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同第一功是向全世界昭示，靠“六四”发迹的“同志”们个个是好汉，知道政治浮沉，又能把握时机，“六四”风云一动，立刻摆出革命面孔，乘机干掉赵紫阳一派，踏其肩而青云得路，弹冠相庆，得势后又深知机不可失，马上放开手脚，捞金子、捞票子、捞女子、捞房子、捞车子的“五子登科”，让公款流入个人腰包，让美色满足情欲。他们演戏有术，皮厚若堵，可以面不改色地发表誓言：天安门广场未死一人。可以道貌岸然地教导青年人如何立身处世，可以振振有词，只是“挪用”公款而已。史太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观陈希同所为，此话一点不假。
陈希同第二大功是证明大陆只抓经济不开放民主是何等步履维艰。大陆经济改革二十多年，达到日新月异的结果，但特权阶级依然泛滥，阶级专政制度原封不动，民主依旧衰微，老百姓无权选择领导，在野党无权监督政府，新闻界不敢披露弊端，当官的有恃无恐地搞自己的王国。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水清无鱼，尚腐败不到那儿去，经济改革后造就高官们私心膨胀，物欲横流，北京官方总爱把腐败嫁祸于开放后西方思潮的影响，其实正是缺少民主国家那一套对执政党权力的限制系统和那一套对政府官员监督制度，那一种举国上下的舆论压力，才使得官员的腐败在中国大陆“风调雨顺”的猖獗起来。
陈希同第三大功臣是揭示北京当局反腐败的决心是何等脆弱。当王宝琳自杀，腐败大案刚刚爆发，北京当局慌忙召开大会，鸣金收兵，说大部分干部是好的，不再追查下去，见好就收。毛泽东惯用的顺藤摸瓜的战术，现在千万用不得，陈希同只是千万贪渎犯之一，不过是做“替罪羔羊”而已！
陈希同是功不可没的。借用毛泽东两句诗：“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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