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香港傳媒的生態特色
香港歷來被認為是傳媒最發達的地區之一。中國最早的報紙創辦在香港，在二十世紀中國長期處於動盪不安的時候，香港在英國殖民體制之下，享受著中國不可想像的言論自由，也造就了一個現代水準的傳播與出版行業，1997年，香港殖民地歷史結束之際，中國當局曾高度評價香港作為「世界信息中心之一」的地位，鄧小平1989年曾說:「如果沒有香港，起碼我們信息就不靈通。」
香港雖然早在六十年代就開始普及電臺、電視，但報章雜誌始終是市民取得信息尤其是新聞信息的主要來源，九七回歸後，網路熱潮興起，但是，並未影響傳統媒體的銷售。香港的報紙仍有約二十家，雜誌仍有七百多種，香港人仍然是世界上最愛讀報的族群之一。香港平面媒體有兩個基本特色:
其一，高度商業化。以香港六百萬人口的城市而言，維持近二十種日報，和美國「一城一報」相比，可想而知，有相當激烈的商業競爭。九七之前，憑藉香港經濟繁榮穩定，市場興旺，直到九十年代前期，辦報紙往往都是有利可圖的事，兩三年便可盈利，廣告利潤高過成本，東方日報、南華早報每年都有三、四億港元的收益。1997年恰遇亞洲金融風暴襲擊，香港未免其難，從此下滑，加上港府應對失策，市道不景，延續至今。在這樣的背景下，傳媒生存競爭，便更形加劇，倒閉、業權轉移時有所見，現只剩下14份日報，同時，出現「蘋果化」現象。
黎智英是一位成功的商人。1992年投資出版有創意的《壹週刊》，很快佔領市場，使同類老式週刊紛紛倒閉，只留下一本，而類似刊物則紛紛效法上場。《壹週刊》帶動潮流，開創本土特色的以娛樂、消費為主政經報導為次的新聞週刊新品種。1995年黎智英再拿出七億元創辦《蘋果日報》，以大投資、高成本手法經營，很快成為銷路第一的東方日報的競爭對手。新聞界研究「蘋果」有多種成功原因，包括迎合市民的感官趣味，信息娛樂化，大標題大圖片的煽情效應，文字不追求深度。其「狗仔隊」手法，更破了報界先例。「蘋果」在回歸不久就開始賺錢，現在還維持三十多萬份銷量，這種經濟不景中的商業成功，迫使報界群起傚尤，連左派報紙也不例外。雖然「蘋果」在政治立場上，站在民主派一邊，尤其在反對23條立法上表現突出（手法有爭議），但遠不及其高度商業化手法的影響為大。
現在，香港報章的日銷量大致是:東方47萬份、蘋果34萬份、太陽20萬份，其餘不超過10萬份，多數在5萬份以下。東方太陽和蘋果佔領超過八成以上的報業市場，令不少專業與社會人士感到不安，多次批判報業的「煽色腥」作風，無奈在金錢挂帥的香港社會，無異於杯水車薪。通俗性大報的壟斷地位，使其它嚴肅性報紙日益邊緣化甚至朝不保夕，令香港始終無法造就一份有水準有權威影響力的「質報」。
其二，多元化。香港是個國際大都市，萬商雲集，各種國際勢力活躍的自由港，也是尚未統一的中國內外、兩岸三地各路人馬交集匯合的一個特殊的平臺。對香港內部而言，多元化也是一個由來已久的社會特色。和海峽兩岸不同，香港一直容納中國政治的各黨各派，容許國共兩黨在香港法律的框架內的明爭暗鬥，早在英國人管治時期，香港就一直存在一個強大的受中共控制的親共社群，分布在幾乎所有重要行業，新聞界自不例外，而且成為他們公開的門面。
九七回歸後，香港傳媒雖然有右派式微向左傾斜的趨勢，但基本面的多元化結構沒有改變，媒體光譜仍然呈現政治色彩不同的左右排列。中共經營的幾家報紙，如文匯報、大公報、商報，新晚報仍然被市民稱為「左報」，仍然是市場佔有率最低的報紙，在朱□基主政時，曾傳聞北京要求文匯大公合併，以減輕國家負擔，但要求無法執行，左報同時在大陸開發財源，繼續生存。《新晚報》已在1999年報業減價戰中倒閉。鄧小平許諾在九七後可以繼續出版的國民黨報紙《香港時報》，則因財務不濟，早在1993年結業。左派在回歸後的傳媒市場上增加了兩份官方刊物《紫荊》與《中國評論》，加上原有的文匯、大公、《鏡報》《廣角鏡》，形成左派傳媒的主要班底。它們的政治任務是正面宣傳中共政策，擔任批判香港民主派「反中亂港」的攻擊手的，主要是大公報、文匯報與鏡報月刊（因其老闆是政協常委，常出面發言）。
其它非共媒體，包括報紙、雜誌、電臺、電視，基本運作同回歸前沒有大的變化，仍然遵循傳統的專業守則，無論政治傾向如何，尊重讀者的知情權，重要新聞不敢忽略，報導與評論區分，同時，注意新聞的查證和爭議性報導的平衡原則。電臺的叩應節目是香港言論自由一景，只有臺灣的同類節目可以與之相比，聽眾的任何議論批評，直播出街，董建華經常成為嘲弄的對象，這是專制社會不可想像的。在有關中國內地的新聞報導上，雖然有不少負面材料，尤其愛追蹤大陸被禁報導的事件，但並未一面倒的「唱衰」中國。各家媒體或有其偏頗與侷限，未能完全客觀公正，但以全港傳媒整體而言，還是可以大體真實的反映中國的現狀。因此，英國議會九七後每年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檢查，都給予相當的肯定。無國界記者協會2002年的調查，也將香港新聞自由的排名列為一百多個國家中的第18名（美國第17名，中國倒數第二名）。
二、對香港新聞自由的評論
以上對香港傳媒的整體評價，並不否認香港新聞自由出現的倒退與存在的問題，這種觀察基本上是和回歸前的狀況對比而作出的，換言之，香港新聞自由面臨的困境與挑戰，正是與香港從英國管治變為五星旗下的一個特區密切相關。最近發生的五十萬人上街示威反對「23條」事件，引起世界性的關注，焦點之一就是對新聞自由的憂慮。下面對回歸以來香港新聞界議論比較多的若干問題加以評述:
1、自律現象－－新聞界的「自律」，本來是防止濫用媒體影響力的一種自我約束，具有正面意義，但現在香港，「自律」二字已成為新聞「自我審查」的代名詞。某些記者、編輯、專欄作家、主筆、新聞主播，會自覺不自覺地預設立場，劃地為牢，對往昔可以無拘束髮出的報導或評論，在字裡行間打折扣，甚至扣壓不發或加以迴避。內容往往涉及政治的敏感話題，尤其是北京當局強行推銷的一些禁律，如臺灣、西藏的統獨問題，最近的劉慧卿事件是一個新例，在左派的大力圍剿下，許多瞭解她、支持她的人，都不敢出面說話，怕被扣上「支持台獨」大帽子。
自律也來自老闆或上司的壓力，擔心違背上意，職位不保。由於中港之間經貿關係日益緊密，與大陸的關係往往涉及許多傳媒業者的利益，從而對其管轄的媒體獨立性造成影響，有的傳媒主管曾明白指示，對中共領導人的批評，涉及江澤民、李鵬的，不准點名。2000年的南華早報林和立事件，顯示一名記者的獨立報導，令老闆不悅時，可能有的後果。資方作出解職決定時，往往不會直接指責記者的專業工作，而是提出其它的理由。嚴格說來，自律現象回歸前已早被議論，回歸後，這種現象則被賦予某種程度的合理化、制度化。基本法23條的立法，就被廣泛的認為是懸掛在市民和新聞界頭上的一把利劍。
2、中共的軟控制－－如果可以將中共在大陸的新聞控制稱為「硬控制」的話，那麼它對香港則企圖實行軟性的控制，因為受制於「一國兩制」，它不可能在香港採取行政和專政的手段，為所欲為的控制傳媒，要求傳媒和中央保持一致。中共在香港可以和已經嘗試過的方式有:
A、「摻砂子」。派遣可信用的專業人員，滲入重要媒體，掌握目標職能，以便影響和控制一定的新聞導向，並有利於收集北京需要的相關情報；
B、「收買拉攏」。許家屯回憶錄寫過不少統戰新聞界的故事，另一個過去的故事說，一位很有影響力的反共專欄作家，突然變成親共的代言人，原來他接受中方一筆資助解決了燃眉之急。這類事情，當然不會因為回歸而減少。委任報界人物做政協委員（已有七位傳媒老闆馬澄坤、陳永祺、何柱國、李祖澤、吳光正、黃國華、楊瀾任2003年政協委員）、邀請到內地參觀訪問、提供優惠的商機，甚至以女色相誘等等，都是北京的統戰手法；
C、「入股收購」。這是比「打進來，拉出去」更大手筆的方式，香港傳媒在激烈競爭中陷入財務困境是常事，統戰便可乘虛而入，何況中方向來投資海外媒體不惜工本，當然投資方式可以多種多樣；
D、「拒絕採訪」。香港傳媒的大陸新聞佔重要地位，控制大陸採訪權，就成為北京對付香港傳媒的一張牌。被認為不友好或敵對的媒體，就謝絕記者入境，如蘋果日報；新聞從業員，就沒收回鄉證，如凌鋒、黃毓民等。香港記者在北京的冷遇比臺灣記者、西方記者更多。
在中共軟控制得手的傳媒空間，通常可以看到北京的輿論導向，在香港呈現「三反」傾向，即反法輪功、反台獨、反美。反美可以在言論自由的掩護下進行，反台獨可以在民族主義旗幟下推行，假托民意，借殼上市，把臺灣民主加以醜化。唯有反法輪功得不到多數傳媒認同，只有靠親中媒體充當打手。
3、李嘉誠進軍傳媒－－港資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是香港首富，多年來李氏家族在香港商界叱吒風雲，舉足輕重，在大陸投資超過數百億港元，是北京倚重的愛國資本家。75歲的李嘉誠擁有多家上市公司，約5000--8000億港元市值的財富，除了1992年收購新城電臺全部股份外，多年來並不熱衷傳媒。但是2000年起，他透過旗下網路公司TOM．COM大舉投資傳媒，收購大陸羊城報業、三聯生活週刊等8家媒體和臺灣PC Home城邦集團一半股權，在香港則入股亞洲週刊，一年前，曾計畫收購亞洲電視32．75％股權（後放棄）。聲稱要建立「大中華傳媒網路」。
李嘉誠財雄勢大，染指傳媒，引起各方關注。首先，是李氏與中共當局的密切關係。李透過他的親信、Tom．Com的主持人周凱旋在北京高層已建立有力的人脈關係，去年盛傳葉選平、霍英東等人推薦李嘉誠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從未當過政協委員、人大代表，而一躍為國家領導人，雖為李所謝絕，亦可見他在中共眼中的地位。其次，李在新城電臺管理上已有遭非櫚募鍬肌＠鈐(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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