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欣:抗争会否导致中国大乱?

以中国近年来民众群体抗争事件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社会中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紧张的。根据官方统计和专家估算，在九十年代中期，大陆大约每年有八千起所谓的群体事件（即牵涉到三十人以上的罢工、集会、示威和骚乱），到九十年代末，这类事件的频率上升到每年三万两千起左右。现在，每年大约有五万两千起。这就是说，群体事件的年增长率平均为百分之五十五。目前，中国每星期差不多有一千起群体事件。

民众与政府关系紧张

造成民众─政府关系紧张的原因有三类，第一类是因为中国正在进行快速的现代化和艰难的经济改革，在这个过程中，相当多的人将失去工作机会或看到他们的生活水准相对下降。比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在过去十年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相对下降，成了经济改革的“输家”，这就造成他们对政府的不满。因此，在发生的群体事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失业工人参与和主导的。

第二类原因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利益和一般民众的利益冲突大大加剧。为了得到更多的税收和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对农民征各种苛捐杂税，并以招商引资的名义强行征用农田和迫使城镇居民动迁。因此，农民和城镇居民不得不组织起来，反抗地方政府的不法行为。根据专家统计，在九十年代末，抗税是农村抗争的主要原因。现在，反对强行征地和拆迁是农村和城镇群体事件的导火线。

导致政府─民众矛盾激化的第三个因素是中国的现有政治体制，没有有效的机制来缓和与化解民众和政府的利益冲突。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有冤无处诉的民众走极端路线。在中国，民众可以通过信访（上访）、行政诉讼，找人民代表大会，和寻求媒体帮助来寻求正义。但是，这四个机制已完全失效。根据专家研究，信访（上访）成功的概率是千分之二。中国每年有十万件行政诉讼案（即民告官）。大约有三万件左右是民胜官败。但这对一个十三亿人的社会来说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另外，人民代表大会和媒体能起的作用也是极为有限的。因此，中国的体制缺乏应有的“政治安全阀”。

群众多诉求自身利益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群体事件的迅猛龀せ岬贾轮泄(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