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星期四，她在哈佛的亚洲中心作了题为“欺君之术”的演讲。戴晴说，中国人的媒体欺上瞒下，从袁世凯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当时的那份《顺天时报》，尽说他称帝是“民众的愿望”。而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干得更绝，一切的媒体必须为党服务，媒体是党的喉舌。哪届领导人不是“红色皇帝”。1949年后，在“人民当家作主”这句口号下，人民失去了思考权，失去了发言权；最重要的，真正地失去了知情权。
现在有句俗话叫：新闻中只有天气预报是真的。如果你看到媒体宣传上号称“形式一片大好”，那实际情况就是危机四伏了。因为在中国，党控制一切，从国家资源到国家军队，从大众媒体甚至到人民的意见。
戴晴说，毛泽东一上台，就把所有媒体做了大肃清。反党的都被取缔，亲共“进步”的给予保留，中立的都进行改造。并组织了国家级机构“中央宣传部”，专门用于控制人民的意识形态。
毛泽东自己也说，要“枪杆子”、“笔杆子”齐下。当年新中国刚成立时，毛还是很受苏联的控制。为了不得罪苏联，取得它的经济援助，毛泽东不得不给苏联的“特派员”王明一个职位。于是就叫他去做“最没用的事”-- 制定宪法。王明真是很投入地去做了这件事，制定了“人民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等一系列“自由”的宪法。制定完后毛说，“我们有宪法了，它很好看呢。”言下之义“并不好用”。
所以中国从来都是一个领导人说了算，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宪法到现在为止没有用过。例如法轮功，人们只是想为健康炼一炼功，宪法上也是说可以的，但现实是“不”！
到了邓小平时代有所改进。戴晴说，邓在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想在各个领域都进行改革，改正政府的错误，帮助文革受害者。戴晴感到中国有了希望，为此放弃工程师，改行作了记者。当时新上任的“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十分开明，他在新上任不久后，在给《光明日报》的一次讲话中对记者说，你们是深入群众第一线的，作为上级，我只有全力支持你们。那段时间的中国的媒体是少有的繁荣期，但时间很短。
六四后，一切的情况都变了。朱厚泽由于不肯作自我检讨，被罢官。邓小平的几乎所有的改革都停止下来，只有在市场经济方面还在继续，于是就变成了“带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对西方社会的开放也是有过滤性的，进来的都是垃圾，象商业浪潮、性解放等。而好的东西，比如“民主意识”却被挡在外面。我们现在还是没有“思想自由”，媒体的控制和网站的封锁使我们知道的东西很有限。出版自由更别谈了。稍微有一点不符合宣传部的要求，书就会被禁止，报纸被查封，编缉被调换。戴晴说，现在没有一家国内的报刊能登她的文章。象《南方周末》这样还能说点真话的杂志，总编还是她的朋友都不敢登她的文章。有一家刊物斗胆登了后，立即被查封。她本人在十六大召开期间都被公安监视，不许出门。戴晴开玩笑说，现任“中宣部长”丁关根的绰号是“盯关跟” -- 牢牢地“盯”着你，一不服从就把你“关”起来，你要做什么一出门就“跟”上你。
当问到对新的“第四代”领导人有何看法时，戴晴说，她认为这一批人都是在有限的知识和实践中培养出来的。“和蔼可亲”(nice guy)并不说明有能力带领中国进入新纪元。她对中国在近期内民主化不乐观。她说，中国就象安然公司，表面上很繁荣，里面遭透了，甚至比前苏联还糟，只是媒体上不透露而已。
也有学者认为戴晴的观点不具代表性，即使在知识分子中对中国的民主也有分歧，特别是“新左派”。戴晴就此说，人们谈到中国就会想到腐败的“官员”，但他们最没有想到是中国的腐败的“学者”、腐败的“教授”，腐败的知识分子。“新左派”还有一个名字叫“爱国贼”。那些想在当权者这边分点好处的人是什么话都说得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她自我解嘲道，“象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不多，我们很孤独，但不管环境再艰难，也要说真话。”
戴晴说，中国的发展有两根线。一根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这是我们跟台湾共同的地方。所以在台湾发生的，在中国也会发生。还有一根就是共产主义，这跟苏联一样，那么在前苏联发生的，在中国也会发生。不过要等到中国的“普京”出现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不管怎样，中国情况还是有很大的变化。首先，互联网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共产党再封也封不全。还有，海外的华人在变，他们有的有很高的学位，有的很有钱，有的已成为美国公民，他们用自己的能力在不同阶层和方式影响的民主自由。好像《大参考》，凭一个人的力量，就把中国封锁的消息，传给了那么多的国内人民。戴晴说，这些年轻人就是中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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