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作为反苏破坏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外国情报机构的间谍而被捕的。您承认自己有罪吗?”
“不，不承认。我从来不是间谍和反苏破坏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我始终忠诚地为苏维埃国家的利益而工作。”
这些对话是在1940年8月12日，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内部监狱里，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总局侦察处副处长、国家安全上尉阿列克谢·格里戈利耶维奇·赫瓦特与他的受审对象瓦维洛夫院士之间进行的。
在铁窗下，瓦维洛夫度过了整整1700个小时。
和几乎所有的苏联“国事犯”一样，瓦维洛夫也不能不以血肉之躯去感受“无产阶级专政”－－他受尽了各种刑罚的折磨。苏联美术协会会员格里戈利·格里戈利耶维奇·菲利波夫斯基曾目击当时瓦维洛夫的惨状。1941年春天，菲利波夫斯基也被打成专政对象，呆在一座古老监狱的第二层的第27号囚室里。原来关押二十名犯人的囚室，现在关押了二百多名犯人。没有一块空地，小小的通风窗几乎不透空气，拥挤和闷热的程度是常人难以想像的。犯人的面孔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有人被拉出去枪毙，不断地有新犯人关进来。但有些犯人在这间囚室呆的时间特别长。如内战时期的骁将科热夫尼科夫、苏联主力舰的设计师布热津斯基、蒙切戈尔斯克采矿联合企业创始人马尼扬等名流。小小囚室真是卧虎藏龙。菲利波夫斯基被推进囚室时，从阴沉的光线中发现一个奇怪的人身陷囹圄却仍然气定神闲，不失大家气度－－他就是瓦维洛夫院士。院士刚刚从夜间审讯室里回来；受审时，侦察员让他连续站了十多个小时。院士的脸是浮肿的，像一个心脏病人。双足因为长时间地站立，也肿得厉害，而且青紫斑斑。每天夜里，院士都要被带去受审，拂晓时，看守把他拖回来，扔在门边。这时院士已经站立不住了，只好拖着双腿爬到自己的铺板上，难友好不容易才从他肿胀得像紫茄子似的脚上脱下鞋来，而他就靠背支撑着，半坐在木板床上。根据档案记载，在狱中的1700个小时中，瓦维洛夫院士一共被这样提审了400次!
15年后，关于瓦维洛夫的侦察案卷终于公诸于世。直到这时人们才发现，苏联安全机关对瓦维洛夫的兴趣由来已久－－还在1931年，即当局对瓦维洛夫推崇备至之时，瓦维洛夫正处于一生中的巅峰之时，他就已经在苏联安全机关的“关照”之下了。这年瓦维洛夫刚刚创建了全苏农业科学院，召开了全苏抗旱工作会议，组织了苏联地理学会，从美国运回了苏联急需的大量栽培作物。而与此同时，以瓦维洛夫为主人公的第268615 号秘密卷宗，就已经放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保险柜里了。当瓦维洛夫在研究极地和沙漠地区的农业问题时，当瓦维洛夫在国际会议上作学术报告时，有关他的第268615号卷宗却在悄悄地加厚，扩散出一个又一个新的“病灶”。到瓦维洛夫被捕的那天，为他立的卷宗的数量已多达十个。
总共十个侦察案卷，是由多少个耳目扫描出来的啊!这些耳目来自秘密警察方面，毫不足怪；令人大开眼界的是，这些耳目竟然也有来自学术界的。换句话说，瓦维洛夫早就生活在告密织成的罗网之中，而告密者中竟然不乏他的同行－－生物学家。
曾在莫斯科农业展览会上公开挖苦瓦维洛夫的亚库什金教授就是这样的生物学家中的一个。
亚库什金教授供职于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是一位著名的十二月党人的后裔；那位十二月党人，用普希金的话来说，曾“拔出了杀死沙皇的利剑”。亚库什金教授也拔出了他的利剑，但却不是用来反抗不义，而是用来行刺自己的同类。他的利剑主要是－－告密!
亚库什金教授的个人遭际堪称九曲十八弯。1920年，他因为与苏维埃政权没有共同语言，而从沃龙涅什跑到克里米亚，后来又试图随撤退的弗兰格尔将军的部队一起逃跑。但在最后一分钟，他被人从驶往土耳其的轮船上推了下来，国外定居的美梦因此化为泡影。他不得不在克里米亚躲藏起来。直到二十年代末，估计当局已经记不起他这位当年的反对派了，他这才走出隐居地，到拉莫尼的一个甜菜种植实验站找到了一份工作。可惜他看错了气候，1930年大逮捕的“第一次浪潮”就把他卷了进去。在那些年中，当局很喜欢抓农学家、育种学家、让这些“破坏者”对苏联农业的破产负责。许多无辜的学者有去无回，亚库什金教授却安然无恙，甚至在出狱时还受到了奖励。多年之后，他这样坦白：“1931年，我在沃龙涅什被释放后，立即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雇来秘密工作人员，一直干到1952年11月 1日或者是1952年，才从这种工作中解除出来。”
但亚库什金教授并不完全是被迫的。作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秘密工作人员，亚库什金教授的主要任务是监视瓦维洛夫院士。他乐于接受这样的任务。亚库什金教授自信他并非庸才，雄心勃勃，要在苏联学术界出人头地。学术成就领先他十万八千里的瓦维洛夫，必然被他视为天堑。这并不是故意将亚库什金教授漫画化－－亚库什金教授武大郎开店的专长，在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无人不知。该学院的一个研究室，他上任之前本来是人才济济，他上任不久，学术带头人便一个个地调出，以至于该研究室再找不出一个能超过他的人。既是迎合当局，也是出于嫉妒心，亚库什金教授把举报瓦维洛夫院士当作了自己的“第二职业”。“作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秘密工作人员，我经常往总局寄送侦察告密信，尤其是关于瓦维洛夫院士的。” 1955年亚库什金教授这样对检察长说。第一封这样的告密信是在1931年9月份寄出的。在这封长达十页纸的告密信上，亚库什金教授逐条证明。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是反苏活动的巢穴，而它的所长则是育种和良种繁育领域中反苏活动的组织者。
亚库什金教授对他的“第二职业”固然是非常“敬业”，但他毕竟未曾与瓦维洛夫朝夕相处，因而即便是削尖脑袋，也挖不出关于瓦维洛夫日常活动的大量情报。这就需要在瓦维洛夫身边安装“窃听器”。
头号“窃听器”非瓦维洛夫的老部属－－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引种研究室主任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科尔－－莫属。
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科尔，俗名“科尔”，比瓦维洛夫年长整整十岁。和亚库什金教授一样，也自命不凡地认定自己是个了不起的学者，因而也对生物学界众望所归的瓦维洛夫充满了妒意。这位老资格的学者因为学风上的不严肃，总是无法取得能够与他的资历相称的学术成就。相反，倒是惹来麻烦。还在1924年，科尔就因此常常与瓦维洛夫发生冲突－－瓦维洛夫从遥远的考察地寄回的种子，一旦落到科尔的手上，就很容易变成一堆废物－－不是把种子的标签弄丢了，就是种子因保管不当而发不出芽来。瓦维洛夫虽然以好脾气而著称，但也无法原谅这种对事业极不负责的“散仙”风度，多次批评科尔。自视为瓦维洛夫的“老前辈”的科尔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过失，而是坚信，瓦维洛夫是在小题大做，是对他这位“老前辈”的“大不敬”。于是恼羞成怒，与瓦维洛夫展开了几次公开“论战”；但每一次他都占不了便宜。他渴盼着复仇的机会。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失时机地向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科尔怎么能够忍心放弃呢?便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老上级投井下石。关于瓦维洛夫日常活动的大量情报从此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瓦维洛夫身边的另一个“窃听器”，其得来的安全部门而言则纯属意外。1937年9月3日，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普希金试验站的高级研究员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西多罗夫主动找到国家安全局驻普希金诺城侦缉员， “我想报告有关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领导(瓦维洛夫、亚历山德罗夫)的破坏活动的情况，由于这些破坏活动，区分抗病和抗害虫的农作物品种的工作遭到了失败”。瓦维洛夫所谓的破坏活动当然是捏造出来的，西罗多夫主动告密的真实原因在于，瓦维洛夫认为这位过去的研究生业务算不上精通，因而没有为他开设专门的实验室。西罗多夫的告密信在安全部门看来简直就是至宝，这封告密信因而被作为基本的揭发材料之一，收入了关于瓦维洛夫的第268615号案卷；西罗多夫本人也很快升任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副所长。五十年代，西罗多夫的这段历史被曝光，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当然再也容不下他－－但是没有关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马上为他在另外一个研究所谋到了一个相同的职位。这样做是必须的－－如果告密所得终究还是要失去，谁还愿意再向当局出卖自己的良知呢?
出于同样的原因，瓦维洛夫身边的另一个“窃听器”在真相大白之后，甚至未曾受到一点点报应。他是生物学博士格里戈里·尼古拉耶维奇·什雷科夫。他的几乎所有同事都能背出他在1938年3月7日写给安全部门的信。当时，曾经附和斯大林同志卖力地吹捧李森科的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雅可夫列夫以及苏共中央农业部部长鲍曼刚刚被斯大林同志投进大狱。什雷科夫闻讯，立即致函安全机关，控告他的顶头上司瓦维洛夫是雅可夫列夫和鲍曼的同党。
并非所有的告密者都是像亚库什金教授、西罗多夫研究员和什雷科夫博士这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小丑。甚至于善良的知识女性，也要被当局强迫加入“犹大”队伍，细胞遗传学专家叶连娜·卡尔洛夫娜·爱梅博士就是“女犹大”中的一员。爱梅博士一时冲动，把她的几篇学术论文寄给了几家境外学术刊物；还有人举报，她曾经与外国学者谈过话。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那就足以使那些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消失得无影无踪。爱梅博士却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奇迹般地生还。其实并没有什么奇迹发生，她之所以安然无恙，惟一的原因是当当局以暂不追究她的“里通外国”之罪为条件要挟她定期密告瓦维洛夫的言行时，她签字认可了。爱梅博士监视瓦维洛夫实在是太方便了－－她与瓦维洛夫的妻子亲如姐妹，常常去瓦维洛夫家玩。但善良的本性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爱梅博士。在垂危之际，她终于向她的家人含泪自白：多年来她在当局的胁迫下不断地作伪证，陷害她最敬爱的导师瓦维洛夫。
1937年－1938年，针对瓦维洛夫的告密达到了高潮。但当局并不满足，侦骑四出，广为收集和伪造给瓦维洛夫定罪所必须的“罪犯”供词。内务人民委员部萨拉托夫省管理局局长，一个名叫斯特罗明的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1937年7月，斯特罗明审讯著名农学家图莱科夫院士。图莱科夫与瓦维洛夫私交甚厚，起初还不肯认可那些子虚乌有的瓦维洛夫的所谓“犯罪事实”。但在被打得血肉模糊之后，终于有求必应，在对瓦维洛夫的毫无道理的指控上签了字。图莱科夫“揭露”瓦维洛夫和布哈林的联系，甚至是与保皇党人的联系。几个月之后，斯特罗明局长又接到新的命令：仅仅把瓦维洛夫打成布哈林分子和保皇党人还不够，对瓦维洛夫的指控还必须升级。于是局长大人所所长后(关于提拔他的方法应该单独谈一下)，几乎所有重要的工作人员都被解除了职务(有的是自己离开的)。更要命的是，遗传学研究所新所长提出的计划暴露了惊人的思想贫乏－－那里没有任何遗传学，只有一种初等的农艺学，在30万公顷的耕地上去搞什么晚播马铃薯……以及那些秋播三叶草的’试验’，还有去割橡胶草的根－－完全在重复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农业技术工作。”遗传学研究所的解体引起了全国遗传学研究的瘫痪。韦尔纳茨基院士在1944年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错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里要停止遗传学方面的工作，这是一个有很大前途的学科。”稍后他又写信说：“遗憾的是，在我们这里，遗传学方面的所有科研中心都被消灭掉了。在科学院物色学术骨干的过程，我看到了这种错误政策的严重后果。”遭遇最悲惨的则是人类遗传学－－被扣上“希特勒种族主义”的大帽子完全取缔，绝大多数学术带头人被捕，到1965年赫鲁晓夫取消古拉格劳改营时，竟没有一个人还活在世上。苏联的人类遗传学家在战前全军覆没，是1965年后苏联遗传学复兴时人类遗传学却仍旧举步维艰一枝独谢的主要因素。
伴随着瓦维洛夫的毁灭，苏联的遗传学研究机构要么土崩瓦解，要么就鸠占雀巢；苏联的遗传学家被开除、被逮捕、被流放、被枪毙。被确认为对现存社会秩序构成致命威胁的遗传学终于被专政机器碾得粉碎。瓦维洛夫个人的毁灭终于导致了整个苏联遗传学的毁灭，披上了科学外衣的反科学的李森科－普列津特帮派，终于建立了他们的一统天下。在乱云纷飞、冤魂呼号中，他们一个个沐猴而冠，弹冠相庆，原本是庄严肃穆的科学殿堂变成了群魔齐舞的阴森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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