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香港传媒的生态特色
香港历来被认为是传媒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中国最早的报纸创办在香港，在二十世纪中国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时候，香港在英国殖民体制之下，享受着中国不可想像的言论自由，也造就了一个现代水准的传播与出版行业，1997年，香港殖民地历史结束之际，中国当局曾高度评价香港作为“世界信息中心之一”的地位，邓小平1989年曾说:“如果没有香港，起码我们信息就不灵通。”
香港虽然早在六十年代就开始普及电台、电视，但报章杂志始终是市民取得信息尤其是新闻信息的主要来源，九七回归后，网络热潮兴起，但是，并未影响传统媒体的销售。香港的报纸仍有约二十家，杂志仍有七百多种，香港人仍然是世界上最爱读报的族群之一。香港平面媒体有两个基本特色:
其一，高度商业化。以香港六百万人口的城市而言，维持近二十种日报，和美国“一城一报”相比，可想而知，有相当激烈的商业竞争。九七之前，凭借香港经济繁荣稳定，市场兴旺，直到九十年代前期，办报纸往往都是有利可图的事，两三年便可赢利，广告利润高过成本，东方日报、南华早报每年都有三、四亿港元的收益。1997年恰遇亚洲金融风暴袭击，香港未免其难，从此下滑，加上港府应对失策，市道不景，延续至今。在这样的背景下，传媒生存竞争，便更形加剧，倒闭、业权转移时有所见，现只剩下14份日报，同时，出现“苹果化”现象。
黎智英是一位成功的商人。1992年投资出版有创意的《壹周刊》，很快占领市场，使同类老式周刊纷纷倒闭，只留下一本，而类似刊物则纷纷效法上场。《壹周刊》带动潮流，开创本土特色的以娱乐、消费为主政经报导为次的新闻周刊新品种。1995年黎智英再拿出七亿元创办《苹果日报》，以大投资、高成本手法经营，很快成为销路第一的东方日报的竞争对手。新闻界研究“苹果”有多种成功原因，包括迎合市民的感官趣味，信息娱乐化，大标题大图片的煽情效应，文字不追求深度。其“狗仔队”手法，更破了报界先例。“苹果”在回归不久就开始赚钱，现在还维持三十多万份销量，这种经济不景中的商业成功，迫使报界群起效尤，连左派报纸也不例外。虽然“苹果”在政治立场上，站在民主派一边，尤其在反对23条立法上表现突出（手法有争议），但远不及其高度商业化手法的影响为大。
现在，香港报章的日销量大致是:东方47万份、苹果34万份、太阳20万份，其余不超过10万份，多数在5万份以下。东方太阳和苹果占领超过八成以上的报业市场，令不少专业与社会人士感到不安，多次批判报业的“煽色腥”作风，无奈在金钱挂帅的香港社会，无异于杯水车薪。通俗性大报的垄断地位，使其它严肃性报纸日益边缘化甚至朝不保夕，令香港始终无法造就一份有水准有权威影响力的“质报”。
其二，多元化。香港是个国际大都市，万商云集，各种国际势力活跃的自由港，也是尚未统一的中国内外、两岸三地各路人马交集汇合的一个特殊的平台。对香港内部而言，多元化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社会特色。和海峡两岸不同，香港一直容纳中国政治的各党各派，容许国共两党在香港法律的框架内的明争暗斗，早在英国人管治时期，香港就一直存在一个强大的受中共控制的亲共社群，分布在几乎所有重要行业，新闻界自不例外，而且成为他们公开的门面。
九七回归后，香港传媒虽然有右派式微向左倾斜的趋势，但基本面的多元化结构没有改变，媒体光谱仍然呈现政治色彩不同的左右排列。中共经营的几家报纸，如文汇报、大公报、商报，新晚报仍然被市民称为“左报”，仍然是市场占有率最低的报纸，在朱□基主政时，曾传闻北京要求文汇大公合并，以减轻国家负担，但要求无法执行，左报同时在大陆开发财源，继续生存。《新晚报》已在1999年报业减价战中倒闭。邓小平许诺在九七后可以继续出版的国民党报纸《香港时报》，则因财务不济，早在1993年结业。左派在回归后的传媒市场上增加了两份官方刊物《紫荆》与《中国评论》，加上原有的文汇、大公、《镜报》《广角镜》，形成左派传媒的主要班底。它们的政治任务是正面宣传中共政策，担任批判香港民主派“反中乱港”的攻击手的，主要是大公报、文汇报与镜报月刊（因其老板是政协常委，常出面发言）。
其它非共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基本运作同回归前没有大的变化，仍然遵循传统的专业守则，无论政治倾向如何，尊重读者的知情权，重要新闻不敢忽略，报导与评论区分，同时，注意新闻的查证和争议性报导的平衡原则。电台的叩应节目是香港言论自由一景，只有台湾的同类节目可以与之相比，听众的任何议论批评，直播出街，董建华经常成为嘲弄的对象，这是专制社会不可想像的。在有关中国内地的新闻报导上，虽然有不少负面材料，尤其爱追踪大陆被禁报导的事件，但并未一面倒的“唱衰”中国。各家媒体或有其偏颇与局限，未能完全客观公正，但以全港传媒整体而言，还是可以大体真实的反映中国的现状。因此，英国议会九七后每年对香港新闻自由的检查，都给予相当的肯定。无国界记者协会2002年的调查，也将香港新闻自由的排名列为一百多个国家中的第18名（美国第17名，中国倒数第二名）。
二、对香港新闻自由的评论
以上对香港传媒的整体评价，并不否认香港新闻自由出现的倒退与存在的问题，这种观察基本上是和回归前的状况对比而作出的，换言之，香港新闻自由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正是与香港从英国管治变为五星旗下的一个特区密切相关。最近发生的五十万人上街示威反对“23条”事件，引起世界性的关注，焦点之一就是对新闻自由的忧虑。下面对回归以来香港新闻界议论比较多的若干问题加以评述:
1、自律现象－－新闻界的“自律”，本来是防止滥用媒体影响力的一种自我约束，具有正面意义，但现在香港，“自律”二字已成为新闻“自我审查”的代名词。某些记者、编辑、专栏作家、主笔、新闻主播，会自觉不自觉地预设立场，划地为牢，对往昔可以无拘束发出的报导或评论，在字里行间打折扣，甚至扣压不发或加以回避。内容往往涉及政治的敏感话题，尤其是北京当局强行推销的一些禁律，如台湾、西藏的统独问题，最近的刘慧卿事件是一个新例，在左派的大力围剿下，许多了解她、支持她的人，都不敢出面说话，怕被扣上“支持台独”大帽子。
自律也来自老板或上司的压力，担心违背上意，职位不保。由于中港之间经贸关系日益紧密，与大陆的关系往往涉及许多传媒业者的利益，从而对其管辖的媒体独立性造成影响，有的传媒主管曾明白指示，对中共领导人的批评，涉及江泽民、李鹏的，不准点名。2000年的南华早报林和立事件，显示一名记者的独立报导，令老板不悦时，可能有的后果。资方作出解职决定时，往往不会直接指责记者的专业工作，而是提出其它的理由。严格说来，自律现象回归前已早被议论，回归后，这种现象则被赋予某种程度的合理化、制度化。基本法23条的立法，就被广泛的认为是悬挂在市民和新闻界头上的一把利剑。
2、中共的软控制－－如果可以将中共在大陆的新闻控制称为“硬控制”的话，那么它对香港则企图实行软性的控制，因为受制于“一国两制”，它不可能在香港采取行政和专政的手段，为所欲为的控制传媒，要求传媒和中央保持一致。中共在香港可以和已经尝试过的方式有:
A、“掺砂子”。派遣可信用的专业人员，渗入重要媒体，掌握目标职能，以便影响和控制一定的新闻导向，并有利于收集北京需要的相关情报；
B、“收买拉拢”。许家屯回忆录写过不少统战新闻界的故事，另一个过去的故事说，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反共专栏作家，突然变成亲共的代言人，原来他接受中方一笔资助解决了燃眉之急。这类事情，当然不会因为回归而减少。委任报界人物做政协委员（已有七位传媒老板马澄坤、陈永祺、何柱国、李祖泽、吴光正、黄国华、杨澜任2003年政协委员）、邀请到内地参观访问、提供优惠的商机，甚至以女色相诱等等，都是北京的统战手法；
C、“入股收购”。这是比“打进来，拉出去”更大手笔的方式，香港传媒在激烈竞争中陷入财务困境是常事，统战便可乘虚而入，何况中方向来投资海外媒体不惜工本，当然投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
D、“拒绝采访”。香港传媒的大陆新闻占重要地位，控制大陆采访权，就成为北京对付香港传媒的一张牌。被认为不友好或敌对的媒体，就谢绝记者入境，如苹果日报；新闻从业员，就没收回乡证，如凌锋、黄毓民等。香港记者在北京的冷遇比台湾记者、西方记者更多。
在中共软控制得手的传媒空间，通常可以看到北京的舆论导向，在香港呈现“三反”倾向，即反法轮功、反台独、反美。反美可以在言论自由的掩护下进行，反台独可以在民族主义旗帜下推行，假托民意，借壳上市，把台湾民主加以丑化。唯有反法轮功得不到多数传媒认同，只有靠亲中媒体充当打手。
3、李嘉诚进军传媒－－港资长实集团主席李嘉诚是香港首富，多年来李氏家族在香港商界叱咤风云，举足轻重，在大陆投资超过数百亿港元，是北京倚重的爱国资本家。75岁的李嘉诚拥有多家上市公司，约5000--8000亿港元市值的财富，除了1992年收购新城电台全部股份外，多年来并不热衷传媒。但是2000年起，他透过旗下网络公司TOM．COM大举投资传媒，收购大陆羊城报业、三联生活周刊等8家媒体和台湾PC Home城邦集团一半股权，在香港则入股亚洲周刊，一年前，曾计划收购亚洲电视32．75％股权（后放弃）。声称要建立“大中华传媒网络”。
李嘉诚财雄势大，染指传媒，引起各方关注。首先，是李氏与中共当局的密切关系。李透过他的亲信、Tom．Com的主持人周凯旋在北京高层已建立有力的人脉关系，去年盛传叶选平、霍英东等人推荐李嘉诚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从未当过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而一跃为国家领导人，虽为李所谢绝，亦可见他在中共眼中的地位。其次，李在新城电台管理上已有遭非榈募锹肌＠钤(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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