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１年春节前，我走出秦城监狱后，就听说丁子霖老师的儿子死于六四屠杀。当年三月份从大连回到北京，我一直想去看望二位先生，既作为学生，更作为身背负罪感的晚辈。
当年６月３日，我这个八九年的风云人物和幸存者，怀着惶恐悔罪的心情，带着一束鲜花和一首祭诗，去看望丁子霖和蒋培坤二位先生。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捷连遗像前，鞠躬、默哀、献上鲜花和祭诗。
遗像上的１７岁，正走在八九运动的行列中，头缠红布条，双手举红旗，一张年轻的脸，棱角分明，朝气勃勃，把我拉回到英姿焕发的八九高潮。虽说，蒋捷连还只是高中生，但他那充满正义感和自豪感的神态，与我接触过的无数大学生毫无二致。后来，听蒋老师说起才知道，捷连参加学潮并非始于八九，他也参加过八六学潮。
我的眼睛湿润了，开始哽咽着朗诵献给捷连的祭诗：
《给十七岁》 ──六四二周年祭
题记：你不听母亲的含泪劝阻，从家中厕所的小窗跳出；你擎着旗帜倒下时，仅十七岁。我却活下来，已经三十六岁。面对你的亡灵，活下来就是犯罪，给你写诗更是一种耻辱。活人必须闭嘴，听坟墓诉说。给你写诗，我不配。你的十七岁超越所有的语言和人工的造物。
我活着 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臭名 我没有勇气和资格 捧着一束鲜花和一首诗 走到十七岁的微笑前 尽管我知道 十七岁没有任何抱怨
十七岁的年龄告诉我 生命朴素无华 如同一望无际的沙漠 不需要树不需要水 不需要花的点缀 就能承受太阳的肆虐
十七岁倒在道路上 道路从此消失 泥土中长眠的十七岁 象书一样安详 十七岁来到世界上 什么也不依恋 除了洁白无瑕的年龄
十七岁停止呼吸时 奇迹般地没有绝望 子弹射穿了山脉 痉挛逼疯了海水 当所有的花 只有一种颜色的时刻 十七岁没有绝望 不会绝望 你把未完成的爱 交给满头白发的母亲
那位曾经把你 反锁在家中的母亲 那位在五星红旗下 割断了家族血缘的母亲 被你临终的眼神唤醒 她带着你的遗嘱 重新迈开沉重的脚步 往来于无辜者的坟墓之间 每一次她就要倒下时 你都会用虽死犹生的气息 把她扶住 送她上路
超越了年龄 超越了死亡 十七岁 已经永恒 １９９１年６月１日深夜于北京
我想在十七岁的亡灵前朗诵完这首诗，但刚刚读了一段，就被蒋老师制止了。蒋老师握着我的手在颤抖，躺在床上的丁老师在流泪。我这才感到自己的莽撞，为自己的冲动而懊悔：在这样敏感的时刻，即便我心怀最真诚的善意，朗诵这样的祭诗，也无疑于往伤口上撒盐。二位老师还没有从丧子的刻骨之痛中恢复过来，特别是丁老师，身心都很虚弱，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
真不该刺激二位老师。我停止朗诵，默默地把祭诗的手稿放在捷连的遗像前。
说起来，我与二位老师的交往还是始于八十年代，主要是与蒋老师的来往。我熟悉蒋老师的第一机缘，是因为我与他在专业上的相通。八十年代的大陆出现过持续时间不短的美学热，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旧着重见天日，成为我们这批大学生抢读的精神食粮；李泽厚先生和高尔泰先生的美学新论风靡于文化界和高校，两人之间的论战也引来众多参与和旁观；美学研究也成为大学里的显学，上海复旦的蒋孔阳先生、山东大学的周来祥先生、人民大学的蒋培坤先生、北京大学的乐黛云先生等，是八十年代身为大学教授的知名美学家。
在我的记忆中，蒋老师之所以在当时的美学热中占据一席位置，来自他对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政治─经济学手稿》有着独树一帜的解读。蒋老师将马克思美学解释为“人的解放”之学，并因此而饮誉当时的中国美学界，被称为“人本主义美学派”。我当时在北师大读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不仅对西方美学、中国古典美学用力甚勤，而且对当时中国的各派美学论着也皆有涉猎，自然要读到蒋老师的著述。正因为蒋老师在当时美学界的声望，我的导师才决定聘请他出任我的博士论文《审美和人的自由》答辩委员会的九位委员之一。按照当时中国学位答辩的有关规定，每个博士生的答辩委员会都要推举两位正式评议人。在我的答辩中，蒋老师与王元化先生被答辩委员会推举为正式评议人。
记忆中，蒋先生给我论文的评价还不错，着重强调“美与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比如蒋老师在论文评语中说：“把艺术和审美看作实现人的自由的一种方式，或者看作人的自由生命表现本身，即从人类本体论的角度去探索艺术审美的价值，应该说较之以外在功利为价值指南的传统艺术观念更贴近人类艺术的真谛。”“自由，如果不是像通常那样仅仅从认识论意义上去理解，而是从人本学的意义上去理解，那么它无疑是人类追求终极价值目标，也是艺术和审美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而且，从现实性上说，人类也许只有在艺术和审美中才能使这种自由付之实现，尽管这种实现在形式上是虚幻的，但在本质上却是现实的。”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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