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所陷于的危机恰恰是它违背了这个原理，共产党把自己定义成国家的领导力量，不承认自已是构成社会制衡的一翼，它就不是社会内的一个制衡力，而是社会之上的驾驭力。但是社会的本质就是人类理性只有相制才能相衡，所以社会制衡的内在原理是建立在诸力量的相互对抗上，而不是超然的驾驭，不承认或意识不到这一原则，政党就要由它所具有的客观功能去创立对抗对象。
1、它会在被驾驭者那里寻找出对手；
2、它也会在自己营垒内寻找出对手。
共产党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人类意识没有办法不是既同一又相对立的。
我们已经研究了什么是机制力量----相互钳制、相互作用，一方的变化必引起相对各方的变化，这样的联系是机制关系；处在其中的任何力量的作用都不是狐立的本己的，而是互为的。
我们的研究也证明了政党是机制事实、发挥的是机制能量----即任何一个真正的政党都是诸党之中的；虽然党以人为材料，却并不以人为自已的类；党以党为类。即政党只能也只应该把别的政党当成自己的类，只在自己的类里活动----对着他党发生作用并被他党所作用。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英国的工党与保守党，台湾的兰军与绿军的互动都是很好的例子。它们并不陷于危机。
全世界执了政的共产党从篡政那一天就陷于危机，当然这危机也是一个从播种走向表现，再到最终完成的阶段式进程，而人类的实际历史也正是这幅图画：世界总共建成十五个共产党政权，终结了苏、保、罗、啊、捷、匈、南、波、德、蒙、柬十一个，只剩下中、朝、越、古四个，再缀上个扭扭捏捏的老挝，也都处在坟口上，随时准备直奔黄泉。
近代世界史有两个问题是共产理论所无法自圆的：一是四百多岁的英国两党，二百多岁的美国两党为什么它们从蹬上政治舞台就不往危机里陷，且虽历久也还是不陷；二是六、七十年代共产党高唱“亚、非、拉”，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援助的那些几乎还处在原始部落水平的民族，它们比中国更落后，可是一经西方政治的洗礼，短短的几十年其社会秩序就进入了正常，也不陷于危机。有几百年历史的政党不陷于危机，为时较短的政党也不陷于危机，偏偏这共产党不论有五、六十年历史的还是刚刚成立的却都陷于危机或完蛋？这两种情况的区别之点到底是什么呢？
这区别就是一切是政党都是机制事实----即党天然就是用来对抗的。
只要党被钊立了，让它对抗不让它对抗它都得对抗。理解了政党的本性，则可以保证它的对抗是发生在同类对象里，是合理对抗，造成社会平衡，产生积极价值；不理解呢，政党就由着对抗功能建立类外对手，破坏社会平衡，产生灾难。任何一个政党都以他党为自己存在的条件----如民主党与共和党，工党与保守党，兰营与绿营都是这样----
对手必然在同一个类里。
政党对抗或攻击的目标是做为理念事实的他党，与对手属于同一个类。
而所有篡了政的共产党都因没有自己可借以存在的类，就不能在同类事实里找到对手，不能对着他党展开活动，在实践上就必然地转换到以国民为对手，党与党的攻击就落到人身上，变成了人对人的攻击。
其实，政党做为名词无疑就是相互攻击的组织形式。
政党并不是以人为条件，而是以人的理性为条件，所以政党的对同类事实所发动的攻击，事实上是理性在攻击理性，因为党是由理性的形成和存在所造成，而理性间的攻击能够是什么呢？
非无就是对自身的证明和对对手的证伪。
这种攻击除了造成社会总体的澄明谐和，别的什么也造不成。
也许有人会问：共产党不能不攻击人民吗？请不要忘记这组文章的中心概念：
政党是机制事实，政党拥有的力量是功能的。
所以，政党一经被创立出来，它就处在机制中，天然地服从理性的时抗规律，若不是处在合理的理法关系中；就必定处在一种不合理的理法联系中，总之政党先天的就是机制事实，先天的就是用于对坑的，所以它是非对抗不可的。
谁也不能让政党不对抗！
自觉到这一点，会保证所创立的政党始终处在合理机制中；不自觉到这一点，政党会在人意之外由功能推动着在法理外创立机制。
当政党不能对抗相对的政党时，它必定就要对抗人了。人虽是有理性的，却是物质的事实，对人身的对抗会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所经历的那一些。
在共产党篡夺了政权的条件下，它是非以人民为对手不可的。彭德怀是够冤枉了，可他冤枉的人也不少啊！邓小平有三落，可他整人时也不是不毒不辣。
我们都轻易地就注意到毛泽东、张国焘、王明、向中发、刘少奇、林彪、康生、邓小平、江泽民这些人的用心是多么恶，多么毒，多么流氓无赖，可我们忘了在他们背后还有一根看不见的牵线，是他们所不自觉就服从的力量----那做为机制功能的党，党所具有的功能力量----只要党互了，就不能不对抗，在一个党这有同类对等力量可抗的条件下，夕不去对抗人民那才叫奇怪呢。
我们在这里建立了政党机制说和功能论，所证明的就是政党一经诞生，它是非对抗不可的，不对着对手党既不能成立，还不能维持。
若不能对着合乎理法的对手，就只有对着理法外的对手。
从政党被“资产阶级学者”所发现的那一天，它服从的就是人类理性中的对抗律。通过政党这种形式，使因理性的运用所带来的矛盾从人身中升华出来，转移到专门的表现渠道----政党，限制在理性范围内，党与党的对立所造成的却是社会的平衡统一，而不是对人的对抗。一个党对别一党的攻击是就路线、对策、成败方面发动的，当然不伤害人，相反却必定是成全人的。因为人的存在服从什么律早在人来世时已经包含了，那就是用行为来实现生命，在生命被行为所实现是直接联系，不存在间隔，可能产生错误的只有理性，因为互相对峙就是照着错误去的，对手的弱处被发现被改击，事实上就是社会总体错误的克服与避免。
一个政党对着另一个政党发动的攻击实际是一个理性对另一个理性的攻击，这种攻击是以纠正为结果的。在政党出现之前，人还是一元的，故社会矛盾的克服是靠人对人的攻击来完成的，政党的形成（创立）就使攻击变成理性与理性之间的事业，同一性理性通过政党完成统一，再来与不同理性相对抗----互相间寻找对手的弱点，对着弱点发动攻击，实际上是在为全社会去伪存真，是社会整体理性的澄明，实现了社会制衡，推动着社会前进。
马克思通过《共产党宣言》，强调阶级斗争他所完成的是什么呢？他抹煞了的恰恰是理性与理性的对抗性----因为他用共产党的“共同性”（实质上就是唯一性）代替了政党本性的机制性，就抹煞了理性间的对制性，实际上取消了人的二元性，只剩下唯一的生命性，它就成了用共产党这个共同理性分别地来对抗个人人身。
读者朋友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因而共产主义学说一旦进入到实践，就不能不以恐怖主义为手段。这里边也有一个机制的必然。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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