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首先请问一下余樟法先生，您怎么看待这种见死不救的事情？
余樟法：哎呀，在国内这种情况是太正常了，因为什么呢？我们中华民族本来是一种传统文化很深厚的民族，仁义道德，仁、义、礼、智、信，是道德很深厚的一个民族，但是自从中共把斗争的哲学引进以后，就．．．
记者：这种传统道德就丧失了，是吗？
余樟法：是
记者：那么马晓明先生呢？您生在西安，您对这种事情是不是也是见怪不怪？
马晓明：我亲身都经历过，我们楼下面的菜市场，小偷成群结队的夹钱包，拿剪子去剪人家的手机袋，剪人家提的塑胶袋里边包的钱包等等，看见了装作没看见，就这样多的是，我有一次看见一个小偷，我就冲过去把他的手抓住，然后我就给被偷的这个人我就说人家偷你东西呢！这个被偷者的老婆跟他在旁边，赶紧就拉着这个被偷的人走，四个小偷打我一个人，几百人围着看，没有人上前来干涉一下子，所以你刚才说的西安发生这个情况呢，他并不是说没有好人，也就是你刚才说的他们有个人，他虽然不会游泳，他还向其他人求助，但是这就证明，任何时候呢，都有坚持做为人的基本道德和良知的人，任何时候都有道德和良知、人性泯灭的这种人，特别是刚才余樟法先生说到了，中共的统治这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它是把所有的传统的美德啊，全部都当作垃圾批判和抛弃掉了，同时它又提一些什么斗争的哲学，并且它也提出来过像助人为乐啊，树立了像雷峰这样的所谓的典型。
记者：那既然树立了雷峰这样的典型、榜样，按说中共的党、文化也灌输了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为什么没有在人的生活中体现出来呢？就是很少体现出来呢？
马晓明：它一方面在号召人民助人为乐，但是同时他们自己在拼命的尔虞我诈、残酷的斗争，特别是像现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以来，号召人们学习雷峰的这个运动中间呢，即使做宣传的人，他们在充份的在为自己打算，充份的在侵吞和抢掠人们的财富，所以相比之下，人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骗局，觉得谁如果相信这些东西了，谁去做了，他就是很可笑，也很傻的一种人。
记者：余樟法先生，刚才您和马晓明先生都提到了，造成这种见死不救，对别人漠不关心的这种现状的根源在于中共党、文化所提倡的这种斗争的哲学，那您觉得有什么办法挽救这一点呢？
余樟法：中共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是最坏的，它已经成为了现在的经济发展、人民幸福、民主发展，我想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丧失了，用我私人话来讲，就是哭泣的本能。他们永远是一副成熟的、坚硬的、严肃的、庄重的、笑容可掬样子，中国已经没有大男人，大丈夫了！
记者：余先生，您所指的这个男子汉，大丈夫是代表一种什么样的人呢？
余樟法：比如现在那种天安门母亲受尽了凌辱，咱们的多少英雄人物被赶到美国去啊？咱们的多少工人农民兄弟受到了欺侮？还有谁站出来说话呢？没有，大家都只顾眼前利益，只顾自己的生活。
马晓明：我们现在要改变这种情况呢，最主要的就要改变我们社会现在这种社会的大环境，首先人人都有个公平，公正的竞争和生存生活的这种环境，各种各样的优秀的思想文化能够传进来，要树立这种敢于站出来说话，敢于站出来坚持正确意见这样的一种风气。
余樟法：做为一个人啊，应该有一种道德上的灵感，就是最真实的灵感，最真言的灵感，最责任感的灵感，我们现在大陆这种普遍都缺乏这种道德上的灵感。
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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