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瑞典的头一年，与其它中国留学生一样，因为学习时间珍贵，加之囊中羞涩，所以极珍重身体。有个头痛脑热的便自行用药,不明病因的便找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一些曾在国内行医多年的专科医生们咨询诊冶，每次效果不错，还省去了许多麻烦。亲不亲故乡人嘛。这些前医学专家们多有一付热心肠，或许是他们一来了解留学生的经济窘况，二来技痒(他们大多在这儿改行做了研究工作)。于是，他们之中总有一些医德高尚、急病人之所急的人，不但免费送医，有时还免费赠药。被医冶者当然感激不尽，送锦旗、红包者倒没有，久而久之成了朋友的却不少。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我们绝不上医院，因此对这里的医疗制度也知之甚少
在女儿来瑞典与我生活的第一年夏天，一个突发事件，才使本人对这儿的医院就医有了初步了解。
记得那是一天下午6点多钟，女儿与几个中国小朋友在附近一所小学校的运动场玩耍，那里有秋千、蓝球场、单、双杠、沙玩以及类似童话的木制小房子等，在国内看来完全是幼儿园设施，低矮小巧，安全可靠。当时我与先生正在准备晚饭，突然间，匆匆忙忙一大群孩子拥着女儿进门，说女儿不小心从一高处摔下，骼膊出问题了。我们急忙察看，见右膊肿了起来，女儿满脸是泪，疼得不能动。我心叫不好，当时第一个念头便是找魏医生，我们的一位朋友，他恰巧是骨科大夫。老魏急我所急，接到电话后，放下手头工作便火急火燎地赶了来。看过后，说手头无设备，无法断定是脱臼或骨折。用了止痛药，说最好到医院去，并安慰我们，即使骨折也不打紧，看急诊，一半个时辰便会处理好
于是我们一家三口就近到了丹德尔医院，这是一家较大的医院。由于平日极少光顾，挂号找急诊室便费了些周折。到了那里两名护士迎出，问明我们是看急诊，二话不说，推来一辆急救车床，让女儿躺上，飞快地推到候诊室。先生和我松了口气，以为这下女儿可以及时冶疗，谁知护士小姐却一脸和蔼地告诉我们：“对不起，你们请稍等一会儿，因为在你们之前有些病人，值班医生还没处理完。”我想这是常情，点头应允，开始等待。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是不见动静。女儿喊痛、喊饿、又喊渴。此前老魏有过叮嘱，说如是骨折，需动手术。这种手术是全麻，所以不要让女儿吃喝，免出意外。我和先生先前因为心急也没吃什么，现在为了以示表帅，当然是陪着女儿不吃不喝，不免觉得饿意阵阵袭来。在女儿的叫喊声中，我们只好轮流教育女儿，从她小时在国内知道的英雄人物，到这里的医院规定，夹七杂八地讲给她听，目的就是让她再忍耐一会儿。说大夫伯伯就来了，来了一切都好了，不痛了不饿了，可以回家了，云云。大有“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味道。但这精神食粮，毕竟管不了多久，我们这一家子饥渴还是饥渴，女儿疼还是疼。
本人实在耐不住，去询问护士小姐，她也是一脸的同情，一脸的抱歉，说医生还没空出来，看着她那副爱莫能助的样子，我们只好再等
晚上10点多钟，护士小姐高兴地通知我们去诊室，又是两名护士推着女儿，我们跟随。医生是个高个子中年男子。看起来和蔼可亲，问明情况，随即开了通知单让上三楼拍片照像，女儿只是手臂受伤，可走可跳，大约在床上躺腻了，坚持要自己走，于是由一位护士引路，我们一行人马浩浩荡荡走进电梯，到x光室拍片子，办手续，等待结果。折腾一气，片子出来，又原路返回。医生告诉我们，女儿是右肘关节骨折。因为她还小，须转到一儿童医院－－古之原医院进行手术。为减轻痛苦，让女儿喝了一口水送服一粒止痛药片
或许医生看出我们的为难，问我们是否开车来的。我直言相告，是乘地铁而来。那时午夜已过，地铁就是有也不会很多，我们又不熟悉路途。医生当即打电话叫出租车，说费用由医院出，并安慰我们他已通知那家医院安排好了一切，不要担心。或许他知道当地出租车司机多是移民，不会讲英语，这位医生竟亲自带着我们七折八拐地出了医院大门，一同等候出租车。然后与司机交待好路线，付了费。见到这瑞典医生对病人如此关照，我和先生的一肚子躁气顿时平了许多。
到了儿童医院，入门处的医护人员便问我们是否从丹德尔医院转来，待把女儿的病历交给她，我看这里几乎没有急诊病人，心想这下总算该轮到冶疗了。谁知护士又是微笑着告诉我们到候诊室等着，叫女儿玩玩具，看图书。我们有上一回的等待经验，既来之则安之，也不大急燥了，陪着女儿，给她讲故事书。平日她最喜欢卡通故事，可那时已深夜两点多，除了痛、饿、渴外，还加了个困，哪里听得进去。无奈只好让她在一张床上躺下。为体现同甘共苦共患难，先生和我也坚持不吃不喝。
盼星星盼月亮，半个多小时后，医生终于出现，也是一位中年男士。他认真的询问了病情，随即告诉我们孩子需要重新照像，似乎不太相信我们带来的片子。我们只好重新开始办手续、拍片、等候，直到结果出来，医生突然发现女儿服止痛药时曾喝过一口水。他认为属于上个医院的误治，应该用肛门栓止痛。并宣布在此情况下不宜麻醉，于是决定让女儿等几个小时，待胃排空，再行手术。护士安排女儿住进一间病房，同时配给我和先生一张折叠床，事到如今只好随遇而安了。
然而躺下不到半小时，护士通知说要手术，叫醒女儿到化验室抽血。负责抽血的是一位年轻的护士小姐，看她紧张兮兮的样子，想起早先这里的一位朋友化验被扎了五六次才找到血管，心里不免紧张起来，女儿本身就已痛不可耐，再多挨几针无疑是雪上加霜。本人不知怎地，灵机一动，开始“恐吓”这位小姐，说女儿血管细小，通常难以找到，请她慎之又慎等等，果然这位护士小姐被我吓住，旋即知难而退，请来一位老护士，姜还是老的辣，果然一针见血，顺利完成采血任务，本人也为“阴谋”得逞而暗自得意。
一位护士模样的女士进来，说要与我们谈谈。谈话中她仔细地询问了孩子的身体状况，甚至对女儿以前的病史、是否住过院、用过什么药、打过什么疫苗等等都一一探究，做了记录。然后征求意见是否同意手术，我忙点头称是，并签了字。她告诉我，母亲可以伴随孩子进手术室，看着女儿进入全麻状态后再离开，并安慰我：当孩子睡去时你会感觉很不好受，不要紧，她仅仅是进入睡眠状态……云云。语重心长，感人至深。也许是中瑞文化差异的缘故吧，以我们的观念接骨手术不算什么大手术，但见瑞典医护人员如此认真搞得我心中直犯嘀咕，不禁紧张起来。
接下来本人装备同医护人员一样，灭菌衣帽，口罩一应俱全，陪着车上的女儿进了手术室，孩子告诉我她并不害怕，但我不知怎的出了一身的冷汗。许是见到四五个医生护士在那里忙乎，叫不出名的各种器具闪闪发亮，手术器械赫然排列吧。揪心地看着女儿进入睡眠，本人出去与先生会合，对他说起我的感受，先生安慰我说，该手术是一般手术，这里医生如此认真，设备又先进，该不会有问题的。想想也有道理，悬着的一颗心慢慢地放了下来。
大约过了四五十分钟，那位主刀医生出来，我们以为手术完毕忙迎上前去，谁知他说因为手术复杂，需要另一名医生的帮助，正在等待之中。这时不但我忐忑不安，连平常镇静的先生此刻也慌了手脚，因为我们知道这手术“复杂”不到哪去，唯恐麻醉出问题，当时真是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
又捱过了一个小时，护士通知我们手术完成了，请我们放心，主刀医生竟主动前来与我们握手祝贺，我们当然也只有致谢的份了。孩子从手术室推出，看到她呼吸平稳地睡着，我竟喜极而泣。那时已是凌晨7点钟左右。就这样女儿手臂骨折处理前后竟用了十多个小时，对我们来说真是可谓惊心动魄，好在有惊无险。
接下来住进病房，便几乎一切是免费的，病人免费吃住不说，还有冰激凌等零食。护士给女儿借来了图书，录音机，童话故事，音乐磁带等，真可谓周到极了。无奈女儿也许是中国肠胃作怪，一概不吃不喝，闹着回家。经与医生商议，定了复查日期、时间，护士送来了所需药品，讲清了注意事项，就OK了。我和先生觉得末免缺了什么，于是再三追问是否需要办出院，付费手续，护士解释一切都妥了，竟连签字也没有一个。算下来我们仅仅花了二百多克郎(合二百多元人民币)的挂号费，后来才知，因为女儿有了这里的“人口号”，住院治疗费用均由政府承担，否则这一切将会是天文数字，据说仅挂号一项尚需上千克郎，所以这里中国学生的父母来探亲，大多提前买好保险以防不测。有朋友讲如果女儿是在学校规定时间内摔伤，保险公司还要支付一笔费用，是否确切，就不得而知了。
经过女儿这就医经历，深感瑞典医疗制度有长有短。在这里只要你有人口号，生老病死、生病住院，均无后顾之忧。瑞典是著名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收入越高，课税越重。如果失业，政府有补贴，能保障你过着正常水平的生活。国家支付医疗费就体现了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再者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到医院诊治，一律平等。几乎每个医护人员都是亲切和蔼，真给人以白衣天使之感，医生对病人更是克职尽责，毫不含糊，认真到极点
但这认真，有时末免透着呆板，比如一个朋友的夫人探亲，长了俗称的“针眼”。手头无药，于是打电话给医院，那时正好在圣诞节新年前夕，许多医护人员将休假，于是她被预约到了半个月之后。试想，到时也许“针眼”自动痊愈，如不痊愈，半个多月红肿的眼睛会有诸多不便。若是病情进一步发展就更糟了。我想如果都是先来先治，碰巧遇到需要急救病人如何是好？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在一些大医院甚至有直升飞机升降台以备救急。一些瑞典朋友告诉我如遇车祸等大出血病人，当然得及时救护，相比女儿的“急诊”那可能得算“急急诊”了吧。
国内来的医生们也常常谈起这里的医护人员手脚一般远不如中国医护人员麻利，原因是他们每天接触、处理的病擞邢蕖５比徽饫镆搅萍际鹾蜕璞傅榷际呛芟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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