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解放后多次回忆起长征中他险些为中国革命闯下的大祸：１９３５年９月，红军走出草地到了腊子口。有一天父亲为中央机关带路，用半天时间翻山越岭，突然发现前面一条烂泥浅滩不能过人。父亲急得满脸通红，六神无主。而毛泽东连一句责备父亲的话都没有，拍了拍父亲的肩膀向后做了个手势，扭头就走。父亲为这件事后怕了一辈子。他说当时若碰上敌情，前无出路，后有追兵，中国革命的历史将被改写。但主席第二天对父亲说：“昨天那程子路，小事一桩。我这个人一爬山就来精神。”我曾对父亲说：“主席如果在晚年也能这么宽宏地对待同志，不搞‘文化大革命’……”父亲生气地说：“你们懂中国的历史吗？”他根本不容我同他讨论。
父亲转战南北，直到３０多岁还没有结婚。罗荣桓政委很关心父亲的婚事。母亲当时才１７岁，她是从山东日照参加革命的，外祖父也是老党员，当时任中共日照县委第一书记。父亲对她产生了好感。一位干事便主动牵线搭桥，把母亲的心说动了。罗政委与母亲谈话后也很满意，从撮和到恋爱再到结婚，父母一共见了两次面，真是闪电战的速度。
战争年代，父母的感情非常好。解放后，父亲成了第一任南京警备区司令。父亲是个工作狂，我们六兄妹生活、上学的重担就全落在母亲身上。
“文革”中的某一天，母亲突然被抓走。这源于工程兵的一场权力斗争。一位领导人一直觊觎着父亲的位子，当时如日中天的林彪与父亲关系不好，父亲又不是第四野战军的人，如果陈士矩家再有个反对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离倒台也就更近了。
一场阴谋在暗中周密地策划开了。母亲是个直筒子脾气。有人系统地搜集了母亲讲过的话：“江青是上海滩的三流演员”、“毛主席同江青结婚前党内有很多不同意见”。她讲过江青在延安怎么追毛主席，讲江青神经不大正常。材料递到江青手里，她亲自下令让公安部长谢富治逮捕母亲。
这一下的确让父亲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此时，他应该了解母亲，至少在心里应该同情母亲，但出于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崇拜，使他对母亲说的话很生气。其实，凭主席对他有着较好的印象（他在“文革”中始终未被打倒过），他至少可以作些努力。
但他没有，同时迫于压力，他要求和母亲离婚，由于当时公检法也乱哄哄，手续始终没办。
母亲在狱中度过了数年，受尽了残酷的迫害，不仅身体坏了，神经也受到很大刺激。母亲出狱后“反革命”的帽子也没有摘。而几年前母亲在狱中时，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军人闯入了父亲的生活中。母亲很生气，这更加剧了他们感情的裂痕。母亲曾向有关部门写信揭发父亲，而且不止一个部门。这使他们的关系雪上加霜。
父亲至死仍认为只有毛主席的学说才是最正统的革命学说，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学说，他可以大义灭亲。１９６６年，我们一群干部子弟冲击公安部。我贴出“炮轰中央文革”、“火烧谢富治”等标语。因为这一举动，我被民警抓住。经过审问，知道我父亲是仍然在台上的上将，便把我送到工程兵保卫处，暗示他们可以放了我。一心忠于毛主席的父亲得知后认为，必须对我进一步审查，把我送到公安部。我又被关了四十多天，多次受到审问，只是没挨打。毛主席知道此事后，表扬了父亲，还写下了“大义灭亲，立场很好”的批示。这是父亲感到骄傲的事。
父亲与任何首长没有较深的关系，他就崇拜毛泽东。毛泽东对，他就跟着对；毛泽东错，他就跟着错。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要批判的人，他都批判。为此他无可避免地犯了政治错误。“文革”后，他的“仕途”也就此止步了。
父亲与母亲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曾尝试破镜重圆的可能，但母亲想起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便发泄和絮叨一下，父亲又绝不迁就。短暂的重聚终于导致了彻底离异。不久，一位在部队搞文艺工作的女性认识了父亲，并很快结了婚。父亲结婚不久就搬出去了，他与子女联系也很少了。
父亲８６岁时已预感到将是最后一个生日了。为发扬长征精神，他让工作人员送来一坛清水，算是过了个生日。母亲“解放” 后在工程兵司令部直政处当干事。在父亲手下，她迟迟得不到应有的晋升，直至今天，１９３８年参加革命的母亲还仅仅是团级。我的二哥多年前因所在部队的错误处理，把军籍丢了。按政策应恢复军籍，父亲完全可以做到，他却不闻不问。年过五十的哥哥今年得了严重的心脏病，没有医疗劳保的他需交１０万元才能做手术。一贫如洗的哥哥靠母亲、兄妹们的筹措才上了手术台。
父亲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后身体一直不好。他的正值中年的妻子对他照顾得很周到，一直到弥留之际。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问父亲：“你一辈子最爱的是谁？”她希望她的劳动与代价能得到父亲的认可，但父亲喘息着，用微弱的声音说：“毛泽东。”
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一个将军，一个农民。
摘自《读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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