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伶那些失去“贞操”的女孩，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成为别人讨价还价的交易物，可伶那些在矿难中消失的“生命”，也仅仅成为别人权力和金钱操作中的附属物──贞操、生命，这些本来完全属于私人，并且对私人最有价值的东西，现在却被别人通过权钱交易轻易玩弄于股掌之间。金钱的逻辑是如此的张狂，权力的面目是何等的狰狞，弱势群体的“生命”和“贞操”是多么的单薄和无助，正义的天平是多么的失衡……
伯林曾经区分过两类不同性质的自由形式，一类是“积极的自由”，即积极地追求想得到的东西而不受限制；一类是“消极的自由”，即消极地防守自己的私域而不受强制的压迫──前者的特征是处于亢奋的进攻状态，而后者则是谨慎的防备和避免状态。很显然，弱势群体的“贞操”和“生命”的自由在正义稀缺的情境下总是处于消极悲观的“防守”状态，而由权力和金钱包裹着的强力意志总是那么贪婪，那么“积极”，不仅强占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且剥夺受害者揭露罪恶的权利。
追求积极自由是权力和金钱天然的属性，而没有权力又没有金钱的人甚至连起码的“消极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自己的“生命”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贞操”任人操作，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私域”却在权力和金钱织成的罗网中失去存在的“底线”，成为权钱共谋的牺牲品──属于自己的却不能自我支配，这意味着“强制”的泛滥和嚣张──强制状态无处不在，这是开放社会最大的敌人。
百万钞票“摆平”一批干警让民女的“贞操”无处伸冤，这是权钱在合谋；行贿上级捂住盖子大施淫威恐吓受害者让“冤魂”永沉矿底，这也是权钱在合谋──权就是钱，钱就是权，权钱可以互相转化相互掩护，试问，在权钱如此强势的背景下，“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利益天平如何能得到平衡，百姓的“生命”和“贞操”如何能得到“积极”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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