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后压抑的思想环境中,在人们只能借助于对金钱的贪婪和对高消费的攀比来宣泄欲望之时,在大众只能借助于小品化的调笑来填补精神空虚之时,在官方用恐怖政治和利益收买堵住知识精英们的嘴巴之时,在知识界用“历史缺席权”为自身的懦弱辩护、用“思想淡出而学术凸现”为藉口逃避社会责任之时,在言说和行为完全分裂的犬儒化生存策略盛行之时……余杰的第一本文集《火与冰》的出版,立刻在知识界和青年群体引起强烈反响。我这个过来人,对于八九后一代颇为隔膜,但余杰的文字多少破除了这种隔膜。我被他的尖锐如冰的犀利批判所震动,为他对历史苦难的探根溯源所感动,也为他的青春自恋和对老师的溢美之词而悲哀。于是,我出狱后对“黑马丛书”的作者们的第一次发言,不是肯定而是批判,特别是对余杰和摩罗的批判很是尖刻。我承认,我是有意藏起了余杰的文字给我的安慰,想从反面刺激这批新崛起的知识人。
后来,见到了余杰本人,我们之间居然没有论敌的仇视,甚至连第一次见面的尴尬也没有,之后的交往和共事使我们变成了以诚相待的朋友。他拙于口语表达,为人平和宽容,即便他在文字中常常直呼批判物件的名字,给人以苛责他人的感觉,但那只是因为国人习惯于拐弯抹角的言说,习惯于文人恶斗所养成的思维,反而不习惯甚至不容忍直白的实话实说,经常把思想论战等同于人身攻击。而余杰,他对具体的人并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他的所有批判性文字只是对事不对人,不会因文字上的论争而祸及人身。
余杰恰逢其时地崛起于世纪末的中国景观之中,这种世纪末景观在更深的意义上绝非物理时间的尺度,而是民族精神的衰败的广度和深度。故而,余杰的出现既是一个异数,也是一种必然──平庸的生存需要激情之思的冲击,万马齐喑的舆论环境需要锐利呐喊的刺痛,刻意制造出的繁华盛世需要批判勇气的警醒,被淘空的记忆需要真实历史来喂养,灵魂荒漠需要良知信仰的滋润,普遍的人性冷酷更需要爱的温暖。
余杰不同于大多数自由知识份子的特异之处还在于,他从自己的基本人权被剥夺的亲历中痛感到:在一个独裁社会中,对于维护每个人基本的权利和尊严来说,即便是诚实的言说,仅仅坐而论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有起而行的勇气。当他因言论而被中国作协剥夺了工作权之后,他从为争取自己的工作权开始,不断地为无辜者受害者向独裁制度发出挑战。他为同龄人杨子立等人的无辜被捕而大声疾呼,他为刘军宁、秦晖和钱理群等自由知识份子的被整肃而鸣不平,他为官方禁止高行健的作品在大陆出版而发出公开信,更为弱势群体的被歧视被迫害而呐喊……而且,在大多数知识份子有意回避与被监控的政治敏感人物共事的环境中,他却有意与这些边缘人保持密切的关系,和他们一起签名向政府呼吁改善人权。他还在境外媒体中发表了大量在国内无法公开发表的时事评论,他直呼其名地呼吁朱熔基总理尊重民主,如同他在国内发表的文化批评中直呼众多社会名流的名字一样。
为了使批判具有建设性的精神维度,余杰转向宗教寻找精神资源,在这本《拒绝谎言》的文集中,他多处引证《圣经》和宗教圣徒特雷莎修女、神学家朋霍费尔、圣雄甘地、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等人的言论和行为,引证把反抗极权主义与宗教的超越精神结合起来的哈威尔、索尔忍尼琴等人的言论。这说明,在当下中国的惟利是图盛行的无灵魂状态中,余杰不满足于批判,还要寻找填补信仰空白和伦理荒漠的精神资源。这种倾向,不仅是余杰个人的选择,更是一代自由知识份子的共同选择。我在1999年出狱后,借助互联网又陆续结识了一批青年知识份子,像任不寐、摩罗、王怡、杨支柱等人,他们与八十年代的自由知识份子一样,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批判现存制度的勇气;他们也具有不同于八十年代的自由分子的自身特质:一是充分利用互联网提供的方便传播自由主义常识;二是具有强烈的对超越精神的渴望。他们在批判传统和现实、反抗言论管制的同时,不约而同地转向基督教的精神资源,寻求终极关怀和超越价值。
我非常理解这批青年自由知识份子的选择,因为中国文化一贯奉行实用主义的功利原则,最缺少超越性的精神维度。儒家的重义轻利,实际上与超越价值无关,它既是“以礼吃人” 的牧民之具,也是统治精英的意识形态口红──把小人包装成君子、把独裁装璜成仁政。特别是:当毛泽东时代的高调乌托邦破产之后,邓小平就连意识形态口红也不要了,而是高唱赤裸裸的实用主义“猫论”,当代中国的做人指南,除了利益,再无他顾。头上没有星空,周围没有法治,心中没有道义,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无信者无畏。所以,那些知识渊博的文化人,才会以充当得宠的高级幕僚和御用文人为荣,才会在评奖游戏中既当球员又当裁判且不断破门赢球,才会肆无忌惮地把无道义当学术、把剽窃当成果、把假文凭当学历、把犬儒当聪明……中国知识界的道德水准之下流,正在向最无耻的官场看齐。
正是在这样的道德背景下,新一代自由知识份子转向了对超越价值的寻求──既为自己的自由信念寻找超世俗的价值支撑,也为新制度的建立寻找文化的和伦理的依托。他们希望以宗教性的爱弥合仇恨造成的人性分裂,以宽恕改造唯我独尊的霸道态度,以谦卑和敬畏矫正既无知狂妄又自卑自贱的传统人格,以非暴力反抗来改造代代相承的暴力崇拜,以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来摈弃犬儒主义和冷漠麻木,以普世道义对抗愈演愈烈的狭隘而功利的民族主义。当灰暗的现实令人沮丧之时,个人面对神圣信仰的祈祷和自省,使其在内心深处保存着道义责任和乐观希望。
但是,我也有某种忧虑:这种对基督教对神圣价值的追求,是否会变成真正的精神资源,而不沦为文化新贵的“精神白领”──如同自由主义言说沦为牟取名利的手段,也如同所有过眼云烟的时尚。对超越价值的敬畏和勇于承担的良知,必须践行才有真正的道义力量。如果只是言说而不必践行,那么自由也好,信仰也罢,既不是道义,更遑论力量!
余杰曾以专文向朋霍费尔献上他的敬畏之情。面对牢狱和绞架,这位圣徒始终平静地微笑着,因为他的灵魂被神圣的价值和对上帝的祈祷所充满:他悲观,为了使幸福不至于变成甜蜜的毒药;他乐观,为了让未来不至于落入恶棍之手。而在当下的中国,物质上的小康幸福正在变成精神毒药,普遍的麻木正在纵容独裁下的邪恶肆无忌惮地挥霍和透支未来。
凡独裁者皆是最大的谎言制造者,反抗独裁的有效方式就是从每个人的不说谎开始。在靠谎言支撑的中共独裁秩序中,余杰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效应,绝非因为他的文字多么高深多么漂亮,而仅仅是因为他诚实──诚实地说出自己的所想,凸现了被官方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界的学术包装所歪曲所遮蔽的常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独裁制度已经把人性扭曲得面目全非,以至于连做人的起码底线都被践踏,人性的基本自律变成险象环生的畏途。于是,诚实──做人的诚实和言说的诚实──对于中国知识人来说,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有人甚至制造出多种言说方式来为沉默和不诚实辩护。
当对共产乌托邦的狂热盲信崩溃之后,在资本和独裁权力狼狈为奸的时代,国人什么也不信,却相信谎言的力量──谎言可以给人带来安全、财富、权力甚至荣誉。当靠谎言生存的策略被知识人身体力行之时,他们也许暂时逃过生活困扃甚至肉体毁灭的灾难,而且还能活得像个体面的有产阶级,但是整体的精神毁灭之灾难便在每个人的参与下不可避免地降临,知识人也就沦为没有任何尊严和人性的精神乞丐和知识掮客──放弃所有做人的底线,像俘虏高举双手一样地交出自己的灵魂。对这种普遍的精神灾难,说谎者们的最通常的自我辩护是:“我无计可施,因为他们太强大。我也痛恨说谎却不得不说谎,我甚至就是近于绝望地说谎。”多么无奈而诚恳的表白,多么令人同情的处境,难道这样的说谎者不值得原谅吗?
不!不值得原谅!
容忍谎言就等于自动强化暴政。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谎言,暴政再无其他资本为自身辩护。暴政要求人们的自我作践,它甚至是体谅民意的,不要求人们真诚地相信它,而只要求人们违心地承认它和歌颂它,足矣!所以,暴政永远不会主动放弃威逼利诱、放弃对人性的践踏、放弃让人们向自己的良心说谎。正是我们的驯顺使暴政显得强大且道貌岸然。暴政最害怕的甚至不是激进的以暴易暴──局部的暴力反抗会被镇压,而整体的暴力革命很可能催生出又一个新的暴政──而是每个人、首先是以言说为职业的知识人,拒绝说谎、不参与说谎,不靠谎言生存!是的,我们不需要高调,做不到绝食、自焚、公开发言,但在日常生活中坚守诚实做人的起码底线,并不要求我们多么勇敢多么高尚,而在生活细节上拒绝谎言,恰好是对靠谎言维持的暴政的最致命颠覆。如果在六四大屠杀过后的大清查和效忠表态运动中,不必有90%,而只需50%甚至30%的人不参与说谎,不出卖良心,不写交代和检查,不做效忠表态,暴政就不可能支撑到今天,更不可能还显得那么成绩卓著。
余杰成名于诚实的言说,而他的这本《拒绝谎言》却只能在海外出版,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一党独裁是多么害怕诚实的言说,中国的制度环境对言论自由的扼杀是多么严厉,遍布谎言的社会又多么需要越来越多的知识份子能够实话实说,我们当下的精神处境又是多么怪诞:一方面是对诚信的渴望,另一方面又是普遍地践踏诚信。即便如此,准备为诚实付代价的人仍然可以抱有乐观的信心,仍然可以逐渐地拓展实话实说的领域。余杰在非政治领域的诚实使他成为文化名人这一事实,说明了沉默的大多数在内心深处是厌恶谎言而期待诚实的。在政治恐怖和利益诱惑之下,当人们出于既得利益而在外在言行上与谎言制度合作之时,这一制度的道义合法性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已经腐烂。这种人性分裂和精神悖论,既标示出目前中国的伦理危机的可怕深度,也提供了对中国前途抱有乐观信心的人性依据。
所有还珍惜人性尊严的良知尚存者,也许你无法具有类似余杰的知名度,也难以拿出持不同政见者和法轮功信徒的殉道勇气,但是你起码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如果你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坚守诚实做人的道德底线,那么你在捍卫了人的起码权利和履行了做人的基本责任的同时,也以不合作的行动为反抗暴政做出了贡献。自然地,你也就捍卫了人的尊严和表现了人性的高贵。
2002年6月24日于北京家中
附录:余杰着《拒绝谎言》目录
包遵信序:一个知识份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
刘晓波序:在日常生活在拒绝说谎
上卷 动物庄园
七十年代人的觉醒和受难
丧钟为我们而鸣
面对中国的国难
从北大的堕落看大陆知识份子的奴才化
义和团,还是维新派?──“五•八”事件的再思考
启蒙:越来越遥远的声音
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
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
但愿闹剧不再重演──致网友的公开信
不能沉默──我看高行健的获奖
中国大地上的毛幽灵
新左派的毛情结
谁出卖了中国?
无法告别的饥饿
余华的奴性
朱总理,请您尊重民主
真话与饭碗
薄熙来的“神光圈”
你在吃人吗?
我们为什么要申奥?
末路的狂人和末路的主义──评米洛舍维奇的垮台
美国是魔鬼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哈威尔的态度
走出坚冰的金大中
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六•四”之后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黎明前的黑暗
下卷 优孟王国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可悲的“幸福”
被背叛的蔡元培
谎言与羞耻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毛毛笔下的毛泽东
丁石孙的风骨
“瀑布模式”的新闻
从“小说反党”到“电影救党”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独裁者与军装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李敖的堕落
人命值几何?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又一个“岳麓书院”
评邓家菜馆的倒掉
从华国锋的退党谈起
原来还是同胞杀同胞
流沙河笑谈“一毛”
爱游泳的独裁者
谁在说谎?
一句话里的良知
从地方选举结果看台湾民众的选择
姜恩柱的“个人意见”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一百步笑五十步
谭其骧与毛泽东
自由与阳光(代跋)
--转载自《新世纪》网站(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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