雖然沒有組織形式上的幫派，但是，上海首腦陳國棟則是黨派色彩極濃的人物。凡中央鄧小平與陳雲之間的黨爭，他總是站在陳的一邊，力保上海「大鳥籠」的計畫經濟。對來自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的改革舉措，陳國棟則以「上海不為天下先」為由，拒絕得乾淨徹底。這個在經濟上極端保守平庸的上海首腦，卻在意識形態方面顯得非常強硬，對所謂的「自由化」執行嚴厲的批判和整肅。這一切的背後因為有陳雲作後盾，連鄧也無可奈何。與此同時，一批經陳考察栽培的梯隊幹部，開始登上政治舞臺，如吳邦國、黃菊等。這類與毛時代提拔幹部的方式基本相似的「火箭」幹部，雖然沒有「文革」的血案，但他們都是在毛的極端左傾激進的年代裡宣誓入黨的，思想的血管裡流淌的只能是毛的狼血。
江澤民的當家給上海帶來了另一種氣象，一方面，大批的技術官僚開始務實地籌劃起上海改革發展的方案；另一方面，江力圖擺脫黨派的傾向，在鄧、陳兩頭左右逢源。這種處事圓滑的作風，暗合了「海派」的風格。政治上不顯傾向，週旋於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玩弄平衡，試圖走中間路線，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傾向。6.4屠城的一個導火索，就是江一手製造的封殺《世界經濟導報》事件。說穿了，江之能逆流而上，既是一種投機表現，把賭注押在強人鄧的一邊，又表明他骨子裡信奉的是一黨獨裁專制。這種人不管怎樣處事圓滑甚至長袖善舞，終究是不會容忍民主自由的。
當江入主中南海，他的後任朱鎔基上調國務院後，上海的首腦不再由中央外派，全部由本地幹部擔任。天賜良機，它所具備的組織條件，完全與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海新生政權自行組閣時相似，而且，來自上海的江澤民已躍居黨魁，比當年的張春橋更具話語霸權。這樣，一個已經覆沒二十餘年的地方派勢力，終於開始復活了。
江澤民政治在上海的縮影
誕生於一九八九年夏季的江澤民政權，是一個有著深重「原罪」的政權，它既有毛時代的遺產，也有鄧的6.4血案。而江澤民留給上海政府的「原罪」，則是殘暴扼殺新聞自由的罪案。在這個寒風刺骨充滿血腥味的時代，朱鎔基為首的上海政府，迅速改換臉譜，以浦東開發為標誌的新一輪經濟發展在上海拉開序幕。
鄧九二南巡後，上海的城市建設發生了「三年大變樣」的巨變，經濟表現異常傑出。然而，精美的包裝只不過是江時代的一枚「新桃」，特別在他一舉削弱「楊家將」和剿滅「北京幫」後，迅速地著手擴張自己在黨政軍方面的政治勢力，其中，大量提拔上海的親信進中央任要職，也有升遷到外省市領導班子履新，尤為天下人詬病結黨營私，組織新「上海幫」。江作「皇帝」要搞班子，不論是清君側，還是任人唯親，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只要他在政治上毫無進取，堅持鄧的政改的輪子繼續空轉，實行軍警統治，鎮壓異見人士，剝奪宗教信仰，那麼，江所搞的就是「家班子」，是為了鞏固他在位時的政治權威；向上海傾斜的一系列的優惠政策所栽培的「新桃」，亦是為了換取他退位後的千古功勛地位。
平心而論，當下的「上海幫」並不貨真價實，與當年張春橋的「上海幫」相比，他們沒有什麼堅定的信仰，意識形態的色彩是虛幻的，不似當年那批盲信革命而去尋找主義的激進份子，他們是後毛時代為利祿而進黨的都市官場新貴，追求的政績就是城市的包裝以及GDP之類的數據竄升，這正是搞工程技術出身的官僚擅長的所在。當然，更大的因素在於改革後的經濟體制的暢通運行，而這又得歸功於江時代中央對上海的傾斜性政策。朱鎔基說過一句在全國流行的話，叫作「上海人精明，但不高明」。精明的上海技術官僚沒有仿效當年的「上海幫」為激進的理想而在政治利益上Ы粢煌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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